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正心正舉公眾號
文丨果其然
在上海，有這樣一家醫院：
只收晚期的癌症病人，他們中的90%，會在3個月之內去世。
但死亡的痛苦折磨不了這些病人。
或者說，這些病人面對死亡更加坦然。
因為這裡的醫生，更注重病人心理的安撫、心情的平復。醫生會和病人談笑風生，既不避諱、更不隱瞞死亡的來臨。他們會認真傾聽病人關於生活的感悟，也竭盡所能，滿足病人的各種願望。
即使有的病人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但他們最後的面容，更加從容、平靜、安詳。
於是這座距離死亡最近的醫院，同時也是距離天堂最近的醫院。
這就是位於上海閘北區臨汾社區的「舒緩療護區」。所謂「舒緩療護」，就是「臨終關懷」。
內觀己心 外察世界
臨終關懷，也叫「姑息治療」或者「安寧治療」。它由英國護士桑德斯創立，1967年一經推出，便在世界各地開展起來。
臨終關懷的概念：
當病人經過可行的醫療手段救治之後，仍無法改變死亡的結果之時，特別是後續的醫療措施，會使病人遭受更多痛苦的情況下，以減緩病人肉體痛苦、努力提升病人的精神狀態、加強病人的心理建設為方向的醫療手段。
從其概念可以看出：
「臨終關懷」與其說是一種醫療手段，不如說是一種全新的理念。
它不再強行把「個體存活」作為首要任務，而是將「精神圓滿」放在首位。
這如何理解？
啟迪多元思維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寫道：「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村上春樹也曾發出這樣的感嘆：「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可見生與死的概念，並非完全對立，而是一體兩面，自然而然。
而且正是因為死亡有著不可避免的絕對性，所以更能折射出人的價值、人的意義。
人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是生命的無限可能性，是創造、經歷、體驗的全過程。而死亡的過程，必然包含在生命之中，因為死亡是生命最後的演出、最後的光彩。
但在我們的科學及教育的體系中，只有優生學，沒有優死學；只有人生觀，沒有「人死觀」；只強調生的崇高，不重申死的光榮；只有生的教育，缺乏死的教育。
於是人們對死亡的看法，也深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對死亡始終採取否定、蒙蔽的負面態度，認為死亡就是最大不幸，是人生的最低點。
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把生與死對立，把生命的完整過程，強行肢解。
更可怕的是，這種觀點從不考慮死者本人的感受、臨終病人的實際心理，而是強行爭取病人肉體意義的存在，毫不顧忌病人精神上的需求。
而「臨終關懷」，正是把「人的感受、「人的精神」」放在首位，它把面向死亡的病人不再當做醫療手段所作用的「物」，而是把身患絕症的患者視為平等的「人」。
這就是人，最大的精神需求——人的尊嚴，不僅要求「生來平等」，更需要「死得其所」。
所以「臨終關懷」的內涵，就是「從人出發」、「以人為本」。這也正是「人文主義」的核心——「人」是中心，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人」是根本，是一切社會道德的基礎和展開。
要想充分把握這個內涵，「三思」思維是重要的工具之一。
正心正舉
思辨
辨，即辨別、辨證。
思辨思維就是要求我們：對事物的概念要仔細辨別、認真思考，方才算是辯證的看問題，思辨思維才能真正發揮效力。
結合「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思辨思維為我們確立了思考的方向：
「臨終關懷」所維護的對象——「人的尊嚴」到底是什麼？
它的人文內涵如何體現？
「尊嚴」有兩層意思：尊，尊重；嚴，莊嚴。
對於道德意義上的「人」來講，「尊重」最重要的人文內涵，就是「平等」。
我們一直認為，所謂「平等」就是不歧視他人、不對他人存在偏見。但「平等」還有另一個方面：「不用身份強行捆綁他人」、「不用刻板觀念強迫他人」。
著名作家巴金，2005年去世。在此之前的1至2年時間裡，他全身插滿管子、每天要吞下和注射大量藥品、他的身體無法活動，他的精神備受折磨。
巴金幾次都想減緩治療強度，做些他想做的事情，但無論是社會輿論，還是親戚朋友，都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看似天經地義：
他們捨不得巴金離去，不能接受文壇和生活中，巴金的永遠缺席。
但他們的道路走得有些偏離，他們忘了最重要的一點：「己不所欲，勿施於人」。
因為忘記了這一點，就是不能「平等」地看待他人，而喪失了「平等」的原則，就意味著「人的尊嚴」被完全忽略，即便有，也只能停留在淺顯的表面。
一旦「尊嚴」被忽略不計，「人」的意義便開始變味。「人」開始變成一種觀點、一種標誌、一種價值觀的映射，「人的意義」變得稀薄、蒼白、膚淺。
而這正是「莊嚴」的意義：
生命在於廣度，而並非長度，生活在於自我豐富、而不在於讓他人滿足。
所以「臨終關懷」的方向，就與「人文內涵」的方向取得了一致：
「生命的尊嚴」是以每個鮮活的個體為圓心，用平等的半徑，畫出生命最圓滿的圓。
思變
變，即變化、改變。
思變思維就是要求我們：針對問題要勤於變化思路，勤於改變緯度，這樣才能觸及事物的本質，找到真正的解決方法。
針對「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問題，思變思維的啟示是：
為何許多人對臨終關懷，如此陌生？
為何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人文內涵？
陌生，就是「不熟悉」，「不熟悉」的原因，就是「不明白」。
對於「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不明白」並非因為這個問題太過高深，讓人不得要領，而是因為「害怕「產生了「怯弱」的心理，主動放棄了「明白」的機會，在問題面前一味退縮。
這個令人望而卻步的問題，就是「死亡」。
人們對於死亡諱莫如深，全世界皆是如此。
比如正式的社交場合也好，日常的交往也罷，「不能對死亡有所觸及」，是條社交鐵律。因為「死亡」是大忌，是不幸、恐懼、災難的象徵。
這種觀念使人們無法接受死亡、更無法直視死亡、善待死亡。
而「臨終關懷」，是幫助病人安詳走向死亡的手段。它是死亡在病人、家屬、醫務人員之間徹底公開化，它更是對傳統「死亡觀」的顛覆、自然使得人們難以適應。
但比起病人，醫護人員受到的影響更深。也就是說，許多醫護人員亦無正確的死亡觀。
所以「臨終關懷，」對於整個醫療系統來講， 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積極的倫理大環境，這勢必影響本來數量就不多的，從事「臨終關懷」事業人員的士氣，又進一步削弱了發展「臨終關懷」的倫理力量。
其實任何時代的醫生都應明白：
在當代被視作「最尖端」、「最先進」、「最有效」的醫療技術，在未來，都將會是粗淺可笑的。而患者今生今世可以從醫生那裡獲取的，不僅是相對「高端」的技術，更是醫生對於生命價值的釋然和達觀。
從歷史上看，醫學誕生於科學的蒙昧時期，而並非「科技至上」的現代。幼年時期的醫學模式，是「神靈主醫」或者「醫巫同源」。當然，他們有迷信的方面，但更為重要的是，那時的醫生已經明白：醫生不僅要解決病人肉體的病痛，更要在在精神上對患者施予積極影響。所以「醫學」從基因來講，也不僅僅是「救死扶傷」，而是「以人為本」、「關懷至上」。
而「以人為本」也好，「關懷至上」也罷，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的情感基石。因為越是先進的社會，應該越是關注人的情感世界，越會實施關注的手段。
因為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之一，就是「人為主義」：崇尚人的理性，反對人的愚昧。
思便
便，即便捷。思變思維就是要求我們，通過科學的觀點，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路徑。
結合「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問題，思便思維是在提示我們：
「臨終關懷」最終作用於哪些社會關係？
這些社會關係又如何體現著人文內涵？
「臨終關懷」最終作用的關係，是「醫患關係」。
「醫患關係」看似是一種契約關係：病人付給醫生金錢求得藥到病除、身體健康；醫生付出專業勞動求得維持生活、提高生活的成本；
但「醫患關係」本身，卻比契約關係更加特殊：
1、醫患雙方地位並不平等。醫務人員不論在學識 , 甚至經濟情況方面，都比大多數病人優越；
2、醫患雙方並不自願。病人生病不是自願，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也沒有自由選擇醫生的自由，反之醫生亦然；
3、在單純的契約關係之中，契約的完成，單純依賴於雙方的個人利益驅動，和有形勞動的等價付出。而在「醫患關係」之中，醫生不僅要與之等價的專業勞動，更要付出超出價值的「關係愛護」。比如「醫者仁心」，就是對醫生身份的最基本要求，又比如「醫學倫理學」，更突顯出「愛心可貴」、「仁義無價」。
所以，「醫患關係」的實質，是通過醫療途徑而產生的、維繫、互補、共進的情感關係。
既然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就會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
而「臨終關懷」則是「人文主義」之中，最為顯著的表達，它能體現出病人「豁達」，更能體現出醫生的「醫德」。
二者的合力，正是「人文主義」一直強調的內涵：人性的光輝、人格的魅力。
撥迷見智 開啟自在之門
「臨終」、「關懷」，兩個意義極端的詞語能夠走到一起，就是靠著人文精神的聚合力。
這個聚合力的最佳體現，就是人文精神之中最為溫柔，也是最為豐富的內涵：人人平等，尊重生命。
「三思」思維細化了這一內涵，使得「臨終關懷」的人文內涵更加深刻，更加合理，它們分別從方向、方法、實質的角度，為我們充分理解、消化、運用這一內涵，提供了一套準確的坐標系。
但「臨終關懷」又豈止限定於「醫患關係？」
它應該成為一種待人處事的方法，一種社會的情感基調。因為「臨終關懷」體現著人文的精神，散發著人情的味道，而人文精神的終極關懷，應該是人類自我珍視和自我關懷。
只有這樣，「臨終關懷」才會變成「彼此關懷」、「社會關懷」。
也只有這樣，醫學才能由「醫術」，變成「醫道」，最終與人文主義合二為一，成為真正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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