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餘年來，成功學書籍的持續熱銷，不僅成為中國圖書市場的一道獨特景觀，也成為當下中國社會思潮與時代的精神狀況的一個寫照，更構成了某些傳銷悲劇的思想基礎。
所謂成功學，其實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名稱，更不是一門系統學科，它只是關於成功方法的一種統稱，泛指各種激勵成功動機、探索成功方法、總結成功經驗的書籍和培訓活動。
成功學看似只關注方法，無涉價值，實則直接觸及靈魂，直指人的價值判斷。人的行動總是在某種價值觀的支配下發生，並受到道德和正當性框架的限定。當某種社會行動缺乏價值動力或不存在道德上終極的正當性論證時，其充分展開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成功的目標、判準及實現手段的認識和理解，是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認識結構也將對其行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人們對於何謂成功、怎樣獲得成功的基本看法，內在地影響著其價值觀的形成與演化方向；而對成功的病態迷戀所導致的成功學幻象，也勢必引發相應的價值觀迷思與精神紊亂。
成功學：一個思想史的梳理對於何謂成功，中國人的典型看法是立言、立功、立德，即所謂「三不朽」。哲學家馮友蘭對此的解釋是，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學問、事功、道德，而成功的要素亦有三——天資、命運、努力。才、命、力與言、功、德一一對應。在日本江戶時代，表現為個人基於實績主義的一種上升志向。在韋伯的筆下，則是在榮耀上帝的宏大目標下賦予塵世工作以神聖的天職觀，藉以努力奮鬥所達致的人生境界。
「成功學」作為一個專有概念，最早出現在拿破崙·希爾作品的中譯本中。隨著希爾的著作在國內的傳播，「成功學」這個名詞也逐漸在國內流傳開來。在1928年出版的《成功法則》中，希爾將政商各界500多位成功人士的經歷歸納出17條定律。戴爾·卡耐基在代表作《人性的弱點》中認為，事業的成功主要靠人際關係和處世技巧。
成功學在國內發軔於1980年代，並伴隨著經濟社會體制的轉型與人們積極追尋財富、追求成功的進程而展開，這一時期主要完成了對卡耐基、希爾等國外成功學經典書籍的引介。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進程中興起的保險推銷和商業直銷，推動了成功學書籍譯介的具體而微，《情感智商》和《富爸爸、窮爸爸》是這一時期的兩部代表性作品。
《情感智商》的作者柯雲路把成功學定位為一種人生哲學，並把它與急遽的社會變遷勾連在一起：「當世界的紛繁圖景呈現在中國人面前時，當各種潮流、各種人生哲學車水馬龍地在視野前掠過時，一個什麼樣的簡單口號有助於把每一個中國人乃至整個民族的精神牽引向前呢？提倡對成功的追求，大概是很方便的。中國人現在要成功。」
而本世紀以來的十年，「中國式成功學」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中逐漸發出自己的聲音，一時商界名流著書立說，成功學遂成顯學。李開復的《做最好的自己》、唐駿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和羅永浩的《我的奮鬥》是這一時期銷量巨大也毀譽參半的本土成功學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本土的這三部作品都具有如下特點：其一，預設的讀者對象是青年人，具體來說是大學生；其二，其寫作體例都帶有自傳、自述性質，將個人經歷及獨特價值取向隱含於字裡行間；其三，李、唐、羅在諸多言行、立場、觀點上並不一致，但其著述所內涵的成功學指向卻達到了形式上的高度一致，某種程度上甚至成為一種「反成功學的成功學」。
成功學幻象是貨幣化生存世界中財富幻象的一種表徵，作為質料因的財富與作為形式因的財富之間出現的嚴重背離直接導致財富積累危機的發生。這就是說，財富所依託的物質實體構成即有形財產的規定性，與被當作財富化身的客體的特殊變體如信用貨幣等虛擬經濟因素之間，發生了不可彌合的衝突與裂痕。
在歷經三十餘年的漫長社會轉型之後，當下的國人已完全接受了一種物質化的社會生活價值觀，貨幣價值顯然已經成為大多數人默許的生活目標，很多成功人物的原型也從之前的道德楷模轉變成為財富精英。社會轉型期的多元文化及價值景觀構成了成功觀複雜性生成的文化平臺，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教育也面臨著經濟與倫理之間的巨大張力。市場對社會的全面嵌入或社會市場化的結果，是將原本獨立於經濟評價的教育、文化等精神領域與貨幣相通兌，使其獨立性價值受到衝擊，以至於不得不依附於市場標準和貨幣尺度。
「資本神聖」取代了「勞工神聖」，人們更傾心於「一夜暴富」的資本運作而非更早的口號式表達「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拜物拜金，甚囂塵上，見怪不怪。
對於成功學讀物的風行及其讀者群的日漸低齡化，教育工作者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支持者認為，成功學傳遞的是一種積極向上的「正能量」，是面對當下經濟社會矛盾趨於尖銳，個體無力感、挫敗感日漸加深的一種自我保護、安慰、鼓勵之道，而教育者恰可以汲取成功學在傳播效果上的獨特技巧加強和改進傳統的說教方式，使之成為正面引導大學生的有力補充。
反對者則認為，成功學是一劑自我麻醉的「毒藥」。在當下的消費社會中，「實現人生價值」、「開發個人潛能」、「三個月賺到一百萬」、「寧可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有車有房」這些觀念的喧囂駁雜，只能通過「過度開發」和抽空人的內在精神，虛構一個炫目的前景誘惑人們。在成功學「大師」們的「忽悠」下，一個心理症候群形成了：人們變得渴望服從，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渴望成功帶來的幻覺，他們徹底淪為「被掏空的人」。
一元化、單向度的成功觀過於注重外在的物質標準而忽略人內在的感受，過於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視未來發展，其結果將導致青年人目標選擇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淺。成功學對於當代青年思想深度的腐蝕和價值取向的扭曲，這種物化的價值體系所可能導向的虛無主義、頹廢主義和犬儒主義陷阱，應該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警惕和重視。
典型人物：成功學經典文本的特徵分析人具有超越性，總是不斷挑戰自我、突破動物本能的束縛，對未知世界和領域保持好奇和探索的激情。追尋成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視為人類為自我「賦值」、追求生命的存在感和人生意義的一種外在表現。對這些在「成功」之路探索經驗的總結與集成，是成功學的主要內容。要達到打動讀者的效果和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往往需要「成功人士」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而非依靠他人從觀察者的視角加以評述。這是暢銷的成功學作品多以自傳體例出現的主要原因。
幾年前，我曾就此話題在所教的大學生群體中做過調查和訪談。在他們所閱讀過的中外成功學作品暨典型的成功人物中，戴爾·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和《卡耐基成功之道》、拿破崙·希爾的《成功法則》、李開復的《做最好的自己》和唐駿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名列前茅。閱讀和分析這些「成功學」經典文本，大體可以把握到如下兩點特徵：
其一，早期的成功學具有濃厚的本質主義、科學主義色彩，將成功視為有規律可循的、按照一定的程式化操作即可實現的事項；晚近的成功學更多訴諸於情感的渲染和情節的鋪陳，思辨性和邏輯性明顯弱化。
戴爾·卡耐基的代表作《人性的弱點》被喻為《聖經》之後的第二大暢銷書，而另一位被視為現代成功學奠基人的拿破崙·希爾，受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的委託和資助，拜訪了500多位美國政、商、學界成功人士，歷時二十多年，完成了《成功法則》。在這本書中，希爾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講述的是成功的基本原理……本書其實是一幅直指成功的藍圖，它可以幫助你對生活環境中的各種結構力量進行分析、認識並予以最充分的利用。」
如果說上述兩部可算得上成功學的西方早期經典，李開復《做最好的自己》和唐駿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則是中國本土最近的兩部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成功學新作。儘管唐著聲稱「世間萬事萬物的運轉，大到宇宙，小至一花一果，其實都遵循若干非常簡明的規則。只要掌握這些規則，就可以不斷加以複製」，但這兩本書的寫作都是把零散的「成功感悟」糅雜在繁冗的敘事之中，邏輯思辨能力明顯不足。
其二，早期的成功學在總體上仍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或現代性盛期，致力於總結在工業革命以來百餘年間資本積累、產業繁榮、企業家迭出、技術創新風起雲湧的大背景下個人（在經濟上）成功的奧秘之所在；晚近的成功學則已經進入到消費主義社會場域之內，致力於在一個價值體系鬆散的後工業、後現代社會中尋求個人精神的慰藉之道。
儘管經歷了1929-1933年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西方世界的商業環境、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仍然支撐了其至晚持續到1970年代的現代化進程。1970年代末開啟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在前所未有地激活個人創造力的同時，也拆解了某些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引發了精神與文化領域的普遍迷茫。資訊時代無疑強化了人們的信息識別能力，對於所謂「成功人士」的祛魅，起到了釜底抽薪般的重要作用，使一切欺騙行為無所遁形。
各種「造假門」事件，使成功者此前的系列成功學論述黯然失色。從根本上說，這種成功學就是一種工具論哲學，是撇開對目的本身的探討而直指手段的。某位「成功人士」廣獲讚譽的「做人、做事、作秀」三原則，充斥著權謀算計和投機主義的色彩。儘管其通篇宣揚的勤奮工作、溝通技巧、敬業態度本身，確是可以複製的方法，但依此方法所規訓出來的「成功者」，卻只能是毫無個性、「泯然眾人」的人物。那種把職場純粹作為一種戰場來進行設計和規劃的厚黑生存和升遷訣竅，極大地降低了成功的水準。
其實，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末尾也已頗具前瞻性地注意到未來社會可能發生的這種文化異變，即資本主義精神的漸趨宵遁，崇尚奮鬥的個人主義演變為唯我獨尊、為一己之私不擇手段的個人中心主義。在這種意境下，早期資本主義階段以榮耀上帝之名、通過自身勤奮獲得上帝選民資質的世俗成功就被貪天之功地悄然置換為一種指向消費主義時代的純粹物慾的、庸俗化的個人造富能力的佐證資料。
從舊歐洲到新大陸，物質財富的成功意向越發明顯。「自由與機會是新大陸對歐洲人的最大的兩個吸引力。在北美以財富劃分社會階層，而不是歐洲的世襲制度。」在物的體系和世界中，成功從一種主觀感受變為一種可度量、可通兌的客觀指標。在韋伯看來，「這個資本主義的基石是機械」。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如在美國，追求財富已經失去了宗教和倫理意義，相反正在日益與純粹世俗的情感結為一體，從而實際上往往使它具有娛樂競賽的特徵」。
新教倫理這個曾經的精神規約，翻轉成現實生活的某種牢籠。資本主義精神，被作為資本人格化表徵的賈伯斯、巴菲特等成功人士的成功敘事所替代，成為成功學研習者膜拜的新經典。金錢和權力至上，則成為新時期成功學不證自明的絕對律令。
面向青年：大學生的成功焦慮與成功學的校園傳播從高中進入大學，面臨的不僅是物理環境的改變，也涉及這個年齡段的青年特有的思想或心理觀念的調整。儘管當前中學到大學之間的教育銜接還存在諸多脫節之處，一種「打雞血」似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動員手法和「勝利者是不受懲罰的」單一化價值評估體系，倒是在邏輯上緊密相連、骨子裡高度一致。於是，在目標缺失、理想迷失、價值模糊的狀態下，從對狀元和學業成績的膜拜，翻轉到對所謂「成功人士」和就業績效的膜拜，就是一步之遙、水到渠成。這個過程的催化劑，就是對成功學的盲目迷信導致的扭曲心態和不必要的焦灼情緒。
價值觀是成功觀的底色，並為之提供了深層基礎。一個便捷的測度方式是偶像崇拜，這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一個人的基本價值取向。在我此前在一個理工類高校的調查，被問及「你最敬佩、最欣賞哪一種類型的人」時，受訪學生中有39%選擇「商界精英」，28%選擇學者，這是諸多選項中的前兩位，明顯高出其他選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專業特色，在理工科專業與文商科專業對比統計情況下，前者中有30%的學生最欣賞學者，後者中的比例則為21%。同時，商界精英則成為兩類學生共同的偶像。
偶像崇拜這一結果多少印證了成功標準的某種時代嬗變。從以陳景潤為代表的科技英模、以張海迪和張華為代表的道德楷模、以顧誠和北島為代表的文學青年，逐漸轉向影視明星和商界精英。從上世紀80年代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本世紀之初傳銷亂象在大學校園的發生，凡此種種，都與成功學的勃興互為應和、也互為唱和，經歷了一個從「政治文化驅動—商業文化驅動」的歷程。
成功學的炙手可熱有其重要的幕後「推手」，這就是成功學書籍的作者。有18.4%的受訪學生閱讀過有關成功學的書籍，閱讀完書籍後有將近90%的人覺得有啟發或者認同感，57%的人嘗試過成功學書籍上所講到的方法，同時有66%的人選擇傳媒途徑了解成功人士的經歷。在受訪者所列舉的他們曾經閱讀過的成功學著作中，戴爾·卡耐基的《人性的弱點》和《卡耐基成功之道》、唐駿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和李開復的《做最好的自己》名列前茅，也有一定比例的受訪學生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賈伯斯傳》列為成功學書籍。
這裡有必要對「成功學書籍」與「人物傳記」、成功學與勵志的區別略作辨析。人物傳記是對一個人物的生平、生活所做的系統、詳盡的描述，力求真實、可信、生動，傳主未必在世俗意義上非常「成功」，讀人物傳記就如同觀賞一部紀錄片。成功學書籍更多的是教授成功的途徑和方法，而這種方法是否真正有效呢？
事實是，很多迷信成功學方法並以此操練自己成功技能以求成功的人，在「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名言之後續寫了「成功學是失敗之母」的篇章。至於勵志與成功學相混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市場經濟下商業氣息的泛起造就的對勤奮工作、溝通技巧、敬業態度等事務性規則的過度渲染乃至上綱上線，拋卻終極目的本身而專注於一些空洞的技巧與手段。一位同學直言：「成功學書籍講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實際上，至多算得上是包裝精良的「偽勵志」，無關內心的體驗和踏實的踐行，磨礪的並非意志和精神，放縱的只是名利之心的表象。
成功學書籍撰寫的內容只是作者自己獨有的經歷，「個性」有餘，普遍性不足。這是這類書籍的撰寫過程中難以避開的一個悖論：沒有個性，則平淡無奇中的成功無以獲得鶴立雞群的震撼性傳播效果；太過渲染個體成功的特殊心路歷程，則這種獨闢蹊徑的做法又很難為後人效仿，徒增望而卻步、敬而遠之的疏離感。
成功學的發生起興也勃，待其浪潮漸退之際，人們對那種單一的評價標準、同質化的目標指向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隨著大學生對當下社會現實背後的結構性力量的認識漸趨深刻，他們對於世俗化成功的獲得所憑依的各種外在於個人素質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資本的認識，也從大一到大四呈現出明顯的漸變譜系。
在回答「是否有過放棄追求成功的想法」這一問題時，參與的學生中有24%作了肯定回答。我們可以將此理解為這部分學生曾經有過將成功看淡的經歷，也可以理解為成功學經歷了其黃金十年後、也是遭遇了金融危機的凜冽寒冬之後的一種「自我解構」。
在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就業形勢嚴峻的當下，劣勢者發明了一套明顯帶有極大自我貶損色彩的話語體系，作為「弱者的武器」聊以自嘲，從追求成功到以盧瑟、屌絲自居，這是他們在對成功學所宣揚的一套成功方法論失望之後、在自身所追逐的成功幻夢破滅之後的一種精神的自我放逐和人格的自我矮化：通過一種自虐式的反諷不斷貶低自我，並視現實為一個不可逾越的屏障。
在從成功學之巔峰直入自我矮化的谷底之後，蝸居於自我營造的小時代中卻時刻憧憬著「逆襲」的降臨，便成為「屌絲敘事」所展現的結構性矛盾的「解決方案」。這種簡單的逃避，只不過是從一個幻象轉入另一個幻象；對成功的「解構」，其實也並沒有提供真正的心安之所；而這股自我矮化的力量，終究無法成為終結成功學幻象的積極力量，倒是可能會成為與成功學並行的另一個極端，進一步反噬內心。
救贖之路：走出成功學的泥沼中國的大學，以立德樹人為目標。如何讓大學生既規避虛假成功的誘惑——這是陷入一場詐騙團夥「成功」組織的傳銷騙局之中，也不致在「成功」幻滅後墮入虛無與犬儒的陷阱——這其實是陷入另一場沒有硝煙、不自覺但更可怕的「傳銷」，擺脫兩個這非此即彼的兩個極端，確實破費腦筋。
我以為對於高校教育者而言，兩個角度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鑄造內生興趣。盧梭在《愛彌爾》中說:「問題不在於教他各種學習, 而在於培養他有愛好學問的興趣, 而且在這種興趣充分增長起來的時候, 教他以研究學問的方法。毫無疑問,這是所有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個基本原則。」
一個興趣未被喚醒的大學生走上社會，發現自己一無所長、一無所好，不知道自己熱愛什麼、想做什麼，沒有來自內心的呼召，就會成為迷茫無措的「空心人」。
大學生在科學研究和探索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遠，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興趣，一是責任。後者往往有待於很多偶然性的歷史際遇或事件，才能激發出人們從事科研活動的熱情；而前者則是科研活動的最基礎層面和根本動力。讀書、學習的目的，直接影響其動力和效果。長期的應試教育扭曲了學生的學習目的，當下教育管理體制中的功利化傾向，則在另一個方向上牽扯學生的精力，消弭其內生興趣。
幫助學生鑄造強大的內生興趣，從而能夠基於深永的、非功利的純粹心態去合理規劃大學生涯，淡定看待成敗得失。如果在大一新生的入學教育階段，就注意提示他們保持好奇心、發現和激發興趣、認識專業、明晰方位、守護問題意識，無疑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注重柔性管理。一種正常的成功觀念，不簡單地是一種精神境界的倡導，它更有賴於恆久的制度建設和良好文化環境的打造。
如果高校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高調批評當下大學生成功觀的扭曲、異化，一方面設定並強化有助於這種急功近利行為的制度安排，以一種同質化的量化尺度，通過興趣社團、學生組織中流行的「項目制」、「活動化」導向作為評估學生的指導原則，必將與成功觀教育的初衷相悖。
試想，如果連聽個講座、做個志願服務活動都要敲章登記、「計件算工分」的話，學生的大學生活中還有什麼非功利化的環境和空間？這種管理思路的簡單和粗糙不正是為校園成功學泛濫何浮躁之風滋長推波助瀾的重要推手嗎？改變學生，也要首先反思教育觀念和改進位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