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歷史學和歷史書寫的世界裡，有學院派出身的研究者組成的「廟堂」，也有非科班出身的通俗歷史寫作者構成的「江湖」。前者仿佛是泉源，是知識的起點和源頭，在艱深的領域裡耕耘，設定歷史學的框架和疆域；後者則是河流，將前者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大眾科普，百川奔流入海，真理方能深入人心。沒有「江湖」的「廟堂」最終必然失去現實關懷而只能退守象牙塔，甚至淪為人們批判的「資產階級趣味」和「Arm-chair Scholar」；而沒有「廟堂」的「江湖」則幾乎無可避免地要淪為「民科」，令人貽笑大方。一個健康而健全的知識圈，應該是上述兩者的有機統一。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一直注重勾連學界和大眾，在兩者間搭建一座知識的橋梁。我們注重學界的前沿動態，關注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最新進展。我們也同樣重視通俗歷史書寫與科普等「講故事的人」。在小說和當代史學興起之前，人類社會有著大量的說書人群體，從本雅明到莫言，都對「講故事的人」有過生動的描繪，這個群體承載了民間的記憶，傳承並演繹了一個個民族的史詩和神話。「講故事的人」這一群體在當下的中國也同樣重要，只不過隨著科技的發展，講的人和聽的人可以不用在同一個空間，講故事的形式也愈發多樣。在這個系列裡，記者對一批非科班出身的歷史寫作和科普者進行了採訪。本文為第一篇。
對於豆瓣用戶和文史愛好者來說，「維舟」這個名字一定都不陌生。「維舟」真名沈茂華，1977年生，上海崇明島人。從2004年7月起他開始寫博客，那時博客的名字還叫「維舟試望故國」。被問到為什麼取這個名字，他說當時註冊的時候原本想取的名字都被別人先註冊過了，一氣之下就截取了當時很喜歡的姜夔詞裡的一句「維舟試望故國」，才註冊成功。當時他還在廈門讀大學，回望故鄉遠在天北，這句詩讓他感慨良多。但這個名字有些太長了，後來別人漸漸就習慣只用「維舟」二字來稱呼，而他也默認了這一稱呼。
維舟
維舟本科學的是新聞，寫作起來卻涉獵駁雜，以文史為主，旁及社會學、人類學等。他在諸多媒體上都有自己的專欄，寫書評也寫雜文，甚至還寫小說。文章的主題包羅萬象，古今中外，從吃喝拉撒到信仰與宗教，都在他的觀察範圍內。若是你乍一聽說，看到這麼大開大合無所不及的文風，可能會覺得維舟是一個「民科」。可是劉擎卻說，讀維舟的書評，是了解一本書最省力的路徑。「民科」往往不在意學術共同體的評價，但維舟的考證文章卻讓人民教育出版社對歷史教科書做出了修正。
米歇爾·福柯在他的名著《知識考古學》當中提出了「知識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即用類似考古學研究地層學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考證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是如何產生的。在維舟的文章中，「知識考古學」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他的文章直指我們約定俗成的傳統，世代沿襲的觀念，去考證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諸多概念是如何被建構而成的。一個非專業出身的人何以能夠對歷史問題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他的問題意識又是如何萌芽的？作為一個忙碌的廣告業工作者，他是怎麼做到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年讀200本以上的書並且筆耕不輟的？帶著這許多的問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了維舟先生。
從演義小說到《元白詩箋證稿》
澎湃新聞：
我知道您原來學的專業並不是歷史。您最初是為什麼對歷史感興趣？能否請您談談您最欣賞、欽佩的歷史學者和著作？
維舟：
我對歷史的興趣很早，從小打基礎的就是中國古典文史，也因此深受「文史不分家」、「以史為鑑」的傳統影響，這促使我盡力去理解歷史人物及其文本產生的歷史語境，同時也有了一種試圖探究某些歷史問題根源的衝動。
和很多男孩子一樣，我小時候也愛看《三國演義》、《楊家將》和《說嶽全傳》，這種講史類的演義，可說是中國的特殊傳統。這些通俗歷史常常帶有濃厚的正統觀和道德色彩（特別是「忠奸」之辨），但對孩子而言，就很容易被其鮮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動的情節帶入到歷史情境中去。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會產生想要進一步探究歷史真相的求知衝動。
例如，那時歷史教科書上提到歷代都面對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這一波波的北族，他們按人數比漢族少太多了，但為何總是層出不窮，除了建造長城外似乎拿他們沒辦法，這就此成了我一個長期想了解的問題。我後來的很多文章都是這樣受問題所驅使的，因而有時看起來東鱗西爪，不成體系，但對我本人而言，那都是我有強烈衝動想解決的問題，因此每次梳理清楚，也會讓我湧起一種愉悅感。
我欣賞、欽佩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著作也因此多是這一路的。除了像司馬遷《史記》這樣氣象宏大的公認巨著之外，我偏好那種運用多領域思想資源、語文學等多種工具，闡幽發微從現有文本中解讀出新知新解的學者及其著作。在這方面，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所體現的「文史互證」及其諸多著作中運用胡語、新思想解讀古史，都可說是典範，顧頡剛從民俗學出發考察古史也是開創之舉。在國外學界，像海登·懷特結合文學修辭來解讀歷史文本的《元史學》，對我啟發也很大，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學》通常被視為文化批評，但其實內在理路是接近的。在這方面，我特別反對歷史學自設限制，它不妨坦率承認在理論上不能自足，可以、也必須開放，大膽借入不同學科的理論思想，以加深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因為「歷史」本身與其說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不如說是關於人類處境的綜合、普遍的認知。
澎湃新聞：
能否請您介紹一下自己閱讀和寫作的歷程？是怎麼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的？最初在Blogbus，後來在豆瓣，您是有意識地去跟讀者互動，建立受眾群的嘛？
維舟：
我開始系統地讀歷史著作是從高中時期起，那時一心想將來研究文史，因而高考第一志願填的全是各校中文系或歷史系，但結果卻因高分落榜，誤打誤撞被調配去了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讀廣告學專業。起初這讓我相當苦悶，同學也不理解我的愛好，去學校古籍室查閱縣誌，裡面的工作人員詫異說：「我在這兒十年了，第一次遇到新聞系的人來查閱線裝書，還是本科生。」
當時新聞系必須輔修社會學、心理學和傳播學，這些科目我原先既不了解，興趣也不大，看起來和歷史也無關，但它們卻給了我看待問題的不同視角。讀的歷史多了，我也漸漸意識到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單靠歷史學本身無法解釋，需要與社會學結合——後來我才知道，「社會學之父」孔德的出發點之一也正是如此。社會學與人類學又密切相關，於是我又順藤摸瓜開始啃一些人類學，以及後來與歷史問題相關的神話學、民俗學、歷史語言學等方面的著作。我在大學裡的專業、後來的工作均與歷史學無關，術業無專攻，反倒也沒有包袱，就隨著自己的興趣，一路跌跌撞撞，觸類旁通，逐漸一點點搭建起自己的知識體系。
當然，這樣讀書也有很大的問題，一是不夠系統，二是缺乏專業訓練，三是難以與學界交流，自我摸索中，甚至也不清楚自己走的路對不對。不過，網絡的興起給了我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接觸文獻、新知都空前簡便，互動、反饋不必說更及時得多了。畢業後有五年，我一直忙於工作，但2004年7月開始在blogbus寫博客之後，漸漸地居然開始得到了一些認可。2012年後主要轉向豆瓣，也是因為那裡的氛圍更好，得到的回應更為專業。
所以，應該說，不是我有意識地去「建立受眾群」，我原本只是寫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但網上的互動不但給我信心，也在不斷修正我的知識體系。2009年有一次，我在讀過劉浦江著《松漠之間》一書後寫了書評，結果很意外地被劉先生的學生看到，轉給了他本人，他事後居然聯繫到了我，和我通郵討論一些相關問題。我原以為他對歷史上「五德終始說」在南宋之後消亡的看法更多是一個結論而非可探討的問題，但承他見告，才知道他關懷的視野不僅於此，而是跨出了遼金宋史的範疇，往下涉及到近代的正統論。在劉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後，他的門人邱靖嘉還找到我，說我和鍾焓的書評，是劉先生生前認為對《松漠之間》的評論中寫得最好，他又幫我訂正、補註文獻出處，收錄到了紀念文集之中。這些都可說是意外的收穫，也部分造就了今天的我。
問題意識與時間管理
澎湃新聞：
看您的文章，寫得很雜，關注的問題很多，卻也很深。我發現您現在的文章，關注的點，很多都接近於觀念史，考察一個觀念、說法或信仰是如何產生，有點像福柯所說的「知識考古學」。想知道您是如何策劃選題的？又是如何組織材料的？
維舟：
其實我沒有「策劃選題」，我的很多問題，都是在閱讀中自然湧現的，因為讀的書就雜，所以「選題」也就顯得雜。就我的個人經驗來說，我覺得新知的出現不是那種「命題作文」，有了命題之後設法解決它，而是「知識的聯結」——我讀到某一點，突然觸發了我原先對相關問題儲備下來的知識，然後順著這個點深入開挖。大概正因此，我的思路自然地就趨向於某種「知識考古學」了，因為我感興趣的正是這些文本背後隱藏的觀念。畢竟歷史就是人，只是有時文本本身不會說話，需要我們復原、代入那個歷史語境，來體認當時人們究竟是怎麼想的。很多現代人費解的謎團，說到底也許就是因為後人已不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因而按我們通常的觀念總是無法破解。
前一陣刊發於「澎湃·私家歷史」的那篇《中國人崇拜的龍究竟是什麼？》，寫作的契機就很偶然。我是在讀羅新《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時，注意到他將「忽律/骨律」一詞比對為突厥語，這個結論讓我深感懷疑，因為這無法解釋為什麼在中古歷史上，該詞可以兼指鱷魚、勇士和樂器（琵琶）。由歷史語言學入手，我推測這更有可能是「夔」的上古複輔音的分化，這可以滿足三個看似相去甚遠的詞義，也證明在古人心中，夔龍與鱷魚是同類。「龍」究竟是什麼，向來眾說紛紜，但語言學可以幫助我們窺見蛛絲馬跡，而人類學則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人何以將之神化，因為這說到底畢竟是在文化中生成的，最終，我認為這源於一種特殊的觀念，即中國人對神靈「整全性」的認知不注重其純潔性，恰恰相反，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能。遇到這樣的情況，我讀書之雜，恰好可以幫到我從多角度切入來探究問題。
澎湃新聞：
看您在豆瓣和澎湃問吧上都跟網友們有過交流和互動，談您是如何讀書的。我看您說一年要讀200本書以上，很好奇您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麼做讀書筆記和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整理的？
維舟：
這個也往往只是「熟能生巧」，書讀得多了，有些地方就可以快點翻過去。我大學裡剛開始讀人類學著作時，也是硬著頭皮才啃下來的，但讀得多了，熟悉了那一套學術範式和語言，漸漸地就覺得不那麼難讀了；更何況有很多觀點，在不同的書裡會被反覆討論和徵引，如果有基礎，就不必停下來一字一句看了——不過我還是習慣於從頭到尾通讀，除了某些工具書類，才在有需要時查閱相關條目。當然，除了工作、陪孩子、做家務之外，我也幾乎把自己業餘時間都搭進去了。
維舟家中的工作室
相比起閱讀，做筆記其實往往更耗時，我讀完每本書都會做筆記，通常是摘抄，但涉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會做好tag或另外記錄存檔，以備下次看到類似問題時，迅速勾連起來，這樣積累到一定程度，問題和思路逐漸成形，有空梳理，就可以寫下來了。
澎湃新聞：
閱讀和寫作都不是您的主業，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平衡工作、生活和寫作的，怎樣做這個時間管理的？
維舟：這是個好問題。我的本職一度相當忙碌，早年加班加點很多，而且下班後往往還靜不下心來，讀不進書；但到後來，我開始強迫自己讀書，學會快速「切換」狀態，一旦下班，就不要多想公司的事。所以有一次「澎湃問吧」中，有人向我提問說，讀書靜不下心來怎麼辦？我的回答是：「靜下心來」不應該是讀書的開始，而是結果。這確實是我的經驗之談，對我而言，讀書具有某種「鎮定劑」的功用。
很多朋友都曾好奇地問我：「你哪來的時間？」確實，我的工作一度非常忙碌，往往就算早下班，回到家吃完飯、洗完澡也8點了，如果工作上又臨時冒出什麼事，同事電話進來，那這一晚就做不成什麼事了。所以對我來說，如果還想讀書、寫稿，必須儘快切換狀態。這不是等到「狀態放鬆下來」再讀書，而是不管怎樣，先讀起來，慢慢地沉浸進去，就放鬆了。久而久之，我幾乎可以在任何環境下排除幹擾，讀任何自己手邊的書，而且由於時間的碎片化，「斷點續傳」也很重要。
當然，這也需要意志力、規律性的長期習慣，以及時間管理的技巧。家裡的日常生活當然也是時間管理的一環，除了家人的理解，其實對我而言，做家務有時本身就像是讀書之餘的休息。在這一點上，我的工作對我倒是也有幫助。廣告是講求不斷創新的行業，而我所做的具體工作，又是和數字打交道，非常在意精確性。因為節奏快，總是處於多任務狀態，所以必須今日事今日畢，明天要交的東西，今晚就算通宵也能做出來。這就逼得人不得不去提高效率，安排好進度，有次還和幾位作家朋友開玩笑說：「deadline是第一生產力。」
書房一角
改寫教科書的歷史寫作
澎湃新聞：
您近幾年寫過的最滿意的文章是哪幾篇？能否請您更進一步談一談理由並介紹下這幾篇文章？
維舟：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我之前其實沒想過。實在要說的話，我想或許可以列舉這幾篇：
《寓傳統之意於現代之中》
（書評，刊「見書」），這篇是評《龔鵬程述學》一書，旨在討論現代中國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我同意「傳統可以作為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性思想資源」，但認為復古是不可能的，最終只能是「寓傳統之意於現代之中」，龔先生本人據說對這篇書評也頗為讚賞。
《赤壁之戰的另一種可能》
（刊「騰訊·大家」）：本文聚焦於中國政治中的權力博弈，討論赤壁之戰時，雙方為何不能妥協，尤其是孫權何以冒險一搏，這種無法妥協的博弈，可說是中國政治的悲劇。
《黃道婆之謎》
（刊「澎湃·私家歷史」）：黃道婆的真實史料其實寥寥無幾，但卻衍生出一個龐大的歷史話語，我認為這些衍生話語本身也值得研究，它真實地折射出了人們真正的興趣不是了解歷史，而是利用歷史。
《齊國為何不能統一天下》
（刊「澎湃·私家歷史」）：周振鶴先生曾提出，齊國也有望統一天下，那樣中國歷史就會是另一番面貌，但我分析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齊國的權力結構受制於多元的封建勢力，這帶來開明的政治局面，但卻不能在當時的局勢下，將自己的經濟等各方面力量轉化為軍事力量，從而在總動員化的殘酷戰爭中勝出。
《「庖丁解牛」新解》
（刊「澎湃·私家歷史」）：以往這普遍為視為一個寓言，但我試圖將它「再歷史化」，認為庖丁這樣重技能的觀念，正是在鐵器工具興起之際的思潮，而他本人之「解牛」很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這本身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道家觀念：莊子講述這個故事，真正的用意恐怕未必是「養生」，而是為了倡導一種重整秩序的政治哲學。
《中國人崇拜的龍究竟是什麼》
（刊「澎湃·私家歷史」）：以往的思路都試圖找到龍的「原型」，將某一種動物與「龍」進行比對，而我認為，「龍」確切地說不是「一種」動物，而是「一類」動物；因為古人的巫術思維符合所謂「相似律」，把相似的動物看作是同類。最關鍵的是，對農業文明的中國人來說，能陸能水（加上飛翔功能後還能上天）的「龍」出入不同界限，這種無所不能的神能才是它受崇拜的文化心理。
這幾篇主題不一，但內在的思路則是一貫的：都是力圖在復原歷史圖景、深入既往學術脈絡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新見。歷史當然已經過去，嚴格來說無從復原，但歷史學是永遠開放的，我們總是可以通過多學科的工具，多參照比對，想想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另一種理解，由此才能常讀常新。這與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類似：它應該是活的，不可抱殘守缺，因為事實上，正是新的理論與工具，不斷碰撞，才可以不斷刷新我們的認知，往前有所推動。
澎湃新聞：
我記得您寫的「黃道婆之謎」的系列文章，後來甚至改變了歷史教科書的敘事，使教科書採納了您的觀點。我很好奇您是否會更為在意學界的評價？或者是說注重跟學界的對話？
維舟：
這件事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起初我只是注意到了這一歷史敘事中的漏洞，發現上海、海南都在爭黃道婆是本地人，但現有的那一點傳世史料其實根本不足以證實任何一方的論據；相反，大量的爭論其實都是後人的附加想像成分，因為各方往往都夾雜著自己先入為主的觀點。基於我對後現代史學的理解，覺得這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剖析個案。完全沒想到這篇很快被海南黃道婆學會的諸多學者看到，歷史學家鄭學檬教授也聯繫到我，說大體贊同我的觀點，並且澳門中學歷史課本關於黃道婆事跡的描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參照我的意見修改定稿，刪去附加成份，因為執筆者是廈大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曾聽取鄭教授的意見。中學課本裡有關黃道婆的文字也會逐次修改，去掉不符合史實的附加成分。
我其實和學界的交流不多，畢竟圈子不同，更主要的是我術業無專攻，寫作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的，而不是某一類學科（例如經濟史），這與現在學界的專業分工不同，也就使我很少會穩定地與某一學術群體密切交流。我自己也知道這是個問題，但無奈自己習慣和興趣如此，一時也無法改變。我當然會注意學界如何回應，畢竟專業意見總要聽取，這本身也有助於我自己改進；至於學界評價，對我來說意義也在這裡——它可以幫我確認，自己的解釋對不對，還有什麼改進餘地，但這不大會影響我的問題意識，因為我閱讀寫作的整個動力，是圍繞著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展開的，這一點我只需要對自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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