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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培德 (Peter Zarrow)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對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的起源與演變、晚清至民國的知識與政治轉型等問題有專精研究。
民國政治的混亂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去探求「錯在何處」以及如何做才能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問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通常與資產階級一起——選擇的是相當保守的路徑，試圖與袁世凱合作。直到後者在1915年決定公開建立新王朝時，知識分子才大體上轉而反對他。1913年，當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少數派起兵反袁時，舊的革命運動分裂了。不過，絕大多數原革命黨都加入了梁啓超這樣的溫和派一方，動員公共輿論支持漸進變革。1914年，孫中山的前戰友黃興協助籌集資金，以建立一個在立憲與反帝上尋求舉國一致的組織鬆散的團體。這一團體包括章士釗（1881—1973）、陳獨秀（1879—1942）、陳炯明（1878—1933）與蔡元培（1868—1940）。他們的結論是，革命只造成了獨裁與混亂。但是，當下能做什麼呢？他們的答案是，必須棄絕政治。許多人相信，就前滿人政權的所有罪惡來說，新政府的腐敗與專制僅僅是一種深層病態——中國文化——的徵候。在根本上，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就是專斷的。只要中國問題的根源未受攻擊，僅靠政治變革，就只能隔靴搔癢，從對科學的傳統性貶抑到父權制家庭對成員個人幸福的漠視，儒家學說似乎涵括了所有阻礙進步的事項。因此，首先是思想與社會變革，接著才是政治變革。這是個相當樂觀的觀點。時間似乎在中國一邊。對進化的信仰使知識分子相信，中國也能跨入現代並趕上進步的潮流。然而這一信仰本身並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用什麼來取代儒家學說？到20世紀20年代，政治變革應後於文化變革這一觀念已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但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後期的一個關鍵時刻，它卻代表著知識分子的一般性共識。同時，轉向「文化」（一個經典術語，意指「文明模式帶來的轉化」，由明治時期的日本人用以翻譯西方概念）並不是全新的。1919年在天津創建南開大學的張伯苓（1876—1951）最初受訓為海軍軍官，1898年英國強租山東威海衛海軍基地時，他在該地見證了清朝黃龍旗的降落，就此退伍並投身教育。「南開學校系因國難而產生，」張伯苓回憶道，「故其辦學目的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到1915年，主流知識分子的觀點開始趨向於同一個結論：真正的改革必須經由改變青年的精神而達至。結果則是新文化運動。這是對從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開始持續到20年代的智識變革的一個模糊標籤。事實上，「新文化」是一場集體吶喊，為的是棄絕所有與順從、等級制、家長制以及墮落有關的東西。歷史學家通常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1919年）放在一起，好像它們是一回事——好像1919年學生遊行示威、工人罷工以及抵制外貨的反帝運動是之前新思想符合邏輯的政治結果。然而，五四運動應被與新文化運動區別開來，這只是因為，前者代表著更直接的向政治的轉向。不過，確實是新文化運動鍛造出了知識分子隨後用以正當化五四政治的工具。要點在於，新文化為一種新的平等主義與自由論的政治奠定了基礎。20世紀第二個十年晚期到20年代成年的這一代，是第一批擁有廣泛的第一手外國經驗的人。日本仍吸引著中國學生，不過，到20年代，數量已從第二個十年的約5000人下降到1000人左右。同時，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赴美留學的中國人人數增至1000人，並在整個20年代維持著這一水平。英語是中國的支配性外語，歐洲各國只吸引到了相對較少的中國學生。許多學生用與拒絕日本同樣的理由放棄了英國——它們被視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禍首。在提供特別獎學金之外，美國還控制著在中國的教會教育系統。新文化運動由曾留學日本、美國、德國、英國與法國的人領導，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正快速擴大的中國教育系統中謀得了教職。以數量而論，北京的高等教育機構從1909年的10所增加到了1922年的40所，而學生則從2115人增加到了15440人。1915年，袁世凱決定建立新王朝，他的公關團隊給出了三條理由：一條可被稱為傳統主義理由，另一條是現代化理由，最後一條則是用以結合以上兩者的對歷史的特定重述。傳統主義方式稱述的是袁世凱的聖賢心性、盛德懿行以及「更始」。他聰明天亶，睿哲淵涵，抱經天緯地之宏猷，「負神武聖文之偉略，謳思久系乎人心」，作為皇帝，他秉乾御宇、辨天澤而凜天威。整個事件好像都在他個人的控制之外，他的責任不過是「應」天意而「順」人民的「明命」。「人民」？雖然傳統主義者並沒有說人民應被忽視，但後者的意願並不是公共輿論（即理性個體的共識）的產物，而是像某種獨立存在的自然力量。「總總群生，喁喁望治。」一名君主主義者寫道。「我皇帝惟知以國家為前提，以民意為準的。」另一人又寫道。然而，此種傳統主義已不再有聽眾。縱使我們說農民是一股保守力量，但此類活動本就在他們的視野之外上演。最可能被這種傳統修辭打動的保守精英忠於的卻是清朝。諷刺性的是，他們能容忍共和，恰就在於這並未威脅到清朝的神聖性。畢竟，小朝廷雖已退居角落，但仍存在於紫禁城中。對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來說，袁世凱作為事實上的掌權者，其擔任總統是可以接受的，但他們不可能背叛清朝並將自己的忠誠轉向新王朝與袁皇帝。此類忠誠存在於中國保守論者的核心，對他們所有人來說，儒家學說仍具有政治（與僅被視為文化相反）意義。對清朝保守的政治性忠誠是一種軟弱而單薄的力量。在傳統的王朝循環中，舊朝的覆滅將引發一系列表達最後忠誠的自殺行為，但實際上，沒有任何清廷高官或滿洲貴族自殺。相對而言，支持袁世凱稱帝的現代化理由要更強有力一些。它並不新穎——梁啓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來了，不過，可能是由於民國政治的混亂，它似乎更有說服力了。1915年4月，楊度（1875—1931）寫就了一篇維護立憲君主制的雄辯文章；同年8月，袁世凱的美國籍憲法顧問弗蘭克·古德諾（Frank Goodnow）也寫出了一篇批評共和制的文章。他們的根本觀點是，共和主義在中國已經失敗，原因是它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有著一人統治的傳統，民眾不受關注，幾乎沒有參政經驗。因此，立憲君主制恰是中國為共和主義做準備之所需。這一主張植根於某種現代政治話語，借用的是與反君主主義者相同的術語。在某種程度上，1915年年中發生的這一何種形式政府最適合中國國情與需要的爭論是明智合理的，實際上，它是19世紀90年代維新運動產生出的話語的一部分。楊度寫到，人民無德無識，無法承擔民主制度，他們只知道皇帝。他並不認為共和主義是錯的，只是認為它為時過早。事實上，他支持立憲君主制的全部理由就是，為在中國實行真正民主做準備。而就在這一點上，梁啓超再次邁上了政治舞臺。對梁啓超來說，儘管就其根本而言，他的老朋友楊度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卻錯失了關鍵的一點，那就是縱使辛亥革命發生過早，但它依然無可補救地毀壞了君主「尊嚴」的觀念。因此，梁啓超傾向於維護據認有缺陷的共和制度，他籲求的不是民眾的實際政治參與，而是平民主義與國家權威、法律與道德、制度與人以及公民權力與精英控制間的某種平衡。梁啓超期望，教養與克制可以在有著潛在危險性的國家權力與自私的社會利益之間維持住一個政治行動的領域。不幸的是，在民國早期，為教養留下的空間很小。國家太過軟弱，無法保證以形式性的民主程序為權力之爭披上體面的外衣。不過，不是梁啓超而是袁世凱的支持者最好地抓住了這一問題。他們創建了一套圍繞袁世凱的新歷史敘述——清朝已失天命，民國則陷入了混亂，民族一直支持的就是袁世凱。清朝拒絕照他的改革建議行事，共和政體則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莫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亞士遜位之後，幹戈迄無終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鑑乎？對比是有趣的。與墨西哥不同，中國沒有被殖民過，也不是一個新種族創建的社會。而與中國不同，墨西哥缺乏長久的帝制官僚政府傳統，且忽視本土傳統，將自身政體的起源追溯到歐洲。它最後從西班牙的控制下獨立，而直到末期，迪亞斯（Porfirio Diaz，1830—1915）的統治也比晚清穩定得多。此外，大莊園制度控制著更好的土地，並將農民變為農奴（該方式在中國已不再為人所知）。雖說如此，兩個國家在19世紀都被拽入了世界貿易之中，並因此變得脆弱，都試圖追求專制下的現代化。與此同時，其知識分子主張著更進步的自由主義，農民則變得日益貧困。這些相似之處提醒我們，中國所經歷的錯位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實際上，它只是20世紀早期許多革命社會中的一個。到19世紀90年代，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後發展國家都被不同程度地推入了世界經濟之中，並經歷了嚴重的混亂。這一進程加速了（或至少是伴隨著）其大部分人口——尤其是農民階級——境況的惡化，也造就了國家與新興經濟行動者的新關係。商業社團與知識分子都發現，舊的國家形式令人不滿。因此，見證這一點的不僅有中國與墨西哥的革命，還有1905年俄國革命、1908年奧斯曼帝國青年土耳其黨的勝利，以及1910年葡萄牙共和國的建立。這是一個瀰漫著自由主義幻想的偉大時代，而在自由立憲主義失敗後，這些社會中的多數將要麼目睹半法西斯式統治，要麼見證規模宏大的農村革命。同時，20世紀第二個十年後期，中國落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那些有改革意向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繼續試圖在體制內努力。這之所以可能，則是多虧城市生活的相對穩定以及教育、新聞與其他職業領域的成長。地方認同與利益獲得了新的正當性，有些知識分子甚至建議實行聯邦制度以保持中國統一。1921年，作為律師與軍閥，陳炯明建議廣東人自己選擇其領導者，並實際上開始舉行選舉。然而，孫中山一派的軍隊很快將他趕出了該省。「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1917年，面對北京政府任命的非本省籍的督軍與民政長，激進議員沈定一如是說。「浙江人不自治而一一以委諸外省人，外省人而仍不治，不將引外人來治耶？」而同時，沈定一將省與國家聯繫起來：「浙人不能保浙即國人不能保國……不但浙事為浙人之責，即中國全國亦應由浙江人負責。」本質上，沈定一提倡的是這樣一種聯邦主義：每一省各自的力量會加強國家的力量。自晚清以來，對失敗的中央政府的幻滅引發了省自治的籲求。城市政治很容易支持聯邦主義。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有時是商業精英都反對走馬燈式的中央與軍閥政府，並以此來確證自己。湖南的聯省自治運動或許最為成功，在這裡，有青年人竟呼籲建立「湖南共和國」，以此「實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因此，有時，「自治政府」的籲求變成了軍閥貪婪行徑的遮羞布。縱使「地方自治政府」聽起來是進步的，但到20世紀20年代，「封建主義」已成了詛咒之詞。批評者將封建主義與軍閥割據以及帝國主義作惡聯繫起來，在這個國家主義情緒強烈的時期，即使對比項是腐敗的中央政府，要正當化地方主義也是完全不可能的。這也是支配辛亥革命的城市改良主義精英最終無法確證其正當性的一個原因。既然中華民族仍然至高無上，國家建設計劃就仍是正當的。歷史學家杜贊奇論述了「在19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如何出現。在該秩序中，世界舞臺上唯一被承認的演員就是主權民族國家。……國家建設必要性背後的意識形態力量不是別的，正是這一民族國家體系」，以此指出「全球性的現代化與國家權力話語」正處於中心地位。更具體地說，許多知識分子擔心，聯邦主義無法應對軍閥的挑戰，某些知識分子則感到，只有一種新型軍事力量才能統一中國。從最後來看，他們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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