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4 17:0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當柏拉圖遇到盧米埃爾：電影中的哲學思辯》是一本用通識趣味打開思想之門的好書。這其實源於書寫視角的轉換。大多學院著作都有理論搬運硬套，強制闡釋作品的傾向。然而，此書作者鬱喆雋，卻用「六經注我」的思路，讓電影成為哲學的肉身載體，理論的藝術演繹。他用「理論的聯想」，找到電影和生存現實，哲學反思的同構。換言之，他所討論的電影，成了哲學表達的另一種語言介質。一方面，電影內涵得到深度考掘，另一面，哲學理論也有了「生機體溫」。因為書中評論，無不關切人生、未來和命運。
這本書的緣起是作者在實體書店人文講堂開設的課程――「電影中的哲學思辯」。「我這個課程從表面看，和大眾媒體、娛樂有關係，但其實背後還會想做一件潛移默化的事情。」這個潛移默化的工作就是盡力彌合大眾與學院話語的鴻溝，讓更多人有機會靠電影的「糖衣」，吃進哲學的「藥丸」。同時，要像科普一樣進行「哲普」，對哲學工作者也是新考驗。如何與大眾對話交往，怎樣理解當下社會與心理經驗，重思親近語言和生活的傳統，改變只在論文裡獨白的學院式傲慢？電影給了哲學普及一種最佳可能，鬱喆雋用影評生動講述了哲學通識課。
如電影《浪潮》設置了遊戲化的課堂情境，模擬了群體如何走向失控。我們會發現一種兩極搖擺：當代西方典型校園生態，泛濫著散漫的自由混亂，卻突然滑向對強權的絕對崇拜，對排除異己的狂熱。體育老師賴納充當權威，設計了統一手勢、著裝和標誌，還組織學生相互糾察，這一活動名為「浪潮」。當他發現學生入戲頗深，局勢失控，趕緊終止遊戲。但仍有學生意猶未盡，無法接受而自盡。這種寓言敘事帶來疑問，為什麼人們會主動放棄自由。作者用心理學實驗闡釋了「平庸之惡」：「平時的好人、平庸的人，在特定的條件下會變成一個大壞人，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惡事。」群體在特定條件下會變得不可控，斯坦福監獄實驗正是如此。
弗洛姆「逃避自由」的命題，為影片提供了哲學解釋。人性有與外在世界聯繫，以免孤獨的本質需求。在價值上求得集體認同，得到歸屬，是《浪潮》裡學生行動的最大動因。然而，自由本身也是重負，需要付出孤獨，面臨排異的代價。逃避自由源於擺脫孤立和不安全感。作者進一步闡釋道：「在個人面對不安全感的時候，有一部分人就感覺『我好累，我放棄』，於是通過放棄一部分自由，來消弭個人與社會的鴻溝。這樣就讓個體投入到一個集體當中去。」「去掉個人，失去自我，除掉自由的負擔。」這也讓人聯想到「前浪」與「後浪」的話題，它們不過都是抽象的集合代表。「我一入浪，浪即非我。這個『非我』意味著，我不再是那個本真意義上的我了。能夠作出自主選擇的那個我一去不歸」，「我甘願投入到比我更宏大的潮流當中。」
自由選擇背後是關於自由意志和決定論的永恆爭論。《你是否被命運掌控》一文，從美國電影《命運規劃局》中分析人生偶然和必然、操控和選擇的角力。它的靈感其實並未跳出希臘命運悲劇的主旨。決定論把人變成牽線木偶和傀儡「小人」，其後果是社會崩塌，道德失效，無限推卸責任；而「自由的混同」則混淆了意志自由（想的自由）和行動自由（做的自由），前者是絕對的，後者是相對的。因為「人在思想上是絕對自由的，沒有人可以阻礙你；但是行動是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這兩者是不一樣的。但必須要承認，人是其行動的終極來源。」這種闡釋確定了道德責任和主體意識，它是自由選擇與自我負責的基礎。任何「甩鍋」和逃避行為，本質上都是對自由意志的最大否定。
哲學思辯之外，書中更有關切生存現實的問題意識。如《黑客帝國》的VR震撼就在反思虛擬實境技術對感官知覺的徹底顛覆與重塑。它指向一個認識論問題：世界是否真實，外部是否存在。幻覺可以擬真，並取代真實，而人類知覺很可能處在這種倒置中，還不自知。大量虛擬穿戴設備、植入設備是對人認知能力的延伸改造，還是對自然人的侵蝕？這種「超人類主義」造成的倫理問題和技術特權，都是未來人類將面臨的新課題。當作者用「缽中之腦」類比電影中的「母體」培養時，我們發現用幻覺製造世界的機器，培育了徹底的懷疑主義。「我們對外界的認知，在原則上可以不需要通過感受器官」。因為感官可能已被操縱，它生產幻覺，並不可靠。
《現代人為何而活》則從生存論角度關注生產、消費和娛樂。在《黑鏡》劇集裡，工廠和健身房兩種空間合二為一，隱喻生產和消費高度同一化。人物只有通過騎自行車才能掙到帳戶數值，兌換娛樂活動入場券。每個人的房間，四壁都是屏幕，強制播放電視廣告和節目。如果想跳過廣告，就必須花費騎自行車積攢的帳戶點數。在我看來，這種劇情就是對消費社會的高度戲仿。你會對劇集設置「感同身受」：我們每天都被各種「推送」、「彈窗」所打擾，被海量媒體、信息爆炸包圍，靠會員充值、積分金幣兌換所謂「福利」（而這種福利僅僅是避免打擾和設限）。劇中所有人的休閒，都是觀看參與一檔庸俗的電視選秀節目。我們覺察到一種循環論的悲哀，生產僅僅是為了消耗能量，只有消費才能確證存在價值。「所謂的休閒已經徹底被消費替代······工作中積累貨幣，休閒中使用貨幣。我們不僅是被迫工作，事實上也是被迫休閒。」這種主題反映了發達資本主義、機械複製時代、消費與景觀社會的一條必然邏輯，它們最大的共通就是對詩意與靈韻的抹殺，對拜物教的迷戀。它回歸到馬克思所關切的問題核心：人的關係都變成庸俗的金錢關係，一切都可以變成商品，生產和消費是生存的主題。
在書中，鬱喆雋用柏拉圖的「洞穴隱喻」搭建起電影和哲學的久遠關聯。它在本質上是三個世界的劃分問題：一個映射的虛像世界，一個實在世界，終極是理念世界。洞穴裡被鐵鏈綁住看石壁影像的人，不正是我們在影院觀看電影的「原型」嗎？而那個「光源」正是理念本身的散射象徵。如果按柏拉圖的「理念觀」來看，電影作為模仿的藝術，是對現實的模仿，與理念隔了兩層。那個掙脫了鐵鏈，看過外部世界的人，返回洞穴後，會對同伴說些什麼。鬱喆雋的追問類似「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答案是在變換生存位置、觀察視角後，一定要有反視自身，解決問題的意識。他的同伴也許根本不相信外部世界為真，因為唯一出走的人，只是「孤證」。這或許是洞穴隱喻的悖論，相互不能說服對方，內外真假的界限成了相對。
「在電影裡，真和假的界限被打破了。故事是假的，情節是假的，但是有些處境、狀況，那些人要共同面對問題、困境、矛盾、糾結、痛苦，都是真的。所以說，哲學可以和電影達成一種互動，恰恰是因為電影太假了，所以它是如此之真。通過電影，可以用一種更逼近存在的方式來接近哲學，來探討哲學問題。」作者此言表述了電影具有與現實象徵交換價值的功能。它就像一個模擬生存情境的系統，可以提供出走洞穴，反視自身的機遇。這也正是哲學的訴求。
「生活可能給我們帶來的驚訝不夠，但是看電影有時候會給我們帶來驚訝。很多電影用非常直觀的方式，甚至用一種很殘酷的方式，把生活的多樣性或者一種問題的根本性暴露在你面前······在人物對白、場景設計、視覺衝擊之後，好的電影還有直擊人心的能力。」電影是對生活的提純，它用感官敘事直抵被煩瑣庸常湮沒的生活內核。如果說日常化是一種「稀釋」，那麼藝術化則是一種「蒸餾」。電影與哲學都有揭示理念的功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在電影和哲學之間建起一座橋梁，用電影給你帶來的對人性本質性的驚訝，把你帶到哲學領域裡。哲學當中處理非常多的問題是人類共有的理念，它們並非哲學所能獨佔，也經常體現在電影作品中。」
（文章原載於《解放日報》2020.8.2日，發表時署名為「雲中君」。）作者：俞耕耘，文藝評論人，專欄作家。微信公眾號：書語云中君。
關鍵詞 >> 電影,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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