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立欣和他的《歸途列車》
「一城一映」帶給人的希望是，紀錄片只要拍得足夠好是可以進電影院的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周範才、特約撰稿李夏至 | 北京報導
春寒料峭的火車站，廣場上行色匆匆的旅人，幾無立錐之地的列車車廂，車廂裡人們急切而落寞的眼神⋯⋯
這是大部分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春運場景。在花去整整三年時間後，年輕導演範立欣將這一幕幕場景用鏡頭記錄了下來，誕生了一部叫《歸途列車》的紀錄片。
2012年國慶長假期間，第33屆「新聞及紀錄片艾美獎」在美國揭曉，由範立欣執導的《歸途列車》獲得最佳紀錄片獎和最佳長篇商業報導兩項大獎。這不是這部影片首次獲獎。2009年，《歸途列車》甫一面世就摘得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長紀錄片獎；2010年又獲第53屆舊金山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獎。
近年來，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在國家雄厚資金及電視臺的支持下，先後推出了《故宮》、《大國崛起》、《舌尖上的中國》等影響廣泛的電視紀錄片。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多數的獨立紀錄片缺錢、缺人、難播出、難發行。廣大電影院線幾乎長期與紀錄片絕緣，至於獨立紀錄片，走進院線公開上映更幾無可能。
範立欣的《歸途列車》卻是其中極少的幸運兒之一，罕見地成功拿到國家廣電總局公映許可證「龍標」，先後在近20個城市公映。
獲得艾美獎後不久，範立欣接受了《瞭望東方周刊》的採訪，他說，紀錄片在中國從未像今天這樣獲得如此多的關注。
一直很缺錢
2006年，青年導演範立欣通過中央電視臺《紀實》欄目獲得3萬多元的資金支持，拍攝「春運」題材短片，拍完後在央視播出。
在拍攝過程中，範立欣認識了老張一家，他有了把老張一家的故事記錄下來的強烈衝動。要實現這個想法，3萬元不夠。範立欣自籌了近30萬元，支撐了其後一年半的拍攝。他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近一年時間裡，他請的團隊拿不到工資，只好找來哥哥充任錄音師以降低開支。
找錢，成了範立欣當時主要的工作。
2008年，他跑到在廣州舉行的紀錄片電影節，找到某電影廠商談影片的國際預售。開始一切順利，但廠方要求獲得所有國際版權的一半，範立欣難以接受。談崩的那一刻，範立欣坐在該影廠一位處長的辦公室一時失態，竟失聲痛哭。那位處長深受觸動，決定個人借給範立欣30萬，才使拍攝得以繼續。
這幾乎是所有國內獨立紀錄片都曾遭遇過的窘境。
據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電視與新聞學院副院長何蘇六向本刊記者介紹，在國外，國家的藝術和電影基金、公共和私人電視臺、私人基金會，這三者是支撐紀錄片拍攝的主要經濟來源；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國家基金大多流向主旋律題材影片，電視臺資源內部把持，偶有對外資助獨立導演，但資金數額不大；至於私人基金會，國內僅有少數幾個，很難滿足獨立紀錄片龐大的資金需求。
範立欣最終還是將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國外的紀錄片製片體系。他將《歸途列車》的拍攝提案和片花提交給加拿大的一家紀錄片專業發行公司，在國際電影節進行預售，籌到100萬美元的拍攝基金。
這100萬美元並非由一國政府或一家電視臺獨立支持。據了解，在國外，紀錄片多採取預售制，先由導演提供片花和提案供來自各國各電視臺的製片人審核，最後由多方聯合買下影片的播放版權。
據範立欣介紹，他獲得的100萬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和數十家電視臺分攤，各自所佔金額從2萬到15萬美元不等。這種「聯合製作」模式將風險分攤，一方面使得各家電視臺通過數額較小的資金投入買到片源，另一方面可以讓紀錄片拍攝獲得較大數額的資金支持。
目前，類似模式在國內還很鮮見，各電視臺之間少有合作。範立欣說，在國內常常見到的情況是，10家電視臺各自拿3萬元拍出10部農民工題材的紀錄片，往往導致節目製作水平粗糙，同質化嚴重。
「一城一映」
2003年，剛出校門的範立欣和導演陳為軍曾製作了《好死不如賴活著》，一部愛滋病題材的紀實類紀錄片，製作完成後因「題材敏感」，僅在小圈子內播放。範立欣不想讓《歸途列車》重複類似的命運，在成功拿到國家廣電總局「龍標」之後，他開始極力推動《歸途列車》進入國內院線。
按照慣例，國內電影發行一般交由發行公司負責，發行成本往往過百萬。這對紀錄片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近年來，成功登陸院線的國產紀錄片《圓明園》、《築夢2008》等，無一不是依託政府背景，並非簡單的市場行為。
範立欣沒有政府託底，爭取到的唯一一筆發行基金是來自國外聖丹斯電影節的1萬美元。不得已，他選擇了一種最原始的做法。他自己背著拷貝，拖著行李箱，住快捷酒店，跳過發行公司，直接跑到各個城市與各地院線洽談，一個城市選擇一家電影院放映，自行聯繫當地媒體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傳推廣。
這就是範立欣所謂的「一城一映」模式。範立欣介紹，他曾經連著9天跑了9個城市，最終先後在19個城市成功上映。影片票房雖談不上好，但也沒有遭遇太多尷尬。在紀錄片觀影需求龐大的北京，《歸途列車》甚至在MOMA當代藝術院線連播7個月，一度出現一票難求的情況。
在國外，《歸途列車》的發行明顯輕鬆得多。影片由法國藝術發行商Catndocs負責全球銷售，在美國則由「時代精神電影發行公司」負責全美發行。得益於國外發行公司與地方藝術院線的關係網絡，範立欣只需出席放映時的導演見面會即可。
最終，《歸途列車》在全美大小近100個城市影院上映，實現票房逾40萬美元，觀眾約4萬人次；在加拿大約20多個城市上映，票房近11萬美元，觀眾近萬人次。
「紀錄片發行本來不該是導演做的事，但在中國這個環節是缺失的。」範立欣說，「一城一映」帶給人的希望是，紀錄片只要拍得足夠好是可以進電影院的。
一種關懷
關於紀錄片的社會價值，有這樣一句話流傳甚廣：「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紀錄片，就好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上海電影節的紀錄片環節曾邀請獨立製片前來交流。何蘇六發現，「獨立製片的片子和體制內拍攝的內容沒有多大差別，大多數的獨立製片的內容還是可以接受的，他們自身大多也都在參與一些國家電視臺紀錄片的生產。」
「並非只有反映陰暗面的紀錄片才能被青睞，真正獲得好評的片子都有著足夠的人文關懷，關注底層命運。」何蘇六說。
賈樟柯曾在一本書中寫到他為什麼要去拍《小山回家》的故事：「在我們的視野中，每一個行走著的生命個體都能給我們一份真摯的感動，甚至一縷疏散的陽光，或者幾聲沉重的呼吸。我們關注著身邊的世界，體會著別人的苦痛，我們用我們對於他們的關注表達關懷。」
範立欣想表達的也是這種關懷。
在《歸途列車》中，有一組記錄2008年南方冰凍災害時春運的全景鏡頭，數萬人擁擠在廣州火車站，人頭攢動。那段時間，範立欣也在這數以萬計的人中間。
「上萬人擠在那裡，像螞蟻一樣。在經歷了一整年工廠的辛苦生活之後，他們擠在這裡就是為了能夠回家過年。我們經歷和看到的老張一家的生活，突然在這個時候被放大了一萬倍，你會想中國有2.4億農民工，對這2.4億農民工來說這是常態。」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去體會這樣的「常態」。範立欣說，我能做的就是用鏡頭記錄下這一切，讓更多的人去了解他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