NO一代年輕人正在分化
懷著中產生活夢想的年輕人在成年的門檻裡奮鬥，不工作、不儲蓄、不結婚、不生孩子的年輕人卻徘徊在門檻之外。這些對「成年」說NO的年輕人，是不想，還是不能成年呢？
長不大的年輕人
不工作、不存錢、不想結婚也不要孩子——即使有孩子，也是由上一代撫養。這是一群長不大的年輕人。
撰稿／汪 偉（記者） 陳 冰（記者）
似成年非成年
「你也是『奔三』的人了」，王凱文的一個朋友建議他考慮存錢買房然後找個人結婚，「總歸要負點責任吧。」
然而，這個網絡公司的程式設計師回答說：「年年二十五。」
這句玩笑話受到了一輪奚落。但他的朋友意識到，再說這個話題就會顯得不禮貌。王凱文生於1979年。事實上，他在上海的朋友大多都忙於「存錢、買房、找人結婚」這三件事情。然而，這並不是他本人的生活態度。作為一個非常熟練的程式設計師，他的從業資歷足以保證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但他頻繁更換工作，而且，工作的時間和賦閒在家的時間幾乎同樣多。放棄積蓄的美德是自由生活的代價。
他的朋友佟令年齡稍長，在張江一家電子資料庫企業工作，2000年來到上海，已經在錦江樂園附近買下了一套面積不大的房子。然而，到現在這間房子還沒有裝修，地上仍然鋪著剛入住時臨時鋪就的塑料布。佟在臥室的一側擺放電腦和電視機，其他地方則塞滿了色彩明亮的玩具和遊戲包裝盒。
「為什麼不去工作呢？找不到6000塊的工作，3000塊也可以啊」，佟令曾經抱怨過王凱文，但也是到此為止。5年來，他自己維持著另一種不可思議的單調生活。把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花在在線ＰＳ遊戲和香港電視劇上。他和在上海的中學同學保持著良好關係，而這個小圈子得以維持的原因是一些不成文的規則，包括避免觀念形態上的交流，也不過問彼此的經濟狀況（雖然偶爾也會有數額不大的借貸發生）。
對他們來說，經濟獨立至關重要。在上海這個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他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並且成了另外一些年輕人的榜樣。
從國際旅遊學校畢業後，由於父母的反對，家在上海盧灣區的黃小姐放棄了自己第一份餐飲業的工作，由於工資原因又主動放棄了第二份工作。今年她已經25歲，她的父母在她這個年齡，已經成家了。然而她現在不得不呆在家裡，間或打打零工。大多數時候她像畢業前那樣，靠父母生活。
「我只是想做我喜歡的工作，我對收入的要求不高，如果可以的話，我也願意多等一段時間再工作的。」過了一會，她又矛盾地說，「我覺得工作代表我有一份正式的收入，能夠獨立生活不再依賴父母。」
按照年齡計算，他們都是「成年人」了。然而，這些「成年人」卻呆在家裡不去工作，工作了又不存錢，還不想結婚。他們似乎真的相信，自己能夠「年年二十五」。今天的社會學家面臨著語言的尷尬，不知如何描述這樣年輕人的生活，也不知道應該給他們的父母什麼樣的建議。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長楊雄說，學者們苦於找不到好的定量方法研究新一代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游離在傳統「成年人」標準邊緣的年輕人。
15年前，王凱文和佟令這樣的生活方式並不存在。在今天的上海卻隨處可見。「成年人」這個含義明確的詞彙在漢語裡指「達到完全發育尤其是在身材、體力或智力方面的人」，社會學則認為「成年」是對經濟獨立、家庭生活和社會責任等的角色的認定，然而，不管是王凱文還是黃小姐，他們輕而易舉地顛覆了所謂「成年」的界定。
有人借用了「ｋｉｄｕｌｔ」這個概念：「ｋｉｄｕｌｔ」是「小孩」（ｋｉｄ）和「成人」（ａｄｕｌｔ）的複合，英文指稱那些生理和年齡都已邁入傳統「成人」階段，卻有著孩子氣的愛好或是生活狀態的人。美國的《時代》周刊為此專門生造了一個詞彙：「ｔｗｉｘｔｅｒ」，認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間，現今產生了一個新興的人生階段，這個階段處於18到25歲之間，在30年前年輕人會在這段時間裡購買了自己第一套房子，組織了家庭，當了父母。現在，時代變了，這段時間成了一段人生責任的真空。這段責任真空中的年輕人，頻繁地更換他們的公寓，不結婚，也沒有孩子。一位社會學家讚美說：「這是一個機會：他們可以享受責任真空狀態的快樂，尋找心靈的寄託，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對他們的評價並不總是這樣樂觀，有一些學者擔心，ｔｗｉｘｔｅｒ沒有長大成人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成年的能力。責任的真空之所以形成，是因為他們逃避了本應承擔的一切。
有關這個問題的爭論，也出現在了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映芳的課堂上。一位加拿大籍學生在黑板上寫下了四個繁體的中文字「孩子氣化」後說，「孩子氣化」是指成年人表現出的像小孩子一樣的行為式樣。他在日本的東京和大阪以及後來的臺灣都看到這個現象，他興致勃勃地舉例說，在上海他也有類似發現。這引起了中國學生的興趣和討論。
曾在日本留學的陳映芳目睹了日本社會憂心忡忡的青少年問題。曾幾何時，這個國家的國民給人的感覺是一群嚴肅的工作狂。然而，陳映芳說，到今天，「孩子氣的日本人」已經成了描述日本人的一個固定套路。在日本流行文化風行不衰的上海，她用日本學者形容日本人的詞「嬌寵」來描述如今同樣出現在上海年輕人那種似成年非成年的狀態：
「他們將要告別孩童的世界，然而，「他們的心理結構中多少將帶著嬌寵的特徵」，陳映芳說，「這個特徵已成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一種印記。」
逃離第二產業
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研究員何培忠也認為，在日本出現的年輕人「拒絕成年」現象，正在中國重演，而上海是這一切最有代表性的縮影：
「在產業社會，為了達到目的，需要忍受奮鬥過程的枯燥和無聊。然而，進入消費社會後，這種枯燥和無聊變得再也難以忍受：如果工作過程本身不能帶來樂趣，像製造業，就再也無法引起青年人的興趣。」
這個說法至少能夠得到部分確定的驗證。上海盧灣區的青少年社工認為，穩定的職業是解決社區青年問題最穩妥的方法。他們並不擔心沒有足夠多的崗位來安排這些年輕人，然而，說服那些賦閒在家的青年人去工作卻異常困難。社工點「小秦工作室」的負責人秦天棟最近組織了一批待業在家的青年去西門子的一條流水線實習，但他十分擔心最後沒人留下來。
「這份工作的工資還是不錯的。但大多數人嫌這種工作枯燥，比較累。」秦天棟說，他推薦的製造業的崗位經常遭到拒絕。待業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家人都認為這樣的工作太辛苦，而且不夠時髦。
即使是服務業，表示願意去超市工作的年輕人也少之又少，因為那裡的員工大多數是他們父母的同時代人，所謂「4050」群體。而星巴克不多的崗位卻供不應求。但秦天棟說，後者不僅數量有限，而且很難錄用這些看上去遊手好閒的年輕人。因此，在他們那些16歲到25歲、待業在家的工作對象中，大多數人仍然日復一日，和他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有的父母雙方都沒有工資收入，靠低保生活。
他們的工作對象之一，父母每月工資加起來只有1900元的胡小姐，已經接二連三更換了幾份工作。她認為，自己炒掉的要麼是「沒有前途」的工作，要麼是不投胃口的老闆。現在她想到業餘大學裡進修，同時找一份工作作為兼職。
「父母不希望我讀書，希望我一有工作就去做」，但胡小姐認為他們的觀念太保守，「我就是想找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做，最好是要那種比較吃香、穩定的，可以讓我幹到退休的那種。」
一名社工介紹說，胡小姐喜歡唱歌，而且唱得不錯。她笑了：「我想當明星。這算不算是理想啊？」
對有些研究者來說，這些年輕人是一種「單身寄生蟲」。他們既不能自立，也不想按部就班地結婚生子，卻依靠父母生活。「小秦工作室」所在的社區裡，不乏18歲從中專畢業就一直「待業」到25歲的案例。然而，這樣的生活態度和職業觀念，卻並非第一次出現。東京迪斯尼樂園裡的清潔工曾創造出邊跳舞邊掃垃圾的工作方式。在日本因人口負增長導致勞動力短缺，青年長期處於賣方市場的時候，最受年輕人追捧的卻是迪斯尼樂園的清潔工、大樓裡的「環保小姐」（保潔人員）、商場服裝導購這些昔日被人看作沒有前途的職位。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千石保在他的名著《「認真」的崩潰——新日本人論》中以此來說明，當一個社會從產業社會進入消費社會，物質富足已經滿足了從前工作的目的：房子、汽車和家電，年輕一代就不再能夠忍受產業社會中規中矩的枯燥程序，轉而需要享受工作本身帶來的樂趣：時尚感以及表演情調。
他把青年人的這種傾向表述為「即時滿足」：從工作的手段中就要得到快樂，而不是通過「忍耐」手段的無聊達到物質目的。
在上海，大商場裡拎著化妝箱包，化著濃妝的高檔化妝品推銷小姐，能夠獲得一些尋找工作機會的女孩子微妙的欣羨。越來越多的服裝、飲食和百貨營業場所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他們確實也像千石保描繪的那樣，在音樂的節拍下一邊高聲招呼客人，一邊扭動身體，一派消費社會「即時滿足」的景觀。
他們和千石保描述的日本青年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共通之處。「年輕的失業者不像是真正的失業者，倒像是休閒期間的自由職業者」，千石保說，「一副混碗飯吃的工作還不是遍地都有的樣子」。
不同的是，日本進入消費社會時首先被拒絕的「公司職員」，對上海的年輕人來說，還是一個有吸引力的職業。上海盧灣區待業的年輕人表示，他們希望未來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坐辦公室，能上網，工資至少每月1500元。
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在那些永遠播放熱鬧音樂的工作場所打過或長或短的零工。所得勉強或根本不能維持開支。這或許根本性地揭示出了今日中國和20年前的日本經濟的不同：雖然同樣是有著淺薄時尚風格的職位，上海提供的收入還不能滿足年輕人對職業的「體面」期待。
中日這種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別，從另一個側面能夠解釋為什麼上海這樣大城市出生的年輕人比其他地方的年輕人更難「成年」。實際上，第二產業仍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但這些崗位現在主要由外地的青年填充。7月29日央視播出的一檔節目說，大量來自湖南等地的中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利用暑期在東莞的玩具工廠裡夜以繼日地製造外銷玩具。這些大多在16歲以下的孩子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在昏沉的睡意中用鋒利的小刀從事加工，每月只有五六百元的報酬，收工後還必須在宿舍裡完成暑假作業。
這是大城市裡的青年很難想像的情景，從而印證了陳映芳的一個判斷：中國「拒絕成年」的城市青年和童工問題同時存在，是經濟高速發展然而城鄉分割的中國社會的特性。上海本地出生的青年最有可能存在「成年障礙」。如果是一個外地年輕人，除非像佟令那樣從事新興的技術行業，否則，「成年障礙」會使他們被競爭淘洗出城市。經過競爭留在傳統行業中的外地青年，必然更傾向於主流的生活和價值形態而如期「成年」。
三十不立﹖
然而，大學沒有畢業的佟令雖然逃脫在工廠流水線和服裝店營業員這樣的職業間進行艱難的選擇，但經濟獨立甚至收入可觀也並沒有讓佟令的父母覺得他長大成人，他在家鄉的同學大多已經結婚成家，他在上海的小圈子卻都一直維持著單身生活。而且和王凱文一樣，佟令顯然也並不將此放在心上。
劉翔，這個33歲的樂器行老闆曾經是一家工作異常清閒的外貿公司的職員，在那裡從事著千石保所言的那種「產業社會的無聊」職業——這或許是他後來為一份教彈吉他的兼職辭職的原因。然而，樂隊和酒吧駐唱的經歷並沒有讓他感到「消費社會」的「即時滿足」，而是讓他感到迷茫和沒有保障的害怕。現在他的事業小有成就，但另有煩惱：父母從不對他的狀態表示支持——他們更希望他能夠像自己年輕時那樣，工作穩定，結婚生子，這常常弄得家裡爭執不休。
婚姻年限的推後已經成了不可逆轉的潮流。上海團市委最近一次青年調查顯示，上海的男性打算結婚的平均年齡在28歲左右，女性在27歲左右。調查分析認為，現在的年輕人與父輩們相比具有顯然的晚婚傾向，且男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同時，「兩性關係已經不能作為『成年』的標準之一」，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長楊雄說，「從兩性關係判斷他們是否『成年』已經行不通了。現在的年輕人，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比從前任何時候都要早，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接受傳統的婚姻關係。」
晚婚的選擇似乎與他們對婚姻的某種潛在的悲觀有關。20．5％的年輕人選擇同意「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這一說法，一半以上受調查者反對「愛情可以創造一切奇蹟」的理想主義說辭，還有38．8％總體上對婚外戀持默認寬容的態度。現實生活的磨合加劇了對於愛情的考驗，或者說，這種考驗降低了傳統社會中婚姻「神聖」意味，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未婚同居現象的普遍出現。上海的調查中，34．8％的年輕人表示贊同「婚前性行為會有助於適應未來的婚姻生活」。日漸普遍的未婚同居進一步模糊了婚姻和非婚兩性關係的界限。
「沒有區別。」經歷過長期婚前同居，很多人這樣評價結婚前後的區別。對那些經歷了同居的年輕人來說，婚姻前後的唯一的區別可能是，他們將決定是否或什麼時候迎接下一代的誕生。
晚婚必然帶來晚育。計劃要孩子的平均年齡在上海是29．7歲，約60％的人認為理想的孩子數量為1個。經濟壓力太大67．1％成為影響年輕人不願意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牽扯精力」、「影響工作」、「經濟能力有限」以及「影響兩人世界」等等原因，使生孩子變得越來越令人畏懼。剛剛結婚的王萍和鄭毅正努力償還買房的貸款。他們還憧憬一起出國攻讀研究生，回國後重覓高薪職位。他們達成了至少5年內不考慮生育的默契。
「我們自己幾乎還是孩子呢，完全不能想像怎麼去為人父母。」27歲的王萍笑著說。
「我們這一代人其實是父母的『枷鎖』，他們負責我們的成長、教育、就業，一直操心到結婚為止。但是，我們這一代人負不起這種責任」，鄭毅認為，自己和妻子有更激烈的競爭，也有更多選擇和更精彩的生活。
「丁克家庭」幾乎是和未婚同居現象同時大量增加的，但前者需要更大的勇氣。上海出現了丁克家庭組成的″丁克俱樂部″。很難說這是希望分享兩人世界以外的精彩，還是尋找相同價值觀念的支撐。他們行事低調，記者的採訪遭到了拒絕。
在婚戀這片總體看來禁忌日漸消退的領域，卻以近乎滑稽的形式上演著另一種「成年」的悖論。那些擁有「朝九晚五」的辦公室工作的年輕人，兩性交往能力和時間都在萎縮。他們的父母出於對他們不能「適齡」成婚的焦慮，放棄了「不幹涉子女婚姻」的開明父母的形象，用各種各樣的形式，替子女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媒體上不斷出現「代子相親」的報導。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甚至形成了集貿市場一樣的「代子相親」的場所。父母們將子女的情況做成卡片，彼此交流，有條件相當的人選就交換聯繫方式，以供子女日後決定是否繼續交往。
這似乎是現代生活的壓力造成「成年」障礙的例證，但更像是證明了美國學者們的憂慮：有時候，處於「責任的真空」狀態的年輕人與其說是「拒絕成年」，不如說他們喪失了「成年的能力」。
「孩子氣」的父母
很多家有「成年」子女的上海父母對近幾年出現的一些問題的煩惱程度，甚至超出了對青春期子女的擔心。一位心情糟糕的家長向楊雄諮詢說，孩子把女朋友帶回家同住，舉止親暱，這讓他十分苦惱。
「還沒有結婚就這樣？太過分了。」這位父親訴苦說。然而奇怪的是，這位家長並沒有嚴辭禁止自己的孩子。這似乎才是時代發生變化的真正徵兆。千石保就曾激烈批評過日本的父母與子女的交往方式：「在家庭中，每個人都躲在自己的屋子裡，有自己專用的電視、電話，開闢出只屬於自己一人的空間」，有的家長發現女孩子出現了「援助交際」和出售自己的內衣的荒唐行為，竟因為不願與孩子發生衝突而佯裝不知。在一次日本、德國和美國共同進行的青少年調查中，64．6％的日本父親對孩子沒有命令和管束，而在美國和德國這一比例高達81．7％和86．4％。千石保認為這使得日本家長的權威掃地，而且整個社會喪失了「必須如何如何」的絕對價值，從而使得日本3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中形成的社會價值毀於一旦。年輕人不再像從前那樣，順理成章地承擔「成年」社會的責任。
而中國的研究者認為，中國這種兩代之間的怪異關係早已因為「獨生子女一代」出現了苗頭。當這一代人成長進入職業狀態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失業狀況。清華大學博士生呂鵬新近完成的一份題為「他們不再是孩子了」的社會學報告中，一位母親說到她在工作上屢屢失敗的孩子說：
「這孩子不太做家務，小時候不讓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會吐。瓜子也不會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給他。飯也不會做，襪子也不會洗，從小什麼都沒讓他做過。總之別人幹得下來（的事），他就幹不下來。」
這種抱怨其實在20年內都屢見不鮮。但當已經進入所謂「成年年齡」的年輕人職業失敗後，生活上仍完全依靠退休的父母時，才開始引起恐慌。從前認為獨生子女成家立業後將無一例外面對所謂「421」的家庭結構，即兩個年輕夫妻要承擔四個老人的養老，同時還需要養育至少一個子女。但呂鵬認為，現在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另外三種情況：（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住在父母的房子裡，這種現象被稱之為「啃老」；（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同時和父母分居；（3）進入結婚年齡甚至晚婚年齡的青年會同居，但不會選擇婚姻和子女。
即使獨生子女一代進入了婚姻，迎來了下一代。同樣身為父母，獨生子女一代和他們的父母相比，明顯出現了觀念形態和行為模式的變化。2004年，上海市社科院進行的「獨生父母」的調查分析顯示，獨生父母的家庭結構以三代同堂為主，隔代撫養非常普遍，近一半的獨生父母家庭的兒童是由祖輩照管。在「四二一」的獨生父母擴大家庭中，權力最大的並不是年齡最大的家長，而是年齡最小的第二代獨生子女。
這些「孩子氣的父母」的問題，看來還有傳遞到下一代的趨勢。那些還沒有當父母的「孩子氣」的年輕人呢？他們的問題現在就亟待解決，卻看不到什麼解決的辦法。（施佳、胡樂野對此文也有貢獻）
流行文化之kidult風潮
「ｋｉｄｕｌｔ」，長不大的成年人。ＮＯ一代過著不婚不生不立的「三不」生活，服飾舉止都帶著「卡通」傾向。
撰稿／錢亦蕉（記者）
卡通一代
「追看動畫片《灌籃高手》時，我24歲，在讀研究生，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經工作，但他們跟我一樣瘋狂地迷戀這個片子，有的跟著電視播放看了兩三遍，還有的買了碟片收藏。當時這樣的行為還遭到某些人的嘲笑，後來隨著《蠟筆小新》、《櫻桃小丸子》等等動漫的風靡，『成人動畫』的概念越來越流行，成年人喜歡動漫也就不足為奇了。」小Ｂ說。她認為7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年期經歷了動漫轉型的洗禮，使得他們或多或少地帶著「孩童化」傾向，而80年代出生的一代，幾乎從小就受到動漫深刻的影響，是真正的「卡通一代」。
在朱大可與張閎主編的《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中，殷羅畢這樣解釋「卡通一代」：自小以卡通片為主要精神食糧而長大的一代人。現今，他們大都已成為新世紀的一代青年，但在心理和行為上依然帶有幼稚化的特質，多少也與他們成長期的卡通背景有關。事實上這批人即使成家立業後仍然是卡通文化的消費者，因此也可稱為永遠的卡通一代——他們中有多少人也屬於ＮＯ一代？
廣義的「卡通一代」基本上與國外流行的「ｋｉｄｕｌｔ」概念相仿，很多正是我們所定義的ＮＯ一代。他們過著「三不」（不婚不生不立）生活，服飾舉止都帶著「卡通」傾向。「卡通」在漢語裡，既可以作為名詞用，指動畫，也可以作形容詞，形容動畫形象的、幼稚的、童真可愛的。總之，卡通一代，首先與動漫本身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現在，喜愛動漫的人群平均年齡正在增大，據上海炫動卡通頻道的收視調查，原先7－14歲是卡通的主要收視群體，如今15－34歲的群體正在成為主導，其中25歲以上的觀眾也佔有不小的比例。在日本，你可以看到地鐵上很多青年人都專心捧著漫畫書閱讀，這樣的情景在中國的都市裡也已屢見不鮮。日本「成人卡通」（非指少兒不宜的那種）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多適合成年人觀看的動漫，比如《東京愛情故事》、《流星花園》、《頭文字Ｄ》，直接培養了成年人的動漫興趣。而越來越多的「ｋｉｄｕｌｔ」，增加了這方面的需求，使得更多的「成人卡通」消費品得以存在發展。比如，炫動卡通就專門針對白領青年推出了8點檔的「追炫白金劇場」，播出搞笑版《Ｑ版三國》，還有唯美的青春偶像動畫《雲端的日子》等等。頻道負責人認為只要培養了卡通收視習慣，年齡並不是問題。
由於對動漫的迷戀，「卡通一代」身上或多或少留下了卡通的痕跡。比如他們會對著蟑螂叫「小強」，說話像蠟筆小新一樣甕聲甕氣，包包上吊著各種動漫小飾品，還有，聽到「狂暈」的事情，總遺憾自己的腦門上不能出現「一滴汗」。他們的很多言行都不可避免地帶上動漫人物的色彩，表情特別豐富。「卡通一代」是動漫產品消費的主力軍，資深一點的動漫迷平均每月花費在動漫上的錢不下百元，如果算上衍生產品，那就更加驚人。商家聞風而動，更推動促進了這股流行文化的ｋｉｄｕｌｔ風潮。
虛擬世界
「我兒子27歲了，每天下班回來吃完飯，就蜷縮在電腦前打遊戲。剛開始，我想他工作也蠻辛苦的，回來玩玩就玩玩吧。可是後來，我看他除了遊戲，什麼事都懶得幹，而且玩到深更半夜，要影響身體健康的呀。我就讓他少打打遊戲，他不聽我的，關起門來自顧自打。現在他有女朋友了，我想這下好了，他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誰知道，那個女的也喜歡打遊戲，雙休日兩個人也不出門，就窩在家裡打電腦遊戲。人麼，還是像小孩一樣，婚麼，也不想結，這可怎麼辦啊！」趙媽媽說起兒子，滿心焦急。她實在弄不懂那些電腦裡的假的東西，有什麼吸引力，就讓兒子無法抗拒、深陷其中呢？
除了動漫，喜愛電腦遊戲是「卡通一代」的另一個「孩童化」特徵。街機、ＧａｍｅＢｏｙ、ＰＣ遊戲、網路遊戲，席捲整個世界，正在讓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遊戲一族。與卡通一樣，遊戲在傳統觀念中也是小孩子的專利，可是現在，很少有人還會堅持這個觀點。電腦遊戲特別是網路遊戲的普及，讓人們看到了適合不同性別和年齡的遊戲，也讓開發商看到了可觀的市場。伴隨著遊戲文化的是遊戲廠家的風起雲湧。
實際上，目前的ＰＣ遊戲和網路遊戲，大多數是成人遊戲，像ＣＳ、魔獸等等，充滿血腥殺戮，都很不適合少年兒童玩。近日，文化部遊戲產品內容審查委員會，公布了第一批適合未成年人的網路遊戲產品名單，包括盛大網絡的「泡泡堂」、「夢幻國度」、「三國豪俠傳」，新浪ｉＧａｍｅ推出的″野菜部落″，還有五子棋、中國象棋、圍棋等益智休閒遊戲。獲得首批認可的綠色健康網遊總共只有10個，而實際活躍的網遊有近百個，可見網遊早已成為成年人的遊戲。然而，由於遊戲本身所攜的特徵，又讓那些沉迷於此的成年人帶著「孩童化」傾向，成為「ｋｉｄｕｌｔ」。
卡通與遊戲有一個共同特徵——虛擬世界。如果一個人不能面對現實，把握自己真實的人生，而沉浸在虛幻的想像世界中，那麼他就不可能完全成熟，真正長大成人。可是，這樣的「ｋｉｄｕｌｔ」正越來越多，讓廠商們看到了這類消費品流行的希望。
時尚標記
卡通一代的成長（他們正在成為最有時尚消費力的一群），改變了時尚的風向標，他們與商家共同推波助瀾，讓「ｋｉｄｕｌｔ」風潮在近年來成為時尚標記。
◎ 圖書
如果到街上的書店逛一圈，就會發現「青春讀物」已成為暢銷書櫃檯的主客了。什麼是青春讀物呢，它們的故事不是武俠奇幻就是校園愛情，它們的封面一般都是卡通和淡彩，它們的標題一般都有點非同一般。比如《貓的誘惑》、《誰能陪我看煙花》、《畢業那天我們一起失戀》、《動什麼，別動感情》、《那小子真帥》、《你轉身，我下樓》、《血薇》等等，數不勝數。它們的讀者對象大部分為80年代生的卡通一代，而圖書從內容到包裝也幾乎就是為這批人度身定製的。唯美的配圖幾乎是這些書的必需品，但過於雷同的題材和包裝也會讓人無從選擇。然而，這些書在卡通一代中確實賣得不錯，一些作者被萬人追捧，成為青春偶像。
◎ 服裝
「ｋｉｄｕｌｔ風潮」在服裝上體現得最為明顯，韓系、日系的服裝一般都以「卡哇依」（可愛）風格為主流。迪斯尼、Ｈｅｌｌｏ Ｋｉｔｔｙ的服裝早已不局限於兒童，已有了針對「ｋｉｄｕｌｔ」的設計，一般都比較活潑和運動，比如帶米老鼠頭像（只是形狀）的網球裙等等。迪斯尼甚至還推出了卡通得像玩具一樣的「彩妝盒」，特別吸引小女生的喜愛，同樣令女性白領動心。
動漫文化也折射到普通的Ｔ恤，玩偶塗鴉和純真風格受到越來越多的追捧。這些服裝顏色鮮亮，胸前印著卡通人像和富有童趣的圖像，可愛溫情的常常會得到女生的青睞，而奇特有趣的往往會吸引男生。最近從韓國流行而來的手繪Ｔ恤，則讓卡通一代有了更大的自我發揮的空間。
◎ 飾品
如果說動漫鑰匙扣、卡通手機鏈、動漫人物像章和卡通文具是卡通一代標誌性的飾物，不足為奇。那麼，各大奢侈品品牌推出的卡通飾品足以顯示出「ｋｉｄｕｌｔ」風潮的力量了。想想，當卡通與與珠寶、水晶、綢緞、名表等聯繫在一起，登上Ｔ臺，那將是怎樣的美妙景象？
在周大福，《灰姑娘》中的南瓜車、水晶鞋，《阿拉丁》中的神燈，愛冒險的小美人魚，善良的白雪公主……這些深受人們喜愛的卡通人物被打造成優雅的鑽戒、精巧的吊墜。Ｄｉｏｒ推出了甜心家族，共包含大耳狗、泰迪熊及無尾熊三款可愛娃娃。Ｐｒａｄａ的「Ｔｒｉｃｋ」鑰匙扣以及機器人圖案配件系列更是把卡通時尚帶給了優雅的男士們。頂尖品牌ＢＶＬＧＡＲＩ推出了一隻米奇老鼠腕錶，據說售價5萬元人民幣。ＬＶ最近還推出了可愛櫻桃包（包括皮包和皮夾），吸引了眾多「ｋｉｄｕｌｔ女性」。
當你看到幾米漫畫中的各色「布瓜」成了項鍊的可愛吊墜，難道你不心動嗎？有句話說得好：裝嫩不丟人，裝嫩是時尚。
終結「單向度青年」
百年來中國「青年」的角色規範和意義結構崩潰了。
年輕人發生了分化。
撰稿／汪 偉（記者）
年輕人在分化
出生於1978年秦天棟是盧灣區一個社工點的負責人，同事的年齡大多比他還小。作為上海市政府購買服務的青少年社工，他們的職責是把處在社會邊緣的社區青少年重新帶回正常社會中來。他們通過電話和上門走訪的形式，為那些16到25歲之間的社區青少年提供心理、生活和就業方面的服務。
秦天棟和他為數不多的同事服務的對象是驚人的1000多人，其中800人左右閒散在家或通過打零工度日。這些處於無業、失業或者半失業狀態的年輕人，都是獨生子女，絕大多數學歷不高，畢業後與處境同樣不好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上午九點多，我們上門走訪，有時候工作對象的父母、工作對象和他的女朋友都沒有起床。」一個年輕的社工說他遇到過這樣的尷尬事，「他們也不要吃好，吃飽就行，在網吧上網，通宵只要7塊錢，生活成本不高。」
這種工作需要難得的耐心。脫離主流社會體系的年輕人問題，讓全世界都市社會都頭疼不已。但社會學家可能對年輕的社工本人和他們的工作方式同樣感興趣。社工在工作中扮演了傾聽、勸導和撫慰的角色。但實際上，被勸導和撫慰的對象很多與其年齡相仿，因此，這樣的情景並非過去常見的同齡朋友之間互相傾訴心聲——對社會學家來說，這些年齡接近的年輕人，觸目地處在某種社會功能的兩端上：一端是成熟、有經驗、代表著「成年社會」的主流價值，另一端卻顯得幼稚、缺乏自控、遠離了「成年社會」的價值標準。後者在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千石保看來，可能是中國大城市裡「成年」社會價值觀發生劃時代逆轉的前兆。
過度角色化
這種逆轉看來的確有跡可循。中國百年來的歷史，所謂「青年」的概念，從未像今天這樣模糊不清。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映芳說，百年來，中國社會歷來對「青年」有一種特別的期待，如果「青年」不願意承擔這種期待，青年群體與社會就會有摩擦、衝突，而當他們特別順從的時候，回報就可能特別多。1949年，中國社會認為50年來年輕人改變了國家的命運——這一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喊出了「青年萬歲」的口號。
毛澤東的口號，是中國對那些實現了社會期待的「青年」所給予的最高政治回報。然而，陳映芳認為，作為一個個的個體的、生命體的年輕人，他們向社會索要的權利和欲求，卻從來沒有被真正滿足。
「當初『五四青年』獲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時，社會認可的是從國家本位出發的青年對社會的義務、對國家的職責，年輕人自己從個體本位出發的、他們這個年齡層次的獨特的權利和需要，像戀愛自由，社會從來沒有好好地加以認可。」陳映芳說，而此後，「五四青年」一路演變為「抗日青年」、「進步青年」、「民主青年」，再到1949年的「革命青年」，中國「青年」的角色意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稱呼中對青年的單向度角色期待卻一直不變。
在這種單向度的角色期待下，「青年」角色最終「過度角色化」了。「『過度角色化』是指青年扮演社會所期待的角色，其他方面的社會化內容受到擠壓甚至被耽誤。」陳映芳說。
她曾將1949年以後一直到文革爆發前《中國青年》雜誌裡面專題討論的主題列成一張表，發現其中實際都在討論「什麼是『革命青年』」的問題。凡是表示質疑、不解的年輕人，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反彈，統統被作為錯誤思想加以批判、否定甚至懲罰。
「文革結束後，中國近百年來的『青年』角色類別出現了意義危機和功能衰退。當時，『搶救這一代年輕人』成了不少人和組織的頭等大事。種種青少年的現象及文化一一被問題化，比如崇洋迷外、自由戀愛、脫離單位組織領導等」，陳映芳說，「搶救」與「拒斥教育」，雙方像拉鋸戰似的，年輕人不願承擔「青年」這個角色的時候，摩擦如此劇烈，以致他們喊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口號。
然而，1980年代的親歷者認為當時的氣氛並非都是關於角色承擔的摩擦。一位1986屆的大學生回憶說，「青年」在她讀書的那個時代仍然是最光彩照人，富有理想、正義感的形象，並常常感動於「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式的口號。她覺得今天的年輕人已經喪失了這種熱情和襟懷，令人擔憂。
在社會學上，她的感覺可以歸結為：一種「青年」的角色規範和意義結構崩潰了。
千石保的預言
千石保在《認真的崩潰——新日本人論》一書中，考察過日本社會和年輕人的逆轉。「20世紀70年代初之前，日本人的理念是追求西化、追求現代化，追趕和超越歐美發達國家。那時的倫理是努力、忍耐、自我犧牲等。簡言之就是『認真』」， 千石保說，「認真」這一工業社會的意識形態，支撐著日本人二戰後從「三種神器」（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到後來的「3Ｃ」（空調、彩電、汽車）的生活追求，在30年「猛烈」（意指拼命工作）的生活態度下，忍耐了30年產業社會各種事務性工作的枯燥和無聊，使日本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達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然而，1997年千石保到中國大學作報告時說，「忍耐」的價值觀在日本已經土崩瓦解。「『人不該忍耐』是隱藏於日本青年內心深處的價值觀。青年人不想忍耐，只想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他們儘可能迴避眼前的困難。」當中國的聽眾對此表示困惑不解，千石保警告說，隨著中國走向富裕，10年後青年中同樣會出現「認真的崩潰」。
1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的年輕人還只是感受到了相對意義上的富足：上海最普通的家庭，短短10年內都普及了常見的家用電器（當然，發達國家為此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但時間已經證明了千石保預言準確。1999年，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陳映芳從日本留學歸來，一方面驚詫於中國似乎並無深深困擾日本社會的青少年問題，一方面感到學無所用的苦惱。然而，她轉治城市化問題數年之後突然發現，不願成年的「成年人」在她生活的上海突然泛濫成災，只是問題的複雜性在於：
「一部分年輕一代『成年』時間越來越晚，逃避成年的責任和價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的同齡人和成千上萬的外地青年還帶著中產生活的夢想，希望通過個人奮鬥實現自己的目標」，陳映芳說。
通過「個人奮鬥」達到「中產生活」，這個工業化和城市化時代成年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懷著「中產生活夢想」的青年，仿佛在重演經濟快速上升時期的日本人的價值觀——「認真」、「忍耐」、「猛烈」。學者們期待這能夠推動中國城市中產階層的形成，構築起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將其視為中國改革成敗的關鍵。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另外一些年輕人同時又在重演另一種價值觀——「消解認真」、「不再忍耐」。那是日本社會從產業社會轉型到消費社會後的價值形態。
看不到終點的青春期
1990年代「青年」價值的崩潰，首先可能是社會對青年的「角色期待」的轉向：從梁啓超時代開始，百年來高度政治化的「青年」角色期待，到1990年代以後突然變成了對經濟的和愉悅生活能力的期待。雖然高考主導的教育體制一度使升學變成了對青少年的角色期待——這使得1990年代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面臨著「孝子賢孫」和「革命青年」一樣過度的角色化過程——但多少地，因為高校擴招和大學生就業難，這一期待現在已經略有緩解。1980年代留學生被要求出去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後回來報效祖國，一去不回的人因為逃離這個「青年」角色，讓中國社會感到憤怒。而1990年代年輕人如果出國留學不回來，他內心不會很痛苦，社會也不會對他有什麼制度上的制裁或道義上的譴責。到21世紀，大量的留學生在出國之前就抱定了回國就業的念頭——但這可能和國人對「青年」的角色期待無關，而只是中國經濟的增長的一個表徵。
根據美國現代語言協會（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統計，日文與中文學習現在都越來越受到美國學生的歡迎，然而學習這兩種語言的原因卻很不同。2005年學習中文的原因或許和15年前美國人學習日文的熱情差不多，很多人覺得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文對他們未來的職業發展有幫助。學習日文卻是為了能看懂日本的動畫片。
日本發生經濟衰退後，人們不再認為日本的公司管理和經營模式是唯一高效的標準，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隨著日本電器進入世界各國的日本漫畫和動畫片，仍保留了獨一無二的吸引力。陳映芳認為，日本流行文化風行世界，和世界性的青年「孩童化」傾向有關。
「想撒嬌，扮天真，希望你溫柔一點——中國的『哈日族』們的這種表現，並不是真正心儀日本風情，而是不願放棄他們體驗中的孩童世界」。陳映芳說，「 日本的青年文化中，『可愛』是服飾最基本的時尚符號，也是青春偶像的共通的特徵，而這本是小孩子希望從大人那兒聽到的一句讚美之詞。」
「青年」們告別過度角色期望，拒絕從前的「青年」價值而趨向保守甚至冷淡，在亞洲和歐洲的發達國家中似乎殊途同歸。不同的是，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的教授克勞斯·胡勒曼說，過去的7年中，在自我確定、生活享受和創造性這些德國青年曾與他們的父母觀點一致的後物質化價值，如今有所淡化並轉而傾向於他們的祖父母的價值：勤奮、安全和秩序。而在日本，成人社會抱怨青年對任何事物都不反抗，毫無從前青年意氣相投、高談闊論的朝氣。這些身體好、有風度、性格溫順的年輕人不要升學、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資，也不要社會地位的現象，以及常常發生的殘酷刑事案件，尤其讓日本社會憂心忡忡。
中國的青年似乎折衷了德國和日本現今的「青年價值」。過度的角色化期待1990年代開始轉變後，雖然上海這樣的都市裡出現了價值虛化後的「青年」價值空洞，但陳映芳說，還沒有完成從工業社會向消費社會轉變的中國，有過早進入成年社會的童工，另一方面存在著「不願成年」現象；同樣是低學歷青年，城市年輕人的擇業力求時尚，外來青年正從事他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第二產業，而高學歷人群在就業壓力下，越來越多的人試圖留在校園。這些發達國家在幾十年裡依次出現的現象，同時出現在上海這樣的都市，使所謂「青年價值」、「青年角色」、「青年問題」變得十分複雜。
年輕人發生了分化。分化的門檻就是那個工業化社會的「成年禮」——它既意味著「個人奮鬥」的價值認同，使一些年輕人看到了從前沒有的實現夢想的機會，它也意味著上班族刻板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成家立業」這個方面，靠攏了中國最傳統的道德文化。最終，有一些年輕人決定，拒絕或者儘量延長這個「成年禮」的到來。
儘管這個問題如此重要、複雜而且敏感，但相關研究既缺乏注意也缺乏經費。千石保曾因為進行了日本和美國青少年價值觀的比較調查研究轟動一時，但克勞斯·胡勒曼現在抱怨，歐洲範圍內的可比性調查太少。而曾與千石保合作進行中日青少年對比調查的何培忠說，苦於經費不足，他現在無力進行青少年問卷調查。不管怎麼樣，學者比公眾更加焦急。陳映芳在馬家爵事件中看到了「過度角色化」的苦果。而實際上，這個事件馬上引起了更多的人對日本一些著名的青少年罪案的聯想。
轉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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