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現場》是古天樂今年來拍攝的第幾部電影？
不是第五也是第六。
有他在，票房的底數就在。很多人進影院，就是看古天樂的帥，有他在影片裡耍一下酷，亮一下帥，就能保持基本的觀影基數。
所以，今年以來，古天樂不斷地在電影裡變換著他的形象定位，時而罪犯，時而臥底，時而警察，加上身份逆轉及雙面人的設定，使他的角色身份，就有無數個排列組合的巨大數字，足可以讓他在電影裡不斷翻新自己的角色身份，雖然總體設定超不出警匪片的五行八卦圈，但是，其演繹的角色身份的變幻還是有著足夠的騰挪空間的。
《犯罪現場》總體來說作為一部警匪片，必定逃不掉正義戰勝邪惡、警察抓住兇手、迷津變成坦途的通用模式，但是影片在敘事上還是充斥著一種黑色幽默的荒誕意味，使得這部影片從某種意義上講，又具有了搞笑、怪味、反轉等黑色幽默元素。大體而言，影片的黑色幽默元素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 黑色幽默體現在罪犯的自我認罪。
《犯罪現場》裡古天樂扮演一個搶劫珠寶的罪犯，從一而終的身份認定，使這一角色的形象沒有發生逆轉，但電影還是在他身為劫匪的總體框架之下，揭示了他的溫情的柔軟的內心一面，但這無法改變他在電影裡的總體的設定，最終，按照商業電影必須遵循的、且默認的道德原則，他必死無疑。
而電影裡，將他的死，設定成了他對自我生命的終結，這就是當他與警察雙槍對峙的時候，他自動放棄了對警察的殺戮，而聽任警察的子彈完成了對他的生命的終結，從某種意義上講，他選擇了自行對自己生命的了斷，變相地相當於一種自殺。而這種自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出，正是他對自己所犯下罪行的一次宣判，一種對自我劫殺行為的自裁。
如此簡單粗暴地處理古天樂在電影裡的形象，《犯罪現場》顯然不甘心，所以，電影還有大量的篇幅，描寫他在躲避追捕的過程中，與女房客產生的那麼一種溫情斷片。
有人認為，這一段古天樂與女房客的關係設定，有一點突兀，也不自然，但我恰恰認為，這是電影的精華所在，也是表現古天樂角色發生情感微妙變化的一個轉折點。
在影片開始出場的時候，古天樂扮演的是心狠手辣的罪犯，可以說是殺人不眨眼，註定了他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他在逃避追捕偶然涉足進一個女房客的出租屋裡的時候，他卻見識了另一個人生的世界。
女房客的租客，是一群老年人，他們屬於人畜無害，安度晚年，說不好聽的話，就是等死。但是，這一幫人，卻活得有滋有味，興高採烈地等待著明天的日子來臨。其中一位百歲老人，還為慶祝她的生日，舉行了一次生日派對。這種平常人生中對生命的態度，恰恰在悄悄地改變著古天樂角色對生命的認知與理解。
他的世界一直是一個巧取豪奪的世界，孜孜以求的是金錢與利益，並且成為他殺人越貨、鋌而走險的原始動力，而他如此涉身犯險，一直處於人生的動蕩不寧、居無定處的時刻，卻遭遇到一群老人在那裡安享著風平浪靜的單調生活，如此巨大的反差，動搖了他的人生信念與生命追求。
特別有意思的是女房東這一角色的設置，她有著小市民的低俗情趣，錙珠必較，分豪必爭，對金錢的熱愛，不能不說與古天樂角色對金錢的貪婪有著相似的心理與心態，但是，她有一點不同，就是她對金錢的熱愛，從來是都是在合乎規則的前提下收取的，哪怕是一碗粥，她都在付出勞動之後，得到了屬於她的收入，對金錢熱愛背後的另一種為實現這種熱愛而執著的規則，才是對古天樂角色這一江洋大盜的最大的理念的衝擊。
古天樂為金錢而奔波衝殺，換來的卻是精神的崩潰，心態的緊張，相形之下，一個世俗生活裡的女人，也為了金錢，但卻理直氣壯，滋潤有味，一碗麵二十元，她可收可不收，只在一念之間，她雖然並不富裕，但對自己的命運掌控自如，卻是古天樂所不具有的。正是這個女人的平凡的世俗一面，讓他的世界觀發生了改變。
所以，女房東這個角色在電影裡並非多餘，最後，古天樂選擇了了結自己的生命，正是對自己在金錢面前所創下的十惡不赦的劣跡的一次的新的認識，這種認識的源頭，恰恰是那個人生偶遇的女房東。女房東完成了他精神上的救贖，這才有了他的物質上的回報，就是捐獻出自己的角膜，幫助女房東恢復了視力。在古天樂這一個環節裡，他完成了自己對生命的判決與最終的救贖。
二、 黑色幽默體現在警察的無為而獲。
古天樂角色身為罪犯，在自我人生動機上發生了巨大逆轉，但並不能讓古天樂躍升為《犯罪現場》裡的主角，他在《犯罪現場》裡一直是作為一種配角的存在。而影片裡真正出彩的角色，卻是在前臺跳上跳下的那個看上去沒有英雄氣概、連社區裡的地頭蛇都讓他沒有脾氣、在班上整天是混吃等死的「無為」小警察。
恰恰是這個可憐兮兮、渾渾噩噩的小警察，卻歪打正著地查清了案件的最終真兇，並且在一場他與古天樂角色對決的槍戰中，一槍結果了古天樂扮演的那個劫寶大盜頭目。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名叫林法梁的小警察，挑起了整個電影裡的大梁，也製造了電影裡完全不等稱的人物衝突天平。
正是在這種不平衡中，香港電影找到了它的敘事快感，那就是香港鼎盛期的電影裡，非常樂意表現的一種模式，其基本特徵就是熱衷於表現小人物不是出於理想、不是出於正義、也不是出於使命而投入到一項工作中，卻莫名其妙地完成了任務。
《犯罪現場》就是拾起了這樣的架構。影片裡的林警察活得非常窩囊，欠了一屁股債，經常受到地頭蛇催討債務，幾乎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嚴，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自然也沒有心思集中在辦案之中，影片開始的時候，把一個落魄警察的狼狽不堪的生活，表現得淋漓盡致，也讓電影復現了港片最擅長的無釐頭搞笑元素，比如，林警察在進入犯罪現場的時候，一腳未穩，倒在屍體之上，渾身上下血跡斑斑，迎來了電影裡的最肆無忌憚的對觀眾笑穴的刺激。
而林警察偵破案件過程中的「無為」思想，也在他與女警察之間的對話中，昭然若揭。從對話中可以知道，過去女警察曾經受他救助，對他還是頗為敬佩的，當女警察提出加班加點的時候，林警察一臉不屑，強調下班才是正道，把一個厭倦工作、樂得悠閒的小警察的心態，表現得活靈活現，而觀眾的會意的微笑，也是因為這樣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正是職場中職業疲憊的標配性動作。所以，影片裡的小警察林法梁非常接地氣，而恰恰是他，最後卻一步步地揭開了真正的案件真相。這不是一種典型的黑色幽默的標配性風格嗎？
三、 黑色幽默體現在案件的主體逆轉。
實際上，影片裡的破案戲也沒有什麼新意，恰恰是一個缺乏擔當精神、敷衍塞責、無所作為的小警察，最後揭開了案件的真正真相，而這個終結大盜已經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這樣電影裡的正邪兩方，都是處於一種散兵遊勇的非對立的狀態，仿佛是兩組並不是生死對立的對手，就那麼松松垮垮地聚到了一起，這也構成了《犯罪現場》裡整體上的黑色荒誕味道，這也可以看成是電影對港片中過去它所熟稔應用的無釐頭風格的一次致敬吧。
在設立了與眾不同的罪犯與警察的人物刻畫架構下，《犯罪現場》裡的罪案故事乏善可陳。整個電影如果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應該叫「劫寶大案後傳」，它的前傳中，是一幫劫匪搶劫珠寶店，這一個案件本該是電影表現的主體案件，但《犯罪現場》裡恰恰將這一個珠寶案推入到背景，而表現了搶劫案帶來的後延犯罪。
可以看出，《犯罪現場》為了讓電影所想表現的主題得以成立，採取了棄大抓小的設定，也就是說丟了西瓜，抓住了芝麻，本身一場珠寶搶劫案掀起了巨大的震動，但電影卻沒有把焦點對準這一大劫案本身，卻虛晃一槍，瞄準了劫案發生後在分贓環節的一連串新的殺傷，並且最終接榫上了歐亨利的經典的設置規律，揭示出分髒環節的真正兇手，正是第一個環節劫寶案的受害者。於是電影的出乎意料，構成了一場劫案的正傳與後傳之間害人者與受害者之間角色的平行移位與終結顛倒，讓電影表現的案件主體成為前一場緣起案件的逆反呼應。
這樣《犯罪現場》的真相在揭示後，同樣將負重放置於觀眾的心理期許上。正如《東方快車謀殺案》裡發生的案件，不過是對之前的各種罪惡的復仇式的集束宣判，同樣，《犯罪現場》裡的主體情節也是對前一起大案的復仇式整肅，它所展覽的「黑暗裡的公正」的新犯罪，圈起了層層問號，讓人思索著這一場對兇犯的反戈一擊，是否有其正義的一面？觀眾承接了電影裡的這種傳遞出來的負重，而電影也由此從這個層面上，拉開了它的另一種黑色幽默式的情節設置，從而與之前的罪犯的設定、警察的設定，共同完成了電影裡的整個的黑色幽默的基調。
這也算是《犯罪現場》這部看起來並沒有多少新意的電影在格調上帶來的新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