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檢索的公開的判決書，在部分省（直轄市）分布。 （何籽/圖）
67.5%的涉黑樣本村官屬於由「紅」變「黑」型；42.5%的涉黑村官是靠暴力或賄選等不正常手段來獲取了農村政治的治理權。
一場打擊農村黑惡勢力的專項行動正在全國多個省市開展。
不久前，中組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印發了《關於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通知》。通知裡明確要求，「特別要集中力量查處群眾反映強烈的涉黑涉惡案件」。
該文件將其中的一個問題指向了村官涉黑涉惡。然而，涉黑村官是如何當選村幹部的？什麼樣的村子容易涉黑？村官們又是怎樣與黑惡勢力勾連牟利？南方周末以既有的農村涉黑判決書為樣本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在司法公開的背景下，截至201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記者一共提取了自1992年至今的146份網絡可查的農村涉黑的判決書。這些判決書一共來自全國18個省（直轄市），判決書中均明確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定罪。雖然不能概括農村涉黑的全貌，但也能管窺農村涉黑的生態。
樣本統計顯示，在農村涉黑案件中，約有三成村官參與涉黑。涉黑村官中，22.5%的村官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包裝而成的；67.5%的村官上任後，為了控制鄉村搖身一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還有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替村官打擊政治對手，幹預農村村官的選舉。
從罪名來看，除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之外，涉及命案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佔15%。其他定罪罪名出現頻率比較高的有：尋釁滋事佔83%、敲詐勒索佔80%、聚眾鬥毆佔31%、非法拘禁佔26%。
67.5%的涉黑樣本村官屬於由「紅」變「黑」
2014年7月23日，被指控為農村黑社會性質頭目的舒建軍在武漢市中院受審。檢方指控：8年前，他帶領黑社會性質組織團夥在村委會選舉的前一天將一名農村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砍死。
事實上，農村選舉不僅被黑惡勢力幹預，有一些村官則直接蛻變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
多名研究者也認為：現階段我國農村政權組織涉黑化傾向明顯。樣本中，村官涉黑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村官蛻變成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一種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被包裝成村幹部。
研究者將前者稱為「由紅變黑型」，後者則被稱為「由黑變紅型」。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樣本後發現，22.5%的村官屬於由黑變紅型，67.5%的村官屬於由紅變黑型。那麼這些涉黑組織的頭目是如何當選村官的呢？樣本顯示，42.5%的涉黑村官是靠暴力或賄選等不正常手段來獲取農村政治的治理權。
一些「兩勞」釋放人員刑滿釋放、解除勞教後，拉攏村裡的閒散人等和一些「狠角色」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之後再依靠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選舉，然後用暴力手段打擊競爭對手，對有選舉權的村民進行暴力和賄賂並用的策略。當選村官後，再向「保護傘」行賄，以尋求庇護。
2012年5月被判刑的楊需權就是「由黑變紅型」的村官。身為兩勞釋放人員的楊需權，因為勢力大而當上了河南省鞏義市魯莊鎮外河村的村主任。有證人在法庭指控，在成為村主任之前，楊需權就是鞏義市的「黑社會大哥」。
司法文書顯示，廣州市白雲區鍾落潭村的村主任和村支書也是「由黑變紅型」的村官。該村村主任朱健康和村支書曾令展在上任之前都是村裡黑惡勢力的領頭人。「在選舉時，他們會派手下到每家每戶派一袋米、一支食用油或每名有選舉權的村民100元，然後將村民的選民證沒收，在選舉當天安排手下憑選民證領取選票，填寫兩人的名字。」村民們說，如果村民不選他們二人，曾令展就會指令弟弟曾令洲使用各種手段脅迫村民就範。
有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甚至還幫助村官進行選舉。綽號「白眼良雲」的吳良雲是浙江溫州鹿城區七都街道人，曾因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入獄。刑滿釋放後吳良雲收買、拉攏七都街道六個村的刑滿釋放人員及社會閒散人員組成了黑社會性質團夥。
2011年初，吳良雲派手下幹預農村選舉，使與自己關係較好的候選人唐長星當上了七都街道板橋村委會主任。判決書顯示：「吳良雲的手下利用其組織淫威、強勢地位插手基層村民自治組織選舉」。為了確保選舉萬無一失，在選舉時吳良雲還派手下打擊報復不支持唐長星當村委會主任的村民。除此之外，吳還糾集了十餘人前往選舉現場為唐長星助威。
更多村官涉黑走的是「由紅變黑型」的路線，甚至連「國家級文明村」、「全國民主法制示範村」裡的「省人大代表」擔任的村官也墜入涉黑案件。
比如，河南鄭州金水區柳林鎮馬頭崗村的村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花二軍不僅是河南省人大代表、河南省勞動模範，還頭頂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等耀眼光環，竟然也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
包括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在內，判決書上一共列舉了花二軍的11種罪名。自1994年以來，花二軍網羅馬頭崗及周邊地區「兩勞」釋放和社會閒散人員，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逐漸形成了以花二軍為首，以其他四名村幹部為骨幹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2008年底，為了使自己連任村幹部，花二軍糾集數十名「兩勞」釋放人員和社會閒散人員在選舉現場對村民進行威脅。為了起到真正的震懾作用，花甚至還將120急救車停在了選舉現場。
（何籽/圖）
78%的涉黑樣本村官壟斷行業或市場
不管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自己做村幹部，還是村幹部利用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農村，他們一方面通過暴力和賄選的手段獲得農村政治的控制權。另一方面，等黑惡勢力上臺後，再利用壟斷、職務侵佔甚至開設黃賭毒場所來回饋黑社會性質組織。
從樣本中的涉黑內容來看，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主要斂財手段是壟斷某行業或某區域市場，涉及78%的涉黑村官；80%的涉黑村官參與敲詐勒索；31%的涉黑村官搶佔農民土地和開設賭場牟利；19%的涉黑村官涉及貪汙或職務侵佔；12%的涉黑村官涉及非法開採當地資源；甚至還有10%和7%的涉黑村官分別組織、保護賣淫和製作、販賣毒品。
黑惡勢力不僅可以用暴力手段控制村委會，還以上訪來逼迫村支書下臺。河南商丘虞城縣宋集鄉馬店村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為了掌控村委會，其頭目馬明輝便帶著骨幹分子到商丘市睢陽區檢察院舉報村支書劉某的貪汙問題。但是劉某的問題並未達到刑事立案的標準。為了逼迫檢察院追究劉某的刑事責任，馬明輝等人先後到多地打條幅上訪。
廣州市荔灣區石圍塘街山村有8名村幹部參加同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其中有三任村支書。這個黑社會性質組織是圍繞南方茶葉市場建立的，該市場是全國最大的茶葉專業批發市場和集散地。
這個陣容龐大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打著為村民謀福利的幌子，用暴力手段獲得了南方茶葉市場及周邊市場的管理權並壟斷了茶葉搬運業務。之後，該組織開始抬高搬運費。違法所得被用於支持該黑社會組織的生存，這些錢還被用來支付組織成員被公安機關羈押的「安家」費、傷害他人的「補償費」等。
盤踞在南方茶葉市場的這個黑社會性質組織，存活了16年，歷任三屆村支書都紛紛參與涉黑。2013年8月，這個黑惡勢力團夥被廣州警方搗毀。
長期被黑社會性質組織控制的農村，還有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區鴨園鎮向陽村。自1992年以來，向陽村的村主任王平以向陽村村委會及其虛報註冊資本成立的嘉豐藥業公司為依託，以其家族成員及原向陽村村委會副書記牟志勇、社會閒散人員為骨幹成員，形成了人數較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
在向陽村，王平私設公堂，利用黑惡勢力管理村務。法院審理查明，1992年秋，向陽村村民王剛志家柴禾堆被點燃，村幹部王平懷疑是該村村民唐家和、李俊傑二人所為。兩人被帶到村部，在刑訊逼供下，被迫承認縱火，交了罰款後才被放回。2000年，王平採用威脅等暴力手段，以市場價四分之一的價格從村民手中購得落地松6萬多株。
除了強迫交易，王平最主要的斂財手段是依靠村主任的身份貪汙。在1999年至2003年之間，王平通過村主任的身份以各種名義侵佔集體財產一百多萬。
廣東省揭陽市揭西縣鳳江鎮陽夏鄉巷口埔村，有村支書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僅在鎮上開設賭場放高利貸，還壟斷了全鎮的鹽業銷售。
2010年5月，村支書和弟弟兩人非法獲得了鳳江鎮食鹽代理點資格。之後，他們指使組織成員持槍在鎮上的道路上毆打、扣押運鹽經過的相關人員。最終，迫於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淫威，賣鹽的小販都退出了鹽業市場。
資源搶奪型涉黑佔35%
從樣本來看，村官參與涉黑最早的案例出現在1992年。樣本中村官涉黑的農村主要分布在沿海、城郊或是礦產、人文資源豐富的地區。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涉黑的村子中資源型涉黑佔35%，屬於城郊或沿海的區位型涉黑佔55%，當然這兩者也有一定的交叉。
對於那些既沒有資源優勢又沒有區位優勢的村子，村官涉黑也並非無利可圖。樣本顯示這類村官參與涉黑的農村佔17.5%的比例，他們涉黑是為了搶佔一系列的惠民工程或成立商業組織套取國家下鄉的項目款。
村官參與的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幾乎都是「靠山吃山、靠地吃地」。還有福建、河南、廣東多地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成立僅僅是為了壟斷沙縣小吃的原料供應。
北京市密雲縣河南寨鎮平頭村，地處潮白河岸邊，與懷柔區、順義區交界，擁有非常豐富和優質的砂石資源。為了壟斷該地區的採砂權，平頭村的村支書王曉雷與競爭者發生糾紛。雙方約定以武力決定勝負。為了應戰，村支書王曉雷派出二十多人，分別持鎬把等兇器駕駛多臺車輛趕到約定地點，用車撞擊對方的轎車，接著用鎬把、鐵管、砍刀猛砸亂砍。最終，對方被嚇跑，王曉雷取得了砂石的控制權。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發現，利益是農村村官涉黑的主要動力。他也把農村以二八開分為了兩大類：即有資源的村莊（不足20%）和沒有資源的村莊（佔80%以上）。有資源的村莊又可進一步劃分為擁有煤炭、水利等公共資源的村莊和城郊或者沿海發達地區擁有土地資源的村莊。
在擁有公共資源的村莊，為了爭奪公共資源，各種力量就會介入。「因為有利益，帶有黑社會色彩的力量通過進入村幹部這個渠道獲得公共資源，或者村幹部為了獲得公共資源，最後涉黑，這種情況就比較普遍。」賀雪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而土地資源型的村莊利益更大。村幹部有機會深度掌控農村非農集體土地的管理權，城市要徵地就要和農民談判，村幹部就是很重要的中介人。因為涉及的利益無比巨大，就引起各方對這種利益的爭奪。
賀雪峰還發現，有些村幹部涉黑也很無奈。面對釘子戶，村幹部的工作很難做，有時候就會動用黑社會性質組織，用威脅或者暴力的方式把地徵過來。
「快速的土地城市化的過程，產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其中又涉及一些灰色地帶，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有加入的空間。」賀認為，這種類型的村官涉黑和法治沒有關係，「只是和突然出現的巨大的利益有關係」。
事實上，也並非所有的村官會為了利益涉黑賄選。2013年，賀雪峰的團隊在浙江紹興一個擁有4家上市公司的鎮上調研。這個經濟強鎮，村幹部真正涉黑的卻很少。「比例不超過一成。但是賄選就比較嚴重，幾乎100%都是賄選。」賀雪峰認為，這個鎮上村官賄選並非是有利益上的訴求，「他希望通過選舉當上村幹部再當選人大代表，增加他在政治上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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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為什麼涉黑？
第一階段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時的村幹部大多是「毛式幹部」，對幹部的要求主要是「紅」、「權威」；第二階段是在1980年代末特別是1992年之後，這一時期的村幹部大多是「鄧式幹部」，看重的是經濟；第三階段是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強人式幹部」。
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我國村幹部經歷了從「毛式幹部」到「強人式幹部」演化的過程。
經過這種演化，農村許多村官也由最初的淳樸變得匪氣，而在一些有公共資源或土地資源的農村裡，有的「強人式幹部」直接蛻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裡的頭目。
據《人民日報》報導，截至2014年4月底，全國有將近10%的基層黨組織被排查為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
南方周末記者採訪多位研究農村治理的專家學者，梳理農村村官的進化史，分析農村村官涉黑和農村治理問題，希望可以找出農村治理中的問題和解決思路。
「強人式幹部」治村
146份樣本中，多個有村官參與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均最早形成於1992年。而這恰巧也是我國村幹部代際變化的關鍵節點。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肖唐鏢教授，將我國村幹部代際變化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那時的村幹部大多是「毛式幹部」，對幹部的要求主要是「紅」、「權威」，這一時期遴選村幹部最看重個人品德；第二階段是在1980年代末特別是1992年之後，這一時期的村幹部大多是「鄧式幹部」，看重的是經濟，用的是「富人」；第三階段大約是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強人式幹部」，這一時期「重勢力、用強人」。
每一階段幹部特點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強人式幹部」時期，特別是農民負擔比較嚴重的時候，村幹部要完成基層政府的稅費、計劃生育等徵收任務，往往就要任用自身比較強勢、家族勢力比較大，能夠完成任務的人。「在權力約束比較軟弱的情況下，他們就開始為霸一方，演變到現在，就會有村幹部涉黑的情況。」肖唐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種村官的演化不僅停留在理論上，在田野調查中肖唐鏢也領教過。讓他最感慨的是：「官場的壞習慣都傳下去了。」肖唐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帶年輕女老師和女學生下去調研，村官都會有騷擾的行為。以前村官在我們面前顯得比較規矩，淳樸，這幾年就會問，能不能去KTV唱歌、喝酒。」
而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在取消農業稅之前，地痞化的村幹部還是非常多的。」賀雪峰認為「強人式幹部」治村不僅是基層政府的需要，也是農民的需要。
「之前要繳納農業稅，許多農民本來是不願意交的。如果再是好人收稅，就收不起來。取消農業稅之前，老好人當村幹部是不可能的，一般都是強人治村。」賀雪峰說，強人式幹部也有一定的群眾基礎，「農村的小規模經營需要集體給他提供生產生活的集體設施（如農村公路、農田水利設施等），而軟弱的村幹部是無法為村民提供的」。
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每年有上萬億的資源（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投入，2011年首次突破1萬億元大關）下鄉，這更需要「強人式幹部」來管理。賀雪峰說：「比如國家給村莊十萬元修路，村民就會把這個錢當成唐僧肉，村民要求高額補貼，村幹部要是不強硬這個錢就沒法用下去，村民們也希望村幹部把錢用好。」
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護傘
「強人式幹部」治理農村，容易滋生黑社會性質組織。
公安部前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在讀博期間就曾關注過農村黑社會犯罪的情況。據其博士論文對30個犯罪組織的統計，犯罪組織首犯或骨幹中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鄉鎮幹部、企業協會負責人，具有合法身份和享有特殊保護待遇的15人，佔50%，其中，鄉鎮基層幹部佔10%。
賀雪峰曾在浙江、江蘇、廣東和山西等地做過田野調查。相比而言，廣東經濟發達，比較嚴重。而山西因為煤炭資源比較豐富，也容易出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也認同這一點，他認為村官涉黑的重災區在鄉村都市化程度比較高的珠三角、長三角。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磊也在東北和蘇北兩地做過相應的實證調查。他在蘇北某市調研後發現，近3年來，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村官涉黑案件有5起，接收的舉報幾十起。陳磊說，「村官涉黑的情況確實比較猖獗」。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吳毅更願意把村官涉黑理解為：用非公共化權力來解決公共事務。吳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帶來的危害就是所謂的合法化危機，在學術上被稱為『合法性流失』」。
那麼為什麼村官涉黑，這麼多年來一直屢見不鮮呢？站在有關部門查辦的角度，陳磊認為是涉黑案件普遍存在保護傘，黑惡勢力能夠藉助政治力量幹擾案件查辦的因素。除此之外，他覺得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構成要件有著嚴格的界定，涉黑案件查處和認定難度很大也是原因之一。
而這種幹擾的無奈，在田野調查時，賀雪峰就已經親身體驗過。「我們一般出去調研都會在農民家裡住一個多月，但是在山西調研的時候三四次都住不下來，總覺得有種奇怪的力量逼著我們走」。因此，賀的團隊在農村沒待幾天就撤回，「在裡面待著都覺得自己人身不安全」。
「奔著利益下鄉爭搶工程」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學者們還認為村官涉黑難以根除的原因是農村黑社會性質組織滋長有著深厚的土壤。自我國村民自治制度實施後，由於歷史原因，農村治理實際上奉行的是「鄉鎮政權+村民自治」的模式，帶來的結果是，國家行政權力雖然收至鄉鎮，但是功能性權力下沉到村。
農村利益的蛋糕不斷變大，村委會權力的高度集中則為村官涉黑提供了動力和可能性。陳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委會實際上直接掌握了包括用水用電（指農村的水利和電網）、公共衛生、道路交通、小型水利、土地徵用等所有的集體資源分配的決定權。」新世紀之後，國家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包括村村通工程、改水改電等項目下鄉，讓可供瓜分的「蛋糕」變大。而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集體土地被政府徵用又變成了另一塊更大的「蛋糕」。
「黑惡勢力奔著利益下鄉爭搶工程，染指村級班子的情況層出不窮」。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綜合改革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項繼權2014年7月28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而黑惡勢力可以入侵農村治理，項繼權認為這與農村的基層體制有很大關係。這種關係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不分；二是基層的權力過分集中，往往是兩委一肩挑。
另一方面，村官涉黑與市場經濟本身發展和發展中不夠完善的利益分配機制也有很大關係。賀雪峰說，黑社會就是要去追逐這個社會的灰色利益空間，而村幹部涉黑的動力主要是公共利益中還沒有界定清楚的那一部分利益。因此，他們便通過或者藉助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力量來攫取。
陳磊還發現，同樣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在城市居民委員會中很少發現社區領導涉黑的問題。而2011年溫州開始推行「三分三改」政策（「三分」政策將政經[村「兩委」組織與村集體經濟組織]、資地[土地資產與非土地資產]、戶產[戶口與產權關係]分開），似乎也讓憂心農村治理的學者們看到了希望。「村委會轉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重新走向合作社。經濟上無利可圖，黑惡勢力也就不會滲透了。」項繼權說。
來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