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9種語言，獲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託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
有史以來，中國人直接用英文寫中國，最成功的有兩位，一位是辜鴻銘，一位是林語堂。 ——《紐約時報》書評
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然而到了民國八年，辜鴻銘卻始終留著清朝的辮子。
有一次，辜鴻銘去北大演講，北大學生瞧見他腦後留著小辮子時哄堂大笑。他不緊不慢地說道：「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裡的辮子是無形的。」一席話頓時說得北大學子啞口無言。
從眾易，逆流難。王國維、辜鴻銘留辮子表面上看是一種可笑、古怪的行為方式，實際上這是一種人格上的特立獨行。辮子在這些學人的眼裡已成為一種符號，具有某種政治和文化的象徵意義，同時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精神品格的一種表現。
作為北大教授的辜鴻銘是如何給學生上課的呢？
辜鴻銘對北大學生宣布他的約法三章:「第一，我進來時，你們要站起來，上完課我先出去，你們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們問話或你們向我提問，你們都要站起來。第三，我指定背的書，你們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
正式上課這天，學生們見辜鴻銘站到講臺上，不帶講義教材，滔滔陳述起來，他說:「我講英文詩，要你們首先明白一個大旨，即英文詩分三類:國風、小雅、大雅。而國風中又可分為蘇格蘭、威爾斯……等七國國風。」
就這麼一會兒英語，一會兒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最後辜鴻銘告訴他們:「像你們這樣學英詩，是不會有出息的。我要你們背的詩文，一定要背得滾瓜爛熟才行。不然學到頭，也不過像時下一般學英文的，學了十年，僅目能讀報，伸紙僅能寫信，不過幼年讀一貓一狗式之教科書，終其一生，只會有小成而已。我們中國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開蒙不久，即讀四書五經，直到倒背如流。現在 你們各選一部最喜愛的英詩作品，先讀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聽我講課，就不會有困難了。而且，我們中國人的記憶力是很不錯的，中國人用心記憶，外國人只是用腦記憶。我相信諸君是能做好的。」
學生們只有依著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誦洋詩。待到上課時，學生們用中文問他，他用英文答覆你，倘若用英文問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覆。
看來學東西到了一定境界就能做到融匯貫通。如果沒做到，只能說明功夫下得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