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理念及實驗活動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以知識分子為先導、社會各界參與的救濟鄉村或社會改良運動，是鄉村建設救國論的理論表達和實驗活動。鄉村建設學派的理念及實驗，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和實踐寶貴的思想材料和歷史經驗。
我國的鄉村建設運動興起於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當時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多達600多個，建立各種試驗區1000多處。有學者認為，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是「在維護現存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採用和平的方法，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流通金融、提倡合作、辦理地方自治與自衛、建立公共衛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風易俗等措施，復興日趨衰落的農村經濟，實現所謂的『民族再造』（晏陽初語）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語）」 。這個判斷既概括了鄉村建設的性質，也說明了當年鄉村建設的內容。用今天的眼光反觀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其中的七種模式至今仍然有很大影響。
1、晏陽初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定縣、衡山和新都的實驗，當年被稱之為定縣模式或「青年會式」 。晏陽初和他的「博士團」在定縣認真進行社會調查，診斷出當時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愚、貧、弱、私」四大病症，然後採用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大方式，來推行「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時推廣合作組織，創建實驗農場，傳授農業科技，改良動植物品種，創辦手工業和其他副業，建立醫療衛生保健制度；還開展了農民戲劇，詩歌民謠演唱等文藝活動。
2、梁漱溟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荷澤和濟寧的實驗，被稱為鄒平模式或孔家店式，一度成為全國鄉村建設的中心之一。其辦法是：把鄉村組織起來，建立鄉農學校作為政教合一的機關，向農民進行安分守法的倫理道德教育，達到社會安定的目的；組織鄉村自衛團體，以維護治安；在經濟上組織農村合作社，以謀取「鄉村文明」、「鄉村都市化」，並達到全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大聯合，以期改造中國。
3、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實驗——北碚模式。盧作孚走的是實業救國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為後盾，在抗戰期間的重慶北碚開展了鄉村建設實驗。十幾年間，他帶領村民修建鐵路、治理河灘、疏浚河道、開發礦業、興建工廠、開辦銀行、建設電站、開通郵電、建立農場、發展貿易、組織科技服務等，又重視文化、教育、衛生、市容市貌的建設，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間，就從一個窮鄉僻壤變成了一個具有現代化雛型的城市。
4、黃炎培、江恆源等人和中華職業教育社在徐公橋、黃墟、善人橋、滬郊的實驗區——徐公橋模式。黃炎培等注重鄉村改進，於1928年4月成立了徐公橋鄉村改進會，制定章程，使之成為改進鄉村的唯一機關，主持改進事業的重要團體，然後在它的組織下，實施鄉村的普及教育，推廣合作，改良農事、提倡副業和推行新農具，建設道路、橋梁、衛生等公共事業等。
5、高踐四等人和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在無錫（黃巷、北夏、惠北）的實驗——無錫模式。該模式首先從事鄉村教育，包括設立民眾學校、建設鄉村小學、舉辦青年學園和訓練班；其次，成立鄉村自治協進會，開展地方自治，進行民眾教育與保甲合一的實驗；第三，指導農事和進行農業推廣，與江蘇省農業銀行無錫分行合作設立北夏農民借款儲蓄處和惠北農村貸款處流通金融；第四，推進農民合作，發展家庭副業，建設農村公共衛生等。
6、淘行知和中華教育改進會創辦的曉莊學校——曉莊模式。淘行知創辦的曉莊學校不一樣，他積極支持師生的民主革命活動，聲援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最終被國民黨當局所關閉。
7、國民黨中央部門如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青島市政府鄉村建設辦事處，地方政府和國立中央大學的參與以及主辦的江寧、蘭溪實驗縣和青島郊區的實驗等。
民國時期鄉村建設創造的平民教育理念、農民合作理念、群眾參與理念，以及公平土地制度、推廣農業技術、發展家庭副業、建設鄉村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改善農村教育醫療條件等方面的探索，不僅影響了中國鄉村經濟社會的變遷，而且對當代世界農村發展管理理念和社會實踐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貢獻，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比如：羅斯福時代通過了以晏陽初名字命名的《晏陽初法案》，在美國推行他倡導的平民教育；裡根時代評選20世紀最偉大的十位人物，晏陽初與愛因斯坦等齊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在日本翻譯出版後，至今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在近現代我國鄉村遭遇列強文化單向滲透和衝擊的局面下，唯有中國鄉村建設理念，反過來對世界近現代鄉村發展產生了如此重大影響，這是非常值得總結的歷史經驗。晏氏所創造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要想「化農民」、必先「農民化」，「走出象牙塔、走進籬笆牆」等信條和理念 ，仍然值得今日的新農村建設者學習和借鑑。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年的鄉村建設派為了交流和推廣鄉村建設的經驗，研究和探討鄉村建設實驗中的問題及改進措施，於1933—1935年分別在山東鄒平、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連續三次召開全國性鄉村工作討論會，每次討論會的論文都結集出版，由章元善、許仕廉、江問漁、梁漱溟等分別編輯，並經過中華書局印行了《鄉村建設實驗》（1-3集），匯集了鄉村建設實驗的工作總結及問題討論，為我們今天的研究和借鑑保留了異常珍貴歷史資料。
二、革命和建設時期共產黨人領導的鄉村建設及成就
革命時期，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以陳翰笙、薛暮橋等所代表的「中國農村派」對我國鄉村革命和建設進行了艱苦探索；建國後，鄉村改良運動被土地改革、互助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運動所代替，儘管有失誤，但十多年間我國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農村建設，取得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果輝煌，不僅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其中蘊藏的豐富理論營養對今天的新農村建設有重大指導意義。
1、革命時期，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以陳翰笙、薛暮橋等所代表的「中國農村派」對我國鄉村革命和建設進行了艱苦探索
在革命風暴的年代，「中國共產黨提出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在革命根據地發布了許多土地革命的法令和論述土地革命的文獻。在白區，也有一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討論農村經濟問題，並為此進行大量的農村經濟沒調查，同帝國主義學者（以卜凱為代表）和託派分子，鄉村改良主義分子等等進行的論爭」 ，爭論的中心是「挽救農村經濟破產的辦法究竟是發展農業生產力還是改革農村生產關係，用改良主義的辦法能不能發扎農業生產，使中國農村經濟免於破產」 。從這裡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建設一直站在歷史的潮頭，如根據地的分田分地、減租減息、組織農會、掃盲識字、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等。對這一歷史時期中國農村研究和實踐總結的文章汗牛充棟，不贅述。
中國農村派的鄉村調查及其理念值得關注。1928年，陳翰笙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工作，他邀請進步青年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事農村經濟調查，爾後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且編輯《中國農村》月刊，刊登研究會會員的農村調查報告。改革開放初期，陳翰笙、薛暮橋、馮合法合編的了《解放前的中國農村》（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收錄這一時期的文獻。該書共分三輯，「比較系統地選錄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到全國解放這一新民主主義時期內，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文件和法令，各個歷史時期的領導同志、理論工作者和著名經濟學家有關農村經濟的重要論著，以及農村調查、農村實況報導（農村通訊）等文獻資料」 。這些文獻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我們今天創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理論體系的珍貴材料。
2、農業綱要四十條，是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綱要的實施，帶來了我國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
查閱《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以下簡稱彙編） ，我們發現，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毛澤東主席1955年9月和12月分別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所寫的兩篇序言。毛主席認為，「在幾萬萬農民中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彙編上P504），「群眾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前途」（彙編上P506）。完成了農業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接下來是進行大規模的社會農村建設。1955年11月至12月，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別會見了15個省委（自治區）書記，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主席召集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十七條），這則通訊指出，綱要的任務就是在這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的基礎上，給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指出一個遠景（彙編P526—527）。這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十七條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以下簡稱「農業綱要四十條」）。兩年後「農業綱要四十條」修正草案出臺，其中在第三十七條動員「發揮復員軍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積極性」。農業綱要四十條是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但文化大革命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
3、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重新興起
新鄉村建設的再次興起，源於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根據有關專家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非常重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期黨的歷史文獻有五篇專門講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詹成付，2005.12）：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有計劃地發展小城鎮建設和加強城市對農村的支持」；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號召國家設在農村的一切企事業單位，「為促進商品生產發展、加強工農聯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做出新的貢獻」；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帶領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團結億萬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奮鬥」；1984年1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轉的《全國文明村（鎮）建設座談會紀要》提出了「文明村建設的總的要求和目標」，要求「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認真加強思想建設、文化建設、民主建設、道德風尚建設和村容村貌、公益事業建設，……把農村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農村」；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了九十年代建設新農村的總目標：……逐步實現物質生活比較豐裕，精神生活比較充實，居住環境改善，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業發展，社會治安良好；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使用了「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等概念，並規劃了從那時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奮鬥目標。
我們認為，這一時期的新農村建設，可以看成是對二元體制和政策的一次矯正，是中國新鄉村建設的第一波。它是以農村土地經營制度改革為中心的經濟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構，以提高農戶和村集體的生產經營能力為出發點，以發展農業、鄉鎮企業和建設小城鎮為基本內容，並且與撤銷人民公社三級體制、恢復和重建鄉鎮人民政府、實行村民自治制度等基層組織體制改革結合在一起的。20多年的改革發展，奠定了我國農村總體小康的制度和物質基礎，造就了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的起點。
三、新世紀統籌城鄉背景下新農村建設的形態、區域差異及時代特徵
新世紀，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和一系列「三農」新政策的實施，事實上推動了我國多種形式的新農村建設，在學術研究、民間實驗以及政府推動等三種形態中，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而呈現區域差異。
1、我國新農村建設大致上有三種形態，各自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一，學術研究形態的新農村建設提供理論支持。國內外學者對中國鄉村建設研究重新興起，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1）鄉村建設運動史、人物傳記及文集整理。如鄭大華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吳相湘的《晏陽初傳》，梁培寬的《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凌耀倫、熊甫的《盧作孚文集》，中國社科院《陳翰生集》等，這些研究記錄了鄉村建設不同派別代表人物的生平、理念、實驗活動和理論認識。（2）對近現代中國鄉村尤其是華北和江南農村經濟社會變遷研究。如[美]黃宗智的《中國鄉村研究（1-3輯）》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等，弗裡曼等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費孝通的《江村農民生活變遷》等。這些研究中關於「中國近代農業經濟落後主要是廣義的技術上落後」；「內捲化」「過密化」導致了農村「沒有發展的增長」；應當培育鄉村市場和發展鄉村工業等認識，對我們總結和創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理論體系有重要參考價值。（3）農村改革發展的理論和政策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重視當代「三農」問題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是我們創新理論的基礎和起點。（4）對新的歷史時期在統籌城鄉發展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的實證研究，作者及其學術團隊一直重視中國新鄉村建設研究，於一年前出版了中國新鄉村建設系列叢書，參與了中國新鄉村建設研究的「大合唱」，也自己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研究形態的新農村建設從歷史經驗和管理理念上為我們提供了理論支持和經驗借鑑。
第二，民間實驗形態的新鄉村建設提供實踐經驗。民間實驗形態的鄉村建設仿效晏陽初、梁漱溟當年的作法，其主要內容包括開闢新鄉村建設試驗基地、農民綜合培訓與專題培訓（如合作社骨幹培訓）、推廣農業新技術、發展老年人協會、創建秧歌隊和腰鼓隊等文藝組織，以及有關高校和學生社團開展的大學生鄉村行動如農村調查研究、法律諮詢和農民維權活動等。其中比較有影響如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華中科技大學農村治理研究中心，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河北省定州市東亭鎮翟城村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河南蘭考的鄉村建設試驗，有關高校學生社團開展的鄉村建設活動。民間實驗形態的鄉村建設在激發農民參與熱情、培育農民合作精神、傳授農民新技術以及組合社會力量參與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地方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藉助「三農」新政策和新一輪制度創新的動力，多種形式的鄉村建設在我國各地興起，比如，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現代化示範村建設、精神文明村建設、生態文明村建設、扶貧新村建設，萬村整治、千村示範，五有進農家等等。地方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其範圍之廣泛、內容之系統、工程之浩大前所未有，是目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體。
2、地方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已初見成效
作者曾於2006年3月發表《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形態、範例、區域差異及應討論的問題》，根據自己的實地調查歸納了六種案例，即：（1）江蘇全省開展農村草危房改造、改水工程、公路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等惠及千家萬戶的五件實事，客觀上拉開了新農村建設的序幕，正在不斷改變著農村面貌。（2）蘇南農村現代化建設試驗，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耕作機械化、農藝科學化、經營規模化、服務社會化、農民知識化」試驗開始，發展到今天的「農田向規模經營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小城鎮集中」和「城鄉一體化」試驗，成績斐然。（3）浙江省從2003年6月啟動的「萬村整治、千村示範」工程，從治理村莊布局雜、亂、散，農村環境髒、亂、差等問題入手，按照布局優化、道路硬化、四旁綠化、路燈亮化、河道淨化、環境美化的要求展開的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建設如火如荼。（4）四川省巴中市扶貧新村建設，即以改居、改廚、改廁、改水、改電、改路，建池、建園（庭院經濟）、建家（家庭工副業）等為內容的基礎設施和經濟建設，極大地促進了當地農民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改善。（5）海南省以「建設生態環境、發展生態經濟，培育生態文化」的文明生態村建設，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海南人把這種發展模式稱之為綠色小康模式，與蘇、浙地區的金色小康模式相對應。（6）廣東省從基層組織建設切入，開展了一系列創建活動，如肇慶市實施的「千村生態文明工程」，德慶市農村的「五改、五有」，徐聞縣「千官扶千村」所進行的「四通、五改、六進村活動，陽江市以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為核心、以村容村貌整治為重點和以培育農民「勤勞自強互助」精神為支撐的新鄉村建設。
3、地方政府推動新農村建設顯示出極強的區域差異和時代特徵
第一，發達地區的新農村建設是城鄉一體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為城市工業文明輻射下的新鄉村「五化」建設的大趨勢。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的新農村建設，是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以工業反哺育、城市支持為條件，以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各類工程為抓手而展開的。區域經濟地理優勢、經濟實力和財政支付能力優勢，特別是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成熟時期，使這些地區開始出現逆城市化現象，促使村落經濟社會加快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分化明顯。我們將目前長三角村落劃分為五種類型，即現代農業型村落、現代工業型村落、產業集聚與專業市場型村落、古村落（旅遊經濟型）、山區（少數民族聚居）貧困型村落。城鄉統籌戰略和「三農『新政策作用在這些不同基礎的村落，構成了長三角農業產業化與組織化、鄉村工業化、村落集鎮化或社區化、農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層治理民主化的大趨勢。
第二，欠發達地區的新鄉村建設是以改造、建設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基礎設施為基本內容，以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等建設項目為載體，以扶貧新村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村（或生態文明村）創建的活動為內容而展開的。比如改水、改廁，通電、通路，農田標準化建設，異地扶貧，合作醫療，養老保險制度重構等。基礎設施建設、扶貧綜合開發和文化建設，改變了欠發達地區農村生產和生活條件，激發了農民的熱情，提升了這些地區農戶和村集體的收入能力。
第三，海南省的文明生態村建設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地域風格，給人以深刻啟迪。（1）它是以自然村為單位的普遍的創建活動，並不強調農民向中心村、社區或小集鎮集中，避免了拆遷對傳統民居乃至傳統文化的破壞；（2）注意片區聯合創建，若干個自然村或若干行政村連成一片，合理規劃並建設中心社區，節約和共享資源；（3）在投入上注意發揮公共財政、農民自酬和社會捐助等多方面的積極性；（4）綠色小康模式與金色小康模式相應生輝，與全球生態村聯盟等所針對過度工業化、城市化的生態危機，為長期在城市且厭倦了城市生活的人服務，或專為逃避城市生活服務建立的生態村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四，新農村建設離不開農民、村社、社會各界和政府的參與。新農村建設不單是知識分子倡導的社會改良和實驗，不單是農民的自發行為，也不單是政府的一相情願，發揮政府、社會和農民三方面的積極性是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因此，政府主導、多元參與、工業反哺、工農互促、城鄉互動、和諧發展等，應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最鮮明時代特徵。
綜上：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總稱。它繼承和弘揚了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設和發展鄉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鄉建學派針對農民愚、貧、弱、私等四大病害的救濟鄉村運動；它承接了新中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以及新時期農村改革開放的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業化和總體小康基礎之上的農村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
四、新農村建設的未來發展及其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在未來的發展中，因地制宜、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建立公共財政供給與私人和村社自願供給相結合的農村公共品供給機制，重構農村土地制度創新及其利益格局，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整合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組織資源等最具緊迫性。
目前，議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文章鋪天蓋地，大致有四種情況：一是讚揚新農村建設如何順潮流、合民意，勢在必行……；二是地方主官講新農村建設規劃、措施；三是介紹新農村建設經驗，因為新農村建設內涵豐富，把20多年農村改革發展的成就納入到新農村建設的框架中也無可非議，但是，這樣的宣傳似乎讓人覺得社會主義新農村一夜之間已經建成，還是令人擔憂的；四是各種各樣的提醒和忠告，比如：新農村建設應該建立在現有的自然村之上（林毅夫，2006.3）；新農村建設不是新村建設（韓俊，2006），新農村建設要少談模式多做實事；新農村建設要量力而行；新農村建設要節約土地……。我們認為探討和解決下列問題更有緊迫性。
1、新農村建設不能沒有新村建設，新村建設既不可能都建在自然村，也不可能都建成中心村或農民社區，因地制宜、模式多樣、量力而行、科學發展是基本原則。典型案例告訴我們：類似於海南工業化、城市化不足、人口密度較小、土地相對富足的地區，不可能象長三角等發達農村那樣「三集中」；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長三角，已經邁進了城鄉一體化的門檻，也不可能再回到以自然村為單位來建設新農村。我國的新農村建設布局必須因地制宜，建議把新農村建設規劃已納入到城鄉一體化布局的大格局中通盤考慮、整體規劃。浙江、蘇南一些地方已先行一步，他們的做法值得借鑑，如：對自然村實行萎縮管理、不再批建民居；在中心村或農民社區，農戶由修建獨立式別墅逐漸轉向修建公寓式樓房，以行政村為單元的規劃逐漸被以縣為單位的城鄉一體化總體規劃所取代等。儘管中等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人地矛盾等還未達到長三角那樣的程度，但應該未雨綢繆。即使以自然村落為單位建設新農村，也應該象海南那樣，聯村聯片規劃，充分考慮節約資源和發揮公共設施的效益。
2、用「幾個一點」的方式籌集新農村建設資金的做法具有道德性而沒有制度約束；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絕不可能大包大攬，探索並建立農村公共品公共財政供給與私人和村社自願供給這兩種基本模式及其互動機制是出路。財政投資一點，掛靠單位支持一點，社會力量捐助一點等辦法，具有道德性而沒有制度性，不能繼續沿用「人民事業人民辦」的方式籌集新農村建設資金；「公共財政陽光普照農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我們認為，在一定時期內，公共財政供給是主體，私人供給和發揮村社集體供給的作用是補充，探索建立公共財政供給與私人和村社自願集體行動相結合的體制和機制非常急迫。建立這種協調機制，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①公共財政供給和私人自願集體行動分別是在什麼力量推動下不斷發展演化的？②為什麼農村改革中相同制度安排卻導致了農村公共品供給在不同地區的不同演進路線？如，有地方農村公共品自願供給模式能夠生根發芽，並演化成重要的社會力量，而另外一些地方則不存在這樣的「土壤」？③收入水平對公共品供給模式選擇是重要的，但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產權明晰以及農村市場秩序的拓展，可能是原動力。
3、新農村建設首先遭遇農村土地資源和農民權益保護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及其利益格局重構不可避免。新農村建設中的土地問題演化為四種趨勢：（1）基礎設施建設佔地、土地整理、農業綜合開發以及合村並組等因素，衝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利，現行農村土地制度運行越來越困難：幹部說不清楚「30年不變」到底指什麼？農民說不清楚土地到底要不要調整？專家說不清楚農民集體所有到底歸誰所有？法律說不清楚如何保護農民土地權益？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將越來越迫切。（2）中心村或農民社區建設，舊村改造拆遷、宅基地復墾等方面的區域差異和時間差異，嚴重衝擊農村現行的宅基地制度，一戶一宅、無償使用、不得買賣和抵押等規定，與市場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趨勢相背離，嚴重侵害農民的財產權利，誘發農民宅基地糾紛，改革勢在必行。（3）農業生產需要和生態環境壓力，迫使政府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但「地荒」確實已成為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的瓶頸，滿足建設用地需求與保護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將變的更加激烈，允許農村非農建設用地進入市場的條件已經成熟。（4）農村土地制度極易受到政策調整的影響，加劇了政策與制度的摩擦，比如：土地徵用制度改革和解決失地農民問題的新政策，引發了農民對以往徵地、拆遷補償的追訴，以及對集體零散土地確權到戶的要求；我國農村土地流轉在2002-2003年達到高潮，非農產業發達的地區，土地流轉面積佔土地承包總面積的30%左右，但從2004年實行「三項補貼」和「一減免」的政策後，轉出土地大面積回流，蘇中某縣2005年比2004年土地流轉面積減少了20.9%。農村土地制度配套改革及其與政策聯動越來越顯的重要。
4、新農村建設亟需有效整合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建設及其與鄉村政治、文化類組織資源。我國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迅速崛起，包括五種類型：一是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主要形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社、資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有能人和大戶帶動型、農技部門牽頭型、農業龍頭企業聯結型、農產品批發市場中介型、基層供銷社改造型等；三是專業（行業）協會，有經營性專業協會和服務型專業協會之分；四是各種經濟聯合體，如種植養殖型聯合體、加工型聯合體、經銷型聯合體等；五是當前長三角農村富民合作社的發展，它的產生源於村級有組織地批量非農開發利用集體土地，地方政府給農村集體劃出一定數量的非農建設土地，村集體聯合富裕成員以資金入股，建立（資本型）股份合作社，用農民聯合投資的形式，開發土地、建設標準廠房和打工樓，向進入本村的企業和農民工招租，以此作為穩定村集體和農民收入來源的長效機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鄉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亟需研究解決兩大問題：其一，作為一種政治權衡，有必要在支持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同時，允許合作經濟組織之間的聯合，用發展合作社聯合社的辦法，釋放建立農會的要求，替代農會的作用。我們認為，中國農民組織化將是一條特殊的道路，當前，由專業合作——（走向）社區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間聯合的趨勢已露端倪，有可能象美國農場局一樣，形成從聯邦到州縣的農場局體系，正常合法的表達農民利益。其二，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國農村存在類政權組織、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農民維權組織、民間社會文化組織等四大類組織，其相互關係錯綜複雜。如何既允許、引導，又規範農民組織發展，有效整合農村各類組織資源，促進各種力量良性互動，形成農村基層治理的整體合力的任務，空前緊迫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5、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整體推進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經驗告訴我們，既要看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大量轉移的必然性，也要看到，農業兼業化、農村勞動力素質退化的嚴重後果，哪些大量輸出勞務的村落顯現的凋敝現象足夠我們警惕，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迫在眉睫。日本在經過了1960-70年代的經濟高速度增長之後，曾經遇到農業兼業化、農業經營者高齡化和後繼乏人的嚴重問題，於是在1993年頒布了《農業經營基盤強化法》 ，開始實施「認定農業者」制度。所謂「認定農業者」，即指那些在改善農業經營效率和擴大規模上有積極性的農業經營者，由市町村根據法律進行選擇和認定，培養掌握現代技術的農業經營接班人。認定農業者可獲得政策優惠和扶持，比如促進農地流動向認定農業者集中，在稅收上、融資上給予優惠，可以參加有關經營管理培訓等。這一制度值得我們在新農村建設中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