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路上的「八十一難」
在大眾心中，博士往往代表著出色的科研能力和在某一領域裡較深的造詣。但是，科研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博士們也會遇到許多意料之外的困難。
張楚楚2014年從天津南開大學碩士畢業後，申請到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系攻讀博士學位。回憶起申請博士的經歷，她表示當時著實費了一番工夫。「因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東問題，讀博第二年需要到中東地區實地考察，所以要求申請者能夠熟練使用當地語言，而且最好在申請博士之前便有過前往中東實地調研的經歷。幸運的是，我在本科和碩士階段就在課餘學習了法語和阿拉伯語，還在碩士三年級時前往約旦學習了半年阿拉伯語，同時在當地開展考察。這對我申請博士有很大的幫助。」張楚楚說。
進入劍橋讀博只是一個開始，在這之後還有著更多的挑戰。「來到劍橋大學讀博士的第二年，我只身前往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調研。自己租房、聯繫採訪對象，在異國他鄉孤軍奮戰。剛到突尼西亞共和國首都突尼西亞市一周後，那裡就發生了恐怖襲擊事件，全國實行宵禁。當時還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但是既然已經選了這個方向、這個課題，也就沒有回頭路可走，只能咬咬牙堅持做完。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次很寶貴的經歷。」張楚楚坦言。
楊宇婷和張楚楚有著同樣感受。她現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藝術史專業攻讀博士學位，主攻18、19世紀法國藝術史。「在國外讀博士，尤其是人文社科類的博士，是一條孤獨的路，需要獨立完成學術研究。我的導師只給我指出一個大致的方向，平時很少見到他。我研究18、19世紀的法國藝術史，要讀很多古籍。這些古籍一般只能在國家圖書館找到，而且古籍很脆弱，不能拍照，不能外借，只能每次到圖書館手抄自己需要的資料。」楊宇婷接著說，「許多文獻是用古法語寫成的，閱讀起來比較困難，而且作為外國人要去理解兩個多世紀前的文藝評論家的信件資料非常不容易。我在這上面就栽了不少跟頭。起初，只能讀懂表面意思，覺得沒什麼參考價值，其實那些看似奉承客套的話語裡暗含著諷刺、隱喻。栽跟頭的次數多了，就慢慢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
蘇暢現在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對蘇暢來說，最困難的大概是一邊讀博，一邊還要照顧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剛出生時，我非常辛苦，身心俱疲，中途一度想放棄讀博，但是轉念一想，如果這樣半途而廢，會很對不起父母和老師，也過不了自己心裡的那道坎，最終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讀完博士。不過還好，快結束了！我已經提交了畢業論文，就等答辯了。」蘇暢愉快地說。
有艱辛也有溫馨
雖然做學術研究會面對諸多挑戰，但在這條路上，有前輩做出的榜樣，有友人的鼓勵和支持，無形中給他們增添了力量。
在法國讀完碩士後，楊宇婷深受同專業前輩的影響，決定繼續在藝術史領域深造。「我從來沒有想過到底熱不熱愛自己的專業。但是，每次和同專業的元老級前輩聊天、探討後，我都會驚嘆於他們對藝術的深刻見解。看到他們，我就覺得自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楊宇婷說。
除了學校的老師，楊宇婷也深受一些文化工作者的影響。她講起自己參觀法國貢比涅王宮城堡的經歷：「那裡的博物館館長帶領我們參觀時，對王宮內擺放的每一件物品都如數家珍，向我們講述這些文物從哪來，經歷了怎樣的修復過程，事無巨細，講得一清二楚。可以看出他對這些文物是發自內心地熱愛。城堡裡有一間對外開放的圖書室，裡面擺滿了古籍。還有一些遺落在別處的皇室圖書古籍，館長為了拿回這些古籍，不斷地和法國國家圖書館、政府等有關部門溝通，做出了許多努力，試圖還原當時皇家行宮圖書室的原貌。在人力、物力、財力都有限的情況下，年過半百的館長對待文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據蘇暢介紹，由於要照顧年幼的孩子，教授允許她按照自己的時間靈活安排到研究所上班的時間。她說：「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遇到了對我特別好的老師和同事。而且孩子剛出生時，父母經常過來幫忙照看，所以我才能逐漸在家庭和工作之間找到平衡點。」
想把所學帶回「家」
據了解，不少博士希望將來能夠回國發展，為欣欣向榮的祖國錦上添花。
張楚楚將於明年畢業，她說：「我很願意回國發展。一方面因為家人都在國內，我想和家人待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英國這兩年，我明顯感覺到祖國的發展速度超過了許多歐洲國家。隨著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展開，我相信自己所學的知識、積累的經驗都能發揮作用，找到用武之地。」
蘇暢也正在積極聯繫國內的有關方面，希望回國後繼續從事科研工作。「暨南大學曾經來慕尼黑開過招聘會，我參加了，了解到他們需要預防醫學方面的人才。而且他們剛剛組建了環境和氣候研究院。我學的是環境流行病專業，對他們的項目還是蠻感興趣的。」蘇暢說。
楊宇婷說：「在法國，我看到有許多人做藝術工作時非常敬業，那種精神很值得我們學習。我希望把這種精神帶回國去。另外，我也很想把自己所看到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翻譯成中文。這樣能夠讓更多國內的藝術愛好者、不懂法語的人看到這些資料，享受人類共有的珍貴文化遺產。」(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