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目標是貢獻新的知識。而新的知識不外乎以下幾種：
1.告訴我們一個新的社會事實；
2.提供對一個（新的）事實的新的理論解釋（包括對現有理論進行深入、系統的批判，且有重新建構）；
3.告訴我們看待社會事實的新視角/範式，並且展示這種視角／範式的力量；
4.提出一個深刻的新問題。
如果一篇文章不能夠滿足這四點中的至少一點，就不是好的研究文章。
不幸的是，在我們相當多的社會科學的學術刊物上，仍舊充斥著 「口號型」、「標籤型」以及「偽裝成知識型」等貌似嚴肅，卻並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識的文章。中國的社會科學要有大的進步，要為改善中國人民的福祉有更大的貢獻，我們必須與這類文章徹底決裂。
總的來看，「口號型」文章基本上遵循以下兩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文章對一些既有理論進行（通常是草草的和不深入的）批判，用以佐證作者對新的理論需求的強調，提出「新的理論發展方向」。
文章往往以自我歌頌或故作自謙結束，但通篇只見作者呼籲的方向，卻不見其在認定的方向上前行半步並展示它的成果。於是乎，我們不可能知道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論發展方向」 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新的知識，因而也就無法對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論發展方向」作任何評價。
例如，在一知名學術期刊上刊出的一篇關於國際關係規範理論構建的文章中，作者對已有的兩個學派作了一下批判之後，便提出要 「構建（新的）規範理論」。但是，這個所謂的「新的理論框架」僅僅只是提出了構建新理論的三個新假定，卻沒有構建任何理論。如此一來，我們不能評估這些新的假定是否有價值。再如，同刊刊出的一篇關於國際秩序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喊出了「學界有必要對構成國際秩序的知識進行重建」的口號。但是，除了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既有的建構主義所作的膚淺批判，以及對福柯和哈貝馬斯兩位「批判建構主義」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簡單介紹外，讀者全然不能知道「批判建構主義」怎麼對構成國際秩序的知識進行重建。因為作者並沒有做任何「重建」。
在第一種模式下，有一類 「口號型」文章特別忽悠人。這類文章往往先表達對中國沒有自己理論的不滿，接下來便號召大家發展中國自己的理論（如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中國學派」），再以提出幾個選項，如「立足中國文化」、「解決中國問題」作為結束。這種「口號型」文章特別唬人：因為誰能說我們不該發展「中國學派」。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文章只是號召別人去發展，自己卻從不真正發展任何理論！
第二種模式，指出一個社會事實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接下來，文章會指出研究這一社會事實需要注意的問題和吸收的理論，之後便結束了。例如，某一著名學報刊出的一篇關於中國與印度經濟改革的文章指出，中國與印度經濟改革具備政治學理論價值，但並沒有對中國與印度經濟改革中的制度變遷問題作深入的探討，只是複述了作者以前的理論模型，在最後呼籲我們在作制度分析時應吸收「政治哲學的思想」。中國和印度的比較充其量不過是作者借題發揮的素材：整個文章根本不需要提及中國和印度。
而在另一著名期刊刊出的一篇關於地區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先是判定「國際關係研究在整體上是缺乏地區意識與概念的」，卻又洋洋灑灑綜述了一大堆「地區主義」的研究。整篇文章充斥著兩個口號：一是我們應該重視地區（政治）；二是我們要「超越新地區主義範式」，「突破現有理論假設的限制」。且不管「新地區主義範式」是否真的是一個「範式」，但我們全然看不到作者的「超越」和「突破」，文末只是提出了幾個問題便戛然而止了！
這些「口號型」文章幾乎不貢獻任何新的知識。它們多半是虎頭蛇尾，其中所謂理論型文章甚至對既有理論的批判都是不夠的；而所謂實證型文章既沒有對事實的清楚闡述，也沒有對任何理論假定給予驗證。這些文章還不如一項好的歷史學工作，因為好的歷史學工作畢竟告訴我們一個新的事實，或者把一個事情說得更清楚。
這些「口號型」文章的一些作者是有一定（甚至很大）號召力的。因此，他們的口號事實上是一種權力，從而能夠影響其他學者，特別是年輕後輩的學術探討。由於這些「口號型」文章不能昭示他們提出的方向是否正確以及引進這個或那個是否有用，如果我們有學者聽從了他們的號召，卻走到了死胡同，那豈不是要浪費更多的資源？要號召別人，這些作者必須「以身作則」，不能讓我們替他們「趟地雷」。我們都知道引進和超越，但重要的是做給我們看，從而告訴我們如何做，而不是給我們訓話。
短期內，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從學術刊物做起。凡是自認為好的刊物對這一類「口號型」文章（以及「標籤型／判定型」和 「偽裝成知識型」）都應該一律拒絕，並且要求作者按照他們的口號做出具體的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號上。這樣一來，不僅刊物發表的文章及刊物本身的質量會大有提高，而且作者也能夠沉下心來做好的研究。這樣，雜誌、作者和整個社會科學就能「共贏」。
長期看，也是從根本上，我們需要從教育／訓練做起。很多老師和學生並沒有將社會科學研究當成為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福祉貢獻力量的職業或者渠道，而只是滿足於成為社會精英階層的一分子。顯然，好的社會科學成果是艱苦努力得來的。而許多人既不願意付出艱苦的努力，但又不得不為了諸如評職稱等原因而寫文章湊數。如果老師不能以身作則，學生也就放羊了。如此，惡性循環，加上普遍嚴重的近親繁殖，代代相傳，文章數量多了，卻並沒有貢獻新的知識。
最後，如果學者要進行呼籲，比如我們該研究一個新問題，告訴我們該怎麼研究一個問題，可以通過博客、論壇等網絡平臺。這樣不僅傳播速度快，而且浪費的資源最少。（唐世平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文章來源：文化縱橫，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