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北方民族的地緣狀況及歷史演變,文章指出《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繪製過程中的北部疆界「模糊性」問題並非個案，而是北方民族政權疆界劃分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有必要重新審視與梳理。著眼未來，西夏文文獻和考古出土資料將成為《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修訂的重要信息補充和資料來源。
關鍵詞: 《中國歷史地圖集》 西夏地名 補釋
作者楊蕤，1975年生，北方民族大學民族學學院教授。地址：銀川市北方民族大學民族學學院，郵編750021。
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下簡稱《地圖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編纂，直到1975年出版內部版本，1982年正式陸續出版了1-8冊，共20餘個圖組，304幅地圖，涉及7萬多個古代地名，成為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有學者指出，《地圖集》與標點二十四史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文社科領域兩大最重要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圖集》第六冊繪製了西夏專幅地圖，雖然只涉及百餘個西夏地名，但在西夏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具體表現於兩個方面：
一是推動了西夏歷史研究的發展。縱覽西夏學發展歷程，有幾項基礎性的成果，直接推動了西夏歷史研究的進展，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版的《西夏史稿》以及稍後出版的《夏漢字典》等著述。當然，譚其驤先生主編的《地圖集》也屬於此類成果，其中《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中「西夏幅」（以下簡稱「西夏地圖」）標識出西夏疆界的準確範圍、山川形勝以及周邊地緣政治形勢等地理信息，並且在這幅地圖上標識出百餘個西夏地名的具體位置，是較早用現代技術繪製的西夏地圖。雖然「西夏地圖」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如一些地名的定位尚不準確，疆界的劃定不盡合理，西夏疆域前後的變化也未有體現，還有一些重要的地理元素尚未標識出來等。雖然存在這些不足，但「西夏地圖」展現了西夏地理空間方面的基本概貌，樹立起西夏研究的「橫軸」，是為西夏學各研究領域的基礎和重要參考。此外，由於「西夏地圖」的繪製嚴格遵循現代繪圖規則和標準，不同於清代之前的舊式地圖，尤其在顯示地理元素的準確度和科學度上大為提升，因此這幅地圖又成為中外學人繪製各式西夏地圖的底圖和「母版」。
二是將西夏歷史帶入中國通史的視野。對西夏研究而言，有一種熟知的觀點就是元朝修史者在編修《宋史》、《遼史》、《金史》時，獨摒西夏政權於正史之外的做法使得近兩個世紀的西夏歷史文獻無徵。不管這種看法是否符合實際，但未能入列「正史」的現實的確給後世研究和梳理西夏歷史帶來諸多不便甚至不小的麻煩。這種狀況同樣體現在西夏歷史地圖的繪製方面。例如：《歷代地理指掌圖》，「聖朝元豐九域圖」中僅標出「西夏」二字，示意西夏政權的大致位置，或將西夏部分州郡置於「化外州郡」之列。清代楊守敬在繪製《歷代與地圖》時，單列「西夏割據圖」，雖然只涉及西夏三十餘個地名，不過也算是一種進步。《地圖集》是具有中國通史性質的地圖集，在其中單列「西夏地圖」，部分彰顯了西夏政權在中國歷史及通史中的一定地位。稍後出版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也列「北宋、遼、西夏戰爭形勢」、「北宋、遼、西夏、大理等並立形勢」等專幅歷史地圖，但反映的西夏地理信息較為有限，西夏幅員疆界狀況顯然參考了或源於「西夏地圖」。
《地圖集》雖然是以地圖的形式表現歷史地理信息，每一個地理信息意味著大量的實證研究，因此會產生大量的釋文，圖文對照，讀者就清楚了每一個地理信息的來龍去脈。而目前僅見東北等少部分地區的釋文公開出版，大部分釋文尚未公開，因此在使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出現一些障礙，不清楚歷史時期某一政權疆域範圍的劃定、地望的確考、河流湖海分布的來源與依據。基於這樣一個目的，本文就「西夏地圖」的相關問題進行梳理，以供學界參考。
《地圖集》編修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眾多研究人員和學術研究機構參與其中，參加的編繪人員超過百人之多。「西夏地圖」為哪些學者所繪製？筆者推測章巽先生應該是主要的參與者或完成者。理由如下：一是1963年章巽先生發表了《西夏諸州考》一文。該文主要梳理了西夏時期州級行政建制的數量、分布、名稱、地望及演變等問題，其中前期20州，後期26州。對比《西夏諸州考》與「西夏地圖」所涉及西夏諸州，二者基本一致。西夏後期的西夏諸州均在地圖中有所體現，尤其章巽先生考證了一些不常見或有爭議的西夏諸州，亦在《地圖集》中標識出來，如懷州、順州、定州、龍州等，二者甚至在一些細節上表現出極大的一致性。如《西夏諸州考》對西夏後期所涉26州進行逐一考釋，除永州地望不可考外，其餘諸州地望均有所指，而《地圖集》在背頁備註中有「西夏無考州名永州」的信息。因此，《西夏諸州考》一文部分地充當了「西夏地圖」釋文的功能。二是雖然章巽先生主要致力於中西交通史領域的研究，但也具備參與繪製西夏地圖的條件。他與顧頡剛先生共同編繪了《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並由譚其驤先生審校。在該地圖集中，雖然未將西夏作為一幅單獨的地圖列出，但在五代十國系列圖中顯示出定難軍節度使的勢力範圍，同時也標識出党項民族的分布範圍；在「北宋時代的中國」、「宋金並立圖等地圖」等專幅圖中顯示了西夏疆域的輪廓。值得注意的是，該圖冊中的西夏疆域圖與譚其驤先生主編的《地圖集》中的西夏疆域圖相比較，除了宋夏疆界略有不同外，其餘部分完全一致。此外，從工作經歷看，新中國成立後章巽先生在復旦大學任教，與譚其驤先生一起共事，加之先前與顧頡剛先生有過編撰歷史地圖集的經歷。因此，《西夏諸州考》一文是章巽先生在編撰「西夏地圖」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副產品」，此後十幾年間，未見章巽先生再發表過有關西夏研究方面的成果。
分析「西夏地圖」的地名構成，其大致有三方面的依據或來源：一是《宋史》《遼史》《金史》《元豐九域志》等傳統典籍。二是考古資料，尤其是一些古城、堡寨及聚落遺址。三是清代《西夏紀事本末》卷首所附的《西夏地形圖》。前兩項內容是繪製歷史地圖集的常規資料來源，但《西夏地形圖》對於編繪西夏地圖而言是一份較為稀缺的文獻資料。章巽先生在撰寫《西夏諸州考》一文時也將之作為重要的資料參考。雖然《西夏地形圖》遵循了中國古代「製圖六體」的原則，但缺乏精度和準度，即便這樣，其對今天西夏歷史地圖的繪製仍有兩點重要的參考價值：第一，該圖突出了西夏首府興慶府的重要位置，並以此為中心，用虛線勾勒出西夏與周邊地區的交通概貌；第二，該圖標識出了一百餘個西夏地名，並且二者的地名類型基本相同：即由河流、隘口、山脈、渠道、渡口、池澤等自然類地名和府州、監軍司、城寨、聚落等人文類地名組成，這對於復原西夏的地理狀況極具參考價值。筆者就《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與《西夏地形圖》中的相關地名進行了對比，並列表如下。
《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與《西夏地形圖》所載的地名信息比對表同載
《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
《西夏地形圖》
自
然
類
河流
（渠道）
白馬川、駱駝港（巷）、葫蘆河、無定河
黃河、黑水河、金河、屈野河、濁輪川、兔毛川、明堂川、黑水河、大裡河、吐延水、渾州川、延慶水、歸德川、馬嶺水、蒲川河、鳴沙河、靈州川、浦洛河、唐來渠、漢源渠、喀羅川、浩亹河、合羅川、瓦亭川
打冷溝川、折河
渡口
順化渡、呂渡、
黃河九渡
郭家渡
山脈（隘口）
賀蘭山、殺牛嶺、零波山、雪山、胭脂山、三危山、黛黛（袋袋）嶺、青崗（岡）峽、囉保大陷谷、
黑山、午臘蒻山（牟那山）、橫山、長城嶺、兜嶺、屈吳山、柔狼山、惟精山、樂山、柳泊嶺、鐵門關、克夷門、雪山、馬鬃山
克危山、龜頭山、信宿谷、新山谷、小白羊谷、大白羊谷、大像谷、橫澗谷、前石門口、後石門口、靈武山、祁連山、雞山、玉門關、黨移嶺、媽娘蘆嶺、韋芭山、阿羅把嶺、碧林口、賞移口、割踏口、妹祀山、勒山、袋寧令口、分山口、羅堆嶺、破娘嶺、青嶺、磨雲山、甲子山、大青山、小青山、蕭關、輕囉浪口、天都山、石門、白塔子山
池澤
地斤澤、烏池、安慶澤、左村澤、
南山九澤、賀蘭池、百（白）池、鹽池、板井流、瓦波流
人
文
類
州
府（軍）
興慶府、懷州、永州、靜州、定州、銀州、石州、龍州、夏州、宥州、洪州、鹽州、韋州、會州、肅州、瓜州、沙州、威州、
西平府、西涼府、宣化府、順州
興州、涼州、靈州、雄州
監軍司
左廂神勇軍司、祥祐軍司、嘉寧軍司、靜塞軍司、西壽保泰軍司、卓囉和南軍司、甘肅軍司、西平軍司、黑水鎮燕軍司、黑山威福軍司、白馬強鎮軍司、右廂朝順軍司
城寨
鳴沙（縣）
兀剌海城、德靖鎮、暖泉峰、濁輪寨、大橫水、彌陀洞、古烏延城、白池城、蝦蟆寨、耀德城、溥樂城、萌井、清遠軍城、折姜會、割踏寨、蓋朱城、仁多泉城、攤糧城、應理、婁博貝、省嵬城、常樂城、東關鎮、定邊鎮、南平州、高臺寺城、刪丹
訛河石堡、白沙會、葉子川會、勒雞會、疆野城、德光城、光野城、疆遠城、常樂城、紅羅城、保靜縣、瀚海軍、會亭堡、定遠鎮、奈李平、潘開移、阿羅、磨娘、三耶委、馬練、把沙勒委、百正、委林
聚落
村落
黃羊平、大沙堆、王庭鎮、三岔口、萬井口、七裡平、神堆驛、濟桑、奈王井、大吳神流堆、賀蘭原、橐駝會（口）、賞移口、十裡井、牛心亭、鐵冶務、子河汊
天豐倉、兔廬張、龔鹽井
緣邊地區地名
延安府、麟州、環州、綏德軍、保安軍、晉寧軍、
鎮戎軍、
西安州、蘭州、熙州、湟州、廓州、西寧州、伊州、東勝州、寧邊州、定邊軍、懷德軍、積石軍、河清軍、金肅軍、火山軍、保德軍、
御謀城、塞門寨、保安寨、鎮西城、平戎寨、萬全寨、累勝寨、順寧寨、金湯寨、安強寨、白豹城、大順城、神堂堡、官化堡、洪德寨、安邊寨、永和寨、定邊寨、清平關、土橋堡、興平城、綏寧城、靖安寨、原州、勝羌寨、通遠寨、懷德軍、乾興寨、天聖寨、熙寧寨、西安州、新秦、烏龍、龍泉寨、米脂寨、威戎城、屈丁寨
通過對比，發現二者除地名類型相同外，還有一些公用的地名。當然，二者的差異性也十分明顯，二者在地名及地理要素的選取上還是存在明顯不同，二者有大量不重複的地名信息。下面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二、地名考釋與地名校正
無論是今人繪製的《地圖集》，還是古代成圖的《西夏地形圖》，二圖所涉及的地名數量大體相同，並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西夏常見地名，如西夏州府、監軍司等，雖然其中個別地望、位置尚不明確外，其餘均可定點定位，源流演變也較為清楚；另外一種情況則是不常見的地名，尤其是宋夏邊界地帶的一些城鎮聚落，在文獻中出現頻率較低，對於學術界來講略顯陌生，茲就《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中部分不常見的地名略加梳理，明其源流。
黑水：《中國歷史地圖集·西夏幅》中有三處涉及「黑水」一名，一是位於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的黑水鎮燕監軍司，黑水就是今天的黑河，雖然目前在漢文典籍記述甚少，但在西夏文文獻以及考古發現中有「黑水」的明確記載；二是夏州附近的黑水河。《宋史》卷250載：「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罨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騎據險，渡河求戰。」此事件在《西夏書事》中亦有記述：「秋八月，屯兵黑水河，邀擊銀、夏、綏、府都巡檢使石保興兵，敗績。繼遷居沙漠，逐水草，便於攻掠。是時屯黑水河側，據險自固。」「西夏地圖」中的黑水河為今天的納林河。王北辰先生認為《水經注》中的黑水就是今天的納林河。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由毛烏素沙漠流入無定河的有三條河：納林河、海流兔河、榆溪河。榆溪河地處東部，為宋代文獻中的明堂川。海流兔河文獻所稱不明。今天海流兔河的水量至少是納林河的4-5倍，文獻所載黑水河「渡河求戰」，說明宋代納林河的水量遠比今天大得多。另外，從近年來由內蒙古無定河鎮十裡梁党項家族墓地出土的墓誌看，黑水河就是納林河，不過墓誌中稱黑水河為「烏水」或「烏水河」。如李仁福妻瀆氏墓誌中載「祔葬於烏水河之北隅，端正樹之東側」；李彝謹及妻裡氏墓誌載「葬於夏州朔方縣儀鳳鄉奉政裡烏水之原也」；綏州太保夫人祁氏墓誌載「葬於府城北鳳政裡烏水河北原」。三是《遼史》卷39中記載的黑水：「黔州，阜昌軍，下，刺史。本漢遼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戶居之，隸黑水河提轄司。」又《遼史》卷37載：「唐於契丹嘗置饒樂州，今渤海人居之。五十裡保和館，度黑水河，七十裡宣化館，五十裡長泰館。」遼朝黔州在今遼西朝陽市一帶，饒州在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南部。因此，《地圖集》將今查幹木倫河標識為黑水河。同時，在「西夏地圖」中，將今天包頭市北部的艾不蓋河也標識為黑水。因此，西夏和遼朝出現了各有兩條黑水並存的局面。筆者推測，《地圖集》如此標識大概受到「山西族」記載的影響。《宋朝事實類苑》卷60「西域山水」條載：「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裡，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山西別是一族，尤為勁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韃靼接境。」《地圖集》認為今後套的烏梁素海一帶即為文獻中的黑山，其北即為黑水，附近有怛達部落分布，但不能與文獻完全相符，存疑。
金河：即今內蒙古境內的大黑河，延續隋唐舊名。唐朝曾在此設立金河縣，並利用其水源進行土地開發：「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溉滷地數千頃。」 「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
屈野河：地名沿用至今。《元豐九域志》及《宋史》等文獻偶將其記述為屈野川。
濁輪川：《宋史》卷257載：「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眾，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宋代在此建有濁輪寨。地名一直沿用至明代。「神木州北。洪武初省。十三年十一月復置。西北有楊家城，正統五年移縣治焉。成化中，復還故治。南有大河。北有濁輪川。西南有屈野川。」地望為今神木縣北三塘川。
兔毛川：「會張亢管勾麟府軍馬事，破之於柏子，又破之於兔毛川，亢築十餘柵，河外始固。」史書又載：「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敕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戰於兔毛川。」即為今神木縣境內屈野河支流考考烏素溝。
吐延水：即為今清澗河。《水經注》稱其為秀延水。今清澗河上遊仍稱為秀延水。史載：「延水縣。貞觀二十三年五月。改為延水縣。取吐延水為名。」《金史》卷26「延川」條下載有「濯巾河、黃河、吐延水。」《元豐九域志》「延川」條下亦載：「有黃河、吐延水。」有學人考證「吐延」應為匈奴語，南方之意。元代之後，鮮見史籍記載。
渾州川：「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為敵出入隘道。」金明寨在今陝西安塞縣沿河灣鎮附近，其西北有兩條河流，一是延河，二是杏子河。自清以來，有關延水、清河、吐延水、秀延水等河流定位的討論尚有不少爭議。《地圖集》標識的渾州川無誤，確為今天的杏子河，最重要的一條證據就是《武經總要·前集》卷18載：「招安寨，北接杏子河，至橫山一路，慶曆中築。」「萬安寨，東控五龍川入延州路。東至延州八十裡，西渾州川路至招安寨，北至保安軍八十裡，南至敷政縣。」文獻明確了招安寨與渾州川的關係。招安寨在今陝西安塞縣招安鎮一帶，地名沿用至今。對照文獻，流經招安鎮的河流就是文獻中的渾州川。當然，文獻中尚有不少杏子河的記述，除上引文獻外，《長編》卷489載：「並對境地名杏子河東山有寨地可修一城，三面各有大溝，四面有大河，下面石腳系寨門、順寧兩寨之中，西與威戎城接連有地名羅渠谷嶺，上可以創修一守御大寨。」綜上判斷，文獻中的杏子河就是今天的杏子河，但是否在宋代杏子河存在一河二名的情況，存疑待考。此外，「西夏地圖」將延河標示為清水，魏晉時期延水確有清水之稱謂，但此後基本不用此名，在宋代文獻中尚無此記載。雖然宋代曾在今延川縣境內設立延水縣，但作為河流之稱的延水較為少見。
浦洛河：文獻多有記載，尤其是關涉宋夏靈州之戰的文獻中浦洛河出現頻次較高。如史載：「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橐駝路出青岡峽，過旱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明確浦洛河即為與瀚海相接的河流，也就是今天的苦水溝，其上遊有兩個源頭：苦水溝和甜水河。甜水河在韋州、下馬關一帶，若從環州西向進入韋州，再北上抵達靈州，顯然「繞路」太多，不是理想的路線；從環州途徑洪德堡直接進入苦水溝是一條從隴東進入寧夏平原的捷徑，因此浦洛河應該是今天靈武市的苦水溝（又稱山水溝）。
地斤澤：是宋夏文獻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個地名，確切地名方位不明。陳育寧先生通過實地考察，推測今內蒙古烏審旗境內的查幹淖爾就是西夏時期的地斤澤。
安慶澤：《宋史》卷485載：「淳化初，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又《西夏書事》卷4載：「繼遷駐兵磧中安慶澤，數與沿邊熟戶構難。」具體位置不詳，但有兩點可以明確：一是安慶澤處於今天毛烏素沙地之中；二是「從數與沿邊熟戶構難」判斷，其大致處於毛烏素沙地南緣地帶，接近於今白於山區。
左村澤：《長編》卷318載：「（王中正）及甲戌次宥州西北左村澤與賊戰鬥次第。」《西夏書事》卷25載：「夏兵千騎屯城西左村澤保守窖粟，中正擊敗之，皆棄窖走。」左村澤的位置較為具體，即今內蒙古鄂託克前旗城川鎮附近。
黃河九渡：《元史》卷1載：「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西夏納仇人赤臘喝翔昆及不遣質子，自將伐之。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遂逾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裡等縣。」宋代文獻中鮮見「黃河九渡」的記載。《西夏書事》卷42載有「黃河九渡」，未見應理的信息。元代應裡（理）為今寧夏中衛市，「西夏地圖」在將今寧夏中衛一段的黃河標示為黃河九渡，其北為沙陀，此說出處就是《元史》中的記載。
除上述尚需考辨梳理的河流池澤外，其餘河流渠道的定位歸屬基本上是明確的，一些名稱沿用至今，如無定河、唐來渠、漢源渠等，也有一些地名略有變化，如宋代將大理河稱為大裡河，榆溪河為明堂川、清水河為葫蘆河，今甘肅天水的葫蘆河為瓦亭川等。此外，「西夏地圖」還標示出不少不常見的聚落（村落）、城寨，梳理如次。
駱駝港：《宋史》卷87「綏遠砦」條下載：「地本駱駝巷，元符二年進築，賜名。東至定邊軍二十裡，西至寧羌砦六十裡，南至橫山砦五十裡，北至神堂砦約五十裡。」又《長編》卷509載：「環慶奏，乞進築駱駝巷、萌門、白豹，及乞罷之字平等處進築。詔駱駝巷、白豹依奏，萌門恐不須築，之字平系控扼清遠軍界，恐不可罷，令相度聞奏。」可見駱駝巷與綏遠寨實為一地。綏遠寨古城為今陝西省吳起縣鐵邊城鎮天百戶行政村附近。「西夏地圖」誤將今內蒙古鄂託克旗境內的都思兔河標識為駱駝港，顯然受到《西夏地形圖》的影響（在都思兔河附近標識駱駝港），是一處十分明顯的錯誤。
兀剌海城：《聖武親徵錄》、《元史》及《西夏書事》等史籍有載，是蒙古滅夏過程中的一處重要地點,地望說法不一。主要有龍首山說，具體在今甘肅甘州東北的龍首山中。狼山說，具體地望在今內蒙古後套狼山一帶，「西夏地圖」中兀剌海城的位置即依此說。有研究認為其地望應為內蒙古烏拉特中旗新忽熱古城，大致處於包頭市以西160公裡的位置，有一定道理。
合羅川：關於合羅川較為翔實的信息出現在王延德出使西域的記載中：「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學界對合羅川討論較多，觀點不相統一。事實上，對合羅川地望的考訂有三方面的參考：一是王延德的西行路線。二是合羅川本身語意。三是回鶻城址。「西夏地圖」將合羅川標識在今甘肅金塔縣略北的地方，顯然有些偏南。綜合判斷，合羅川應在黑水城周邊或略北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王延德西行所歷的馬鬃山也不是今甘肅肅北縣的馬鬃山,而應在黑水城北部一帶。
白池城：鹽州附近的烏池、白池分屬今陝西定邊的苟池和內蒙古鄂託克前旗的北大池。白池縣古城位於今北大池鹽湖南岸1.5公裡處，城址輪廓可辨。筆者認為有可能是西夏時期的五原縣址。「西夏地圖」標識出烏池，也應該標識出「白池」。白池的面積20多平方公裡，白池比烏池的面積大一些。
彌陀洞：是西夏左廂神勇監軍司的駐地，文獻記載甚少。筆者推定彌陀洞即為今陝西榆林市北的紅石峽。
鐵冶務：《西夏書事》卷14載：「夏眾甲冑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蓋夏州多鐵，州東設鐵冶務，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八十裡。」宋代文獻鮮有西夏鐵冶務的信息，不過宋朝也置鐵冶務，如關中鳳翔府眉縣就有鐵冶務。西夏可能學習宋制，亦置鐵冶務。近年來，在陝西橫山縣魏家樓等地發現了一種被當地老鄉稱為「牛碾子」的遺存，並且在其周邊地區發現有鐵礦石，附近還有燒火的遺蹟。西夏鐵冶務應該就在這一帶。
省嵬城：是一處地望較為明確的西夏城址。《西夏書事》卷10載：「天聖二年春二月，德明作省嵬城於定州。定州省嵬山，在懷遠西北百餘裡，土地膏腴，向為蕃族樵牧地。德明於山之西南麓築城，以馭諸蕃。」宋代文獻無載。經考古勘察，該城址在今寧夏惠農區廟臺鄉嵬村東南500米處，地名沿用至今。
攤糧城：《長編》卷168載：「王沿知渭州日，嘗與百姓範仁美持沿書入西界，反間野利、遇乞兄弟。事覺，仁美被殺，遂配居攤糧城。及契丹西伐，獲遂以歸。」文獻中的「遂」乃宋朝駐渭州邊臣張遂。又《西夏書事》卷19記載了攤糧城的具體位置：「契丹破攤糧城。城在賀蘭山西北，國中儲糧處。」內蒙古後套乃至阿拉善地區是西夏重要的邊防重地，駐守重兵，而賀蘭山以西的阿拉善地區並不產糧食，因此攤糧城應為供應西夏西北軍需糧草的重要後勤基地，文獻只交代了攤糧城大致方位，至今未發現這方面的考古信息，具體位置不詳。
賀蘭原：《長編》卷354載：「元豐八年四月，夏人拽厥嵬名宿重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禼遣將李照用、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與耿端彥兵四千趣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沙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繇破之。』」賀蘭原與今賀蘭山無涉，在夏州附近。
「西夏地圖」還繪製了「興慶府附近形勢圖」，標識出高臺寺城、南平州、定邊鎮、東關鎮等幾個較為少見的地名。
高臺寺城：《西夏書事》卷18載：「二月，起高臺寺。曩霄五月五日生，國中以是日相慶賀。舊俗止重冬至，曩霄更以四孟朔為聖節，令官民禮佛，為己祈福。至是，於興慶府東一十五裡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居之，演繹經文，易為蕃字。」該寺院位於今銀川市東郊，為1987年當地村民平整土地時所發現。文獻交代的信息也較為清楚，高臺寺就是西夏時期的一座寺院，是西夏都城興慶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應定性為城址。
南平州：《長編》卷319載：「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平州，距城三十裡遇賊接戰。」「西夏地圖」依據概出於此，距離靈州三十裡。
東關鎮：《宋史》卷257載：「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紅柳）、苦井路赴之。」赤檉是一種耐鹽鹼耐乾旱的灌木，西北地區的百姓也稱之為紅柳；苦井路得名於環州一帶的鹹水。綜合判斷，東關鎮應該在環州略北的區域，不應在西夏京畿腹地。
定邊鎮：文獻無載，宋夏沿邊有定邊軍、定邊寨。
「西夏地圖」還標識出以「會」命名的地名。
折姜會：《長編》卷134載：「知慶州範仲淹言：『今環州永和寨西北一百二十裡有折姜會，慶州東北百五十裡有金湯、白豹寨，皆賊界和市處也。』」又《長編》卷513載：「折姜會接涇原及百一十裡，至版井川猶六十裡，又至通峽寨猶五十裡。」根據文獻信息及道裡判斷，其位置大致清楚，即今寧夏鹽池萌城到同心韋州一帶。
橐駝會（口）：《宋史》中載有其名。《西夏書事》卷4載：「靈州橐駝口，夏州入中國要路。諸蕃由此貢馬京師，繼遷兵扼之，不得達。環州右班都知周仁美率騎士赴援，繼遷兵乃退。」從夏州西向進入中原，即為鹽州路，從今定邊西南行與環州路匯合，橐駝會屬靈州管轄，應在環州東北部的宋夏交界地帶。宋夏時期在宋夏交界的西夏一側出現了一系列以「會」為通名的地名，多為貿易場所，並負有軍事防禦的性質，具有一定的區域特點。
此外，在夏州周邊地區有兩類具有地域特點的地名：一是帶「平」字的地名，如黃羊平、七裡平、白草平，並在《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大致處於夏州周邊區域，具體位置無考。這裡的「平」應通「坪」，意思是平坦的土地，今陝北一帶仍有不少帶坪字的地名。二是帶「井」字的地名，如萬井口、奈王井、十裡井等。鄂爾多斯臺地為缺水地區，往往圍繞水井為中心形成聚落，西夏時期出現的帶「井」字地名就是這一地理特徵的反映。「西夏地圖」中其他一些「小地名」多源自《宋史》、《長編》、《武經總要》、《西夏書事》等文獻，均有史料依據，尚能判斷大體方位，如濁輪寨、大橫水、蝦蟆寨、耀德城、溥樂城、蓋朱城、仁多泉城、婁博貝、大沙堆、王庭鎮、三岔（叉）口、德靖鎮、神堆驛、賞移口、子河汊、濟桑、古烏延城等。當然，「西夏地圖」還有一些來自《西夏地形圖》的地名，如順化渡、呂渡等，已在前表中列出，恕不一一考釋。
總之，「西夏地圖」所標識的西夏城寨、聚落等「小地名」從分布上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處於西夏京畿地區。二是與蒙夏戰爭有關或處於夏遼邊界。三是宋夏邊界的東部地區。這些地名與西夏州郡略有不同，雖然文獻載有其信息，但大都不能判斷其準確位置，對於一些不能準確定點的地名，因此在繪製「西夏地圖」時採取了標識出大致位置的辦法。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出版於1982年，在當時的研究和資料背景下，「西夏地圖」編繪人員儘可能吸收歷史文獻中的西夏地理信息，並將之充實到西夏地圖中來，尤其是注意將一些不常見的「小地名」吸收到《地圖集》中來，極大地豐富了「西夏地圖」的內涵。當然，「西夏地圖」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地名的定點與確考。除了少數如駱駝港等明顯的錯誤外，大多數地名在「西夏地圖」中均能標識大致的位置，但仍需完善，具體有三種情況：（1）一些地望的精確有所欠缺，如地斤澤、黃羊平、安慶澤、大沙堆、鐵門關、大橫水等。（2）一些地望存在爭議，如馬鬃山、合羅川、兀剌海城、鹽州、石州、克夷門等。（3）尚有前後不一致的情況，除「西夏地圖」外，《地圖集》在金朝《京兆府路、鳳翔路、鄜延路慶原路、臨洮路》幅圖中也涉及大量的西夏地理信息，尤其是呈現了較為翔實的西夏沿邊堡寨的信息，但對照兩幅地圖，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如在後圖中將清澗河標示為延河而非吐延水。同時，也存在一地兩名或者數名的情況，如韋州與靜塞軍司及威州，翔慶軍與西平府及靈州，保靜與靜州，環州與通遠，敷川與會州、蘭州與蘭泉為一地兩名或三名的情況。
二是西夏邊界的劃定。史籍中有關宋夏邊界的信息較多，「西夏地圖」基本復原出原貌，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由於資料缺略等因素，其他區域西夏疆界的劃定尚有繼續探討的空間，具體有四方面的問題：（1）由於學界不清楚河清軍和金肅軍的確切地望，如魯人勇先生在《西夏地理志》一書中對西夏的邊界進行了詳細考論，但未涉對西夏東北部與遼朝邊界的探討，因此難以劃定遼朝在鄂爾多斯地區的勢力範圍。（2）「西夏地圖」將遼代天德軍誤標在今烏梁素海南邊，也是一處錯誤。學術界傾向於其地望應在今呼和浩特東郊的白塔古城。這樣，西夏在黃河地帶的控制區域應該比「西夏地圖」所示的範圍大一些，至少包括了今烏梁素海以東甚至今包頭市區的大片區域。（3）陰山以北西夏與遼上京道的邊界基本上以今天中國與蒙古國國界為界線的，從新發現的考古資料看，西夏在這一區域的控制範圍應該再向北推一些，因為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和烏蘭巴託大學組成的中亞國際考古團在蒙古國的南戈壁省發現了一段300餘公裡的城牆，根據碳14測定其年代在10-13世紀，並認為是西夏政權為防禦蒙古人南下而修築的。（4）西夏西緣疆界的劃定，基本以今天的甘肅新疆省界為界。事實上，無論是西夏廣闊的北緣疆界還是西緣疆界，都缺乏文獻信息和考古實證材料的支撐，加之在近代政治地理概念形成以前，古代北方政權在廣袤的大漠是否存在明確的疆界，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筆者認為夏遼西段乃至西夏西緣是一段較為「模糊」的疆界，誠如西夏文獻《天盛律令》所載：「那些遠離邊境地方同別國並無嚴格邊界線。」《地圖集》第四冊中用條格帶來標示西魏、東魏與柔然之間的疆界，這一方法完全可以用於夏遼西段疆界的劃定上。這對處理北方民族政權疆界的劃定也有很大的啟示。
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西夏學研究的資料狀況有了很大改善，為西夏歷史地圖的繪製提供了有利條件，尤其是西夏文文獻和考古資料不斷地豐富了西夏地理信息。
在西夏文文獻方面，《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門》記載了西夏近二十個州、十餘個縣、五個軍、近三十個城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字書《雜字》專設「地分部」，羅列的四十四個地名。這些西夏文獻中存有不少漢文史籍中無載的地名，如華陽縣、赤原縣、河西縣、虎控軍、臥囉娘、龍馬川等。當然，《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門》中所載的地名應屬西夏，但《雜字》所載的地名未必全為西夏地名。由於尚不能準確翻譯西夏文獻中的西夏地名，其到底何指，仍需要探索。不管怎樣，這些都是完善西夏地圖繪製的珍貴信息。還需指出的是，在黑水城出土「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中亦有一些傳統史籍未載的地名，如觀化城、朱臺城、鷂子川、烏陽觜（嘴）等。雖然反映的是宋夏邊界地帶的地理信息，但也是對西夏地理狀況的有益補充。
在考古資料方面，國家文物局主編了各省區的文物地圖集，對各省區遺址遺存進行了一次較為全面的摸底，其中陝西、寧夏、內蒙古、甘肅等省區的《文物地圖集》對西夏地圖繪製的資料補充作用尤大。筆者在進行「河套地區西夏史跡調查研究」課題時，統計了這一地區的西夏史跡狀況：其中遺蹟遺存482處，其中城址92處，聚落遺址165處。近些年來西夏學界對西夏文物考古資料的重視日益加強，出版了《西夏文物》「寧夏編」、「甘肅編」、「內蒙古編」等大型叢書。張多勇教授等學人多年關注西夏田野資料的收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雖然西夏歷史在漢文典籍中的信息不算太多，但其留下的文物史跡還是十分豐富的，資料狀況要比繪製「西夏地圖」時大為改善。筆者注意到「西夏地圖」也十分注重對考古資料的利用，如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以及後套地區沿黃地帶標示四個城堡，雖未標識相關地名，但顯然指的是考古發現西夏城址。此外，地方文史工作者對宋夏沿邊堡寨的梳理也取得可觀的進展，通過田野考察使得不少文獻所載的城寨與考古遺址建立了對應關係，也是繪製西夏地圖的重要信息來源。今後若啟動《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修訂工作，以上資料無疑可以充實豐富西夏歷史地圖的信息。
（該文原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文字有改動，注釋略去，引用請參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