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終結與「新封建主義」時代來臨
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
譯者：劉昭媛、孫晉
本文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
資本主義由封建社會發展而來，資本主義區別於封建主義的主要特點之一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依附形式發生變化和依附程度減弱。但本文認為，近十年間，資本主義正變成新封建主義。科技公司巨頭具有直接的政治屬性，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網際網路領主。而其員工和用戶正變成網際網路農民，不僅被剝奪剩餘價值，連使用其產品本身就在給網際網路公司提供數據、創造價值。作者強調，迫於資本全球化的壓力，全球各地普遍發生極度不平等的勞資關係；勞動力的異化已擴展至私人財產屬性的異化。如果說，曾經奴隸無法逃脫束縛的命運，那麼現在的大多數人也同樣被禁錮：沒有選擇的自由。新封建主義加速全球化的極端不平等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於2020年5月12日刊登於《洛杉磯書評》，作者茱迪·迪恩（Jodi Dean）是紐約州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學院政治學系的美國政治理論家和教授。她還曾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哲學系擔任伊拉斯姆斯人文學科教授，她最新的著作是去年由維索（Verso）出版的《同志：政治歸屬論》（Comrade: An Essay on Political Belonging）。
在《資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書中，麥肯齊•沃克（McKenzie Wark）問道:如果我們不再是資本主義，而是更糟的其他社會制度中呢?這個問題具有挑釁和褻瀆的意味，而且令人不安，因為它迫使反資本主義者面對一種據不承認的對資本主義的依戀。共產主義本應在資本主義之後出現，但現在它不在這裡，這是否意味著我們還在資本主義階段？毫無疑問，這種假設阻礙了政治分析。如果我們已經拒絕了嚴格的歷史決定論，我們應該能夠考慮資本主義已經變異成某種性質不同的東西的可能性。沃克的問題引發了一場思想實驗:目前有什麼趨勢表明資本主義正在把自己變成更糟糕的東西?
在過去的十年中，「新封建主義」已經出現，並與極端不平等、普遍不穩定、壟斷的權力以及國家層面的變化相關聯。保守派地理學家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借鑑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對全球自動化經濟中極端不平等長期性的強調，他將美國的未來設想為大規模的農奴制。一個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將通過滿足高收入者的需要而生存，比如私人助理、培訓師、兒童保育員、廚師、清潔工等等。避免這種新封建主義噩夢的唯一辦法是補貼和放鬆對高就業行業的管制，正是這些行業使美國人擁有郊區住房和開放道路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這些行業包括建築業和房地產業，石油、天然氣和汽車，以及公司化的農業綜合企業。與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對社會主義的攻擊中縈繞的農奴制幽靈不同，科特金將敵人定位在資本主義內部。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在某些方面更類似於封建結構——其流動的障礙往往是無法突破的——而不是混亂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在這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想像中，封建主義取代了共產主義。中央集權的威脅和對私有財產的威脅這些意識形態因素仍然存在。
一些科技評論員對科技在當代封建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持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批評態度，儘管他們並不支持化石燃料和郊區生活。早在2010年，高科技大師杰倫•拉尼爾(Jaron Lanier)就在他頗有影響力的著作《你不是小玩意》(You Are Not a Gadget)中觀察到了網際網路農民和網際網路領主（lords）的出現。隨著一批科技公司變得日益富有和更加剝削——基於工人的廉價勞動力、用戶的免費勞動力以及那些拼命吸引就業機會的城市給予公司的稅收優惠，科技公司的所有者們變成了億萬富翁，這一主題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蘋果、Facebook、微軟、亞馬遜和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名稱)加在一起的價值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除了美國、中國、德國和日本)。這些科技超級巨頭的經濟規模和影響，比大多數所謂的主權國家都要大。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形容他們的統治地位是「封建主義的超現代形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在他對複雜網絡結構的分析中解釋了支撐這種新封建主義的手段——以自由選擇、增長和優先依附為特徵的網絡。這些是人們自願建立聯繫或做出選擇的網絡。每個網站的連結數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人們喜歡這些東西是因為其他人喜歡它們(例如，Netflix的推薦系統正是基於這個假設)。複雜網絡中的連結分布遵循「冪律」（a power law）（譯者註：冪律是兩個通俗的定律，一個是「長尾」理論，只有少數大的門戶網站是很多人關注的，但是還有一個長長的尾巴，就是小網站，小公司。長尾理論就是對冪律通俗化的解釋。另外一個通俗解釋就是馬太效應，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最受歡迎的條目的點擊或者連結通常是兩倍第二受歡迎的條目的兩倍，而第二受歡迎的條目則是第三受歡迎條目的兩倍.以此類推,直到分布曲線的長尾上的差異都變得微乎其微。這種贏者通吃或贏者多得的效應就是分布的冪律形狀。最上面的那個明顯比最下面的那個多。分布的形狀不是鐘形曲線，而是一個很長的尾巴。這一曲線上有幾個億萬富翁和十億不穩定的工人。複雜網絡的結構意味著，網絡中項目越多，高層的回報就越大。它還會引發競爭，爭相搶奪注意力、資源、金錢、工作，以及任何具有網絡形式的東西。這導致了人們注意力的集中。因此，自由選擇、成長和優先依附的結果就是等級制度，在冪律分布的制度下，上層的人比底層的人擁有多得多的權力。
冪律概述圖
冪律分布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是可以被阻止的。但這需要政治意願和制度權力來實現。然而，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努力創造條件，以促進而不是阻礙自由選擇、增長和優惠依附。
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義者:帝國的終結和新自由主義的誕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記錄了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即為了促進全球貿易，削弱民族國家對其經濟的權威。受到南營成員（譯者註：指發展中國家）中新的後殖民主義國家有組織的一系列要求的威脅，這些要求包括賠償、爭取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穩定的商品價格和對跨國公司的管制，新自由主義在1970年代尋求「規避國家政府的權威」。他們倡導一種多層次的監管方式，一種競爭性的聯邦制，讓資本約束政府的同時，自身也不受民主控制的影響。用斯洛博丹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之一，漢斯·威格羅特(Hans Willgerodt)的話來說，新的競爭性聯邦制要求國家「向下與聯邦機構分享主權，向上與國際法律共同體捆綁在一起」。
阿茲瑪諾娃(Albena Azmanova)的《處於邊緣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on Edge)一書沒有關注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中是如何導致一種新的不穩定資本主義的。推動放鬆管制和全球自由貿易的政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全球市場從一個「國家經濟通過貿易協議整合到跨國生產網絡」的體系演變而來。由於這些網絡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尚不確定，保持國家經濟的競爭力已成為「首要政策問題」。競爭力已經取代了競爭和增長，成為國家的目標，這導致國家不是優先考慮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消除壟斷，而是「幫助特定的經濟行動者——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潤競爭中表現良好的人」。阿茲瑪諾娃承認，私營部門一直受益於公共資金，她強調了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新穎性，即「公共當局挑選被授予這種特權的公司」。「國家不幹預並打破壟斷。他們創造並獎勵壟斷。
壟斷集中，加劇的不平等，以及國家對市場的屈從，已經改變了積累，以至於現在通過租金、債務和武力產生的資本增益，與通過商品生產產生的資本增益一樣多。阿茲馬諾娃（Azmanova）指出，經濟中相對不受競爭影響的部門的私有化——能源、鐵路、寬帶——賦予所有者「食利者的特權地位」。從全球來看，在知識和技術行業，智慧財產權產生的租金收入超過了商品生產的收入。在美國，金融服務業對GDP的貢獻大於製造業。資本沒有再投資於生產，相反，它被吞噬並作為租金重新分配。定價過程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廠，進入了複雜的、投機的、不穩定的環道（circuits），越來越依賴於監視、脅迫和暴力。
資本主義正在把自己變成新封建主義。
新封建主義並不意味著社交的或網狀的資本主義完全複製了歐洲封建主義的所有特徵。它並非如此。事實上，正如歷史學家已經成功證明的那樣，單一的歐洲封建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虛構的。在不同的壓力下，不同的封建制度在整個大陸發展起來。從資本主義的封建傾向看當代資本主義，揭示了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結構，這種結構具有四個相互關聯的特徵:分散的主權、新的領主和農民、內陸化和災變主義。
歷史學家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艾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認為，主權的分封是歐洲封建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隨著羅馬帝國政府「讓位於東拼西湊的管轄範圍，在這些管轄範圍中，國家職能在縱向和橫向上都是碎片式的」，封建社會出現了。「地方的安排採取各種形式，包括領主和國王、領主和諸侯之間的契約關係，來補充區域管理。仲裁取代了法治。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間的界限被削弱了。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混合在一起，封建領主通過法律強制從農民身上榨取剩餘，部分合法是因為領主決定了適用於其管轄範圍內農民的法律。伍德寫道，「其結果是將私人對勞動力的剝削與行政、司法和執法的公共角色結合起來。」
在新封建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直接政治屬性得以重新確立。全球金融機構和數位技術平臺利用債務將財富從世界上最貧窮的人重新分配給最富有的人。民族國家促進和保護特定的私營公司。政治權力作為經濟權力行使，不僅包括稅收，還包括罰款、留置權、資產扣押、許可證、專利、管轄權和邊界。與此同時，經濟權力保護了那些行使權力的人不受國家法律的管轄。全球10%的財富被儲存在離岸帳戶以逃避稅收。城市和州與蘋果、亞馬遜、微軟、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聯繫在一起，就好像這些公司本身就是主權國家一樣——政府與它們談判、試圖吸引它們，並按照它們的條款與它們合作。資金短缺的市政當局使用複雜的罰款系統直接沒收人們的錢，而這對窮人的影響最大。亞歷山德拉•納塔波夫(Alexandra Natapoff)在《無罪的懲罰》(Punishment Without Crime)一書中記錄了美國業已龐大的犯罪體系中輕罪法的巨大範圍。窮人和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種，會因偽造的指控而被捕。為避免因對指控提出異議而面臨牢獄之災，他們還會被說服認罪。不僅認罪記錄會被記錄在案，他們還可能被處以罰款，而如果他們錯過付款，就會被處以更高的費用和罰款。在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的謀殺案後，隨著密蘇裡州的弗格森騷亂事件的發生，我們曾經對這個不合法的系統和不公正的司法體系進行過簡單的調查:「城市的市法院和警察機構公開從低收入非洲裔美國人口那攫取數百萬美元。「警察奉命」進行逮捕並發出傳票，以增加收入。「就像封建領主的奴才一樣，他們用武力剝奪人民的價值。
封建關係有一個根本的不平等，而這使得領主可以直接剝削農民。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了由領主控制的榨取式壟斷企業，如水磨，農民們被迫在他們主人的磨坊裡磨穀物，這是一項他們必須為此支付費用。因此，農民不僅使用和耕種他們並不擁有的土地，他們還生活在封建領主的環境中，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的整個過程的管理者和主人。」不像資本家的利潤依賴於工人通過生產商品而產生的剩餘價值，領主通過壟斷、脅迫和租金來榨取價值。
數字平臺是新的水磨，億萬富翁的所有者是新的領主，成千上萬的工人和數十億用戶是新的農民。科技公司僱傭的員工比例相對較小，但他們的影響是巨大的，圍繞數據的獲取、挖掘和部署，他們重塑了整個行業。較小的勞動力數量表明了數位技術的新封建化趨勢。資本積累更多的是通過服務、租金、許可證、費用、免費工作(通常是在參與的偽裝下)和數據作為一種自然資源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商品生產和僱傭勞動力來實現的。平臺將自己定位為中介，構成了用戶活動的基礎和發生交互的條件。谷歌使得在一個不可思議的密集和不斷變化的信息環境中尋找信息成為可能。亞馬遜讓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定位商品，比較價格，並從知名或不知名的供應商處購買。優步讓陌生人可以拼車。Airbnb對房屋和公寓也採取同樣的做法。所有這些都是由海量的數據生成和循環所實現的。平臺不僅僅依賴於數據，它們還生產更多的數據。使用平臺的人越多，這些平臺就會變得越有效、越強大，最終會改變作為平臺一部分的更大的環境。
平臺是兩頭壓榨的。與水磨農民別無選擇只能使用的境況不同，平臺不僅令他們使用平臺成為幾乎必要的事情(如銀行、信用卡、電話和道路)，人們使用平臺本身也在為平臺的所有者生成數據。用戶不僅為服務付費，平臺還收集用戶使用服務產生的數據。雲平臺提取租金和數據，比如「土地平方」（land squared）。最極端的例子是優步(Uber)和Airbnb，這兩家公司依靠外包勞動力來收取不帶物業的租金，這些外包勞動力負責自己的維護、培訓和工作方式。一個人的汽車不是用來個人運輸的，而是為了賺錢。一個人的公寓不是用來個人居住的，而是用來出租的。消費項目被重新配置為積累手段，個人財產成為平臺巨頭Uber和Airbnb的資本和數據積累工具。這種成為農民的傾向，即成為擁有生產資料但其勞動增加平臺所有者資本的人，是新封建主義的。
這些科技巨頭都是掠奪性的。就像許多附屬國的要求一樣，他們的稅收減免從社區中收取了資金。他們的出現推高了租金和房地產價格，趕走了負擔得起的公寓、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群。舒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對「監視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科技封建主義的一個維度——兵役。Facebook和谷歌與強大的國家合作，分享這些國家被法律禁止自行收集的信息。總的來說，網絡技術的提取維度現在是普遍性、侵入性和不可避免的。現在並不是一個農民和地主的時代。儘管如此，貧富之間的差距正在拉大，這得益於一套差異化的法律體系，它在保護公司、業主和房東的同時，卻使工人和下層階級遭受痛苦和監禁。
新封建主義的第三特徵是具有高度分權性的空間格局。傳統封建制度下的城邦中心會受到周全的保護，通常是生機勃勃的，中心外圍是廣闊和荒涼的莊稼地，即腹地。我們可以將這種空間定性為城鎮與鄉村、市政中心與郊區外圍、城市社群與農村周邊的區隔，或者更抽象地說，這種空間性是內部與外部的隔離，是安全與危險，繁榮與絕望之間的分裂。伍德（Wood）曾有過這樣的結論：中世紀的城市本質上是寡頭政治，「統治階層通過商業和金融手段，為國王和教皇攫取巨額財富。總的來說，統治階層控制周圍的鄉村[…]以獲取更多財富。」。在城市外圍生活的多是遊牧者和無定所的遊民，他們面對的是難以維繼的生活窘境。可憐如斯，他們也想尋求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在現實中總是碰壁，無法逃脫悲慘的命運。
美國的腹地建立在貧瘠和損毀的土地上，那裡有對繁榮的資本主義的幻想。在曾經光輝歲月裡，這片土地曾讓那些希望自己和子女的生活有實質提升的人流連忘返。另一方面，由於工業資本遺留下來的廉價勞動力，腹地客觀上已經為新封建制度的剝削模式做好了準備。美國腹地的居民不再從事工業生產，而是依賴倉庫，呼叫中心，小超市和快餐店提供的工作而生存。菲爾·尼爾（Phil A. Neel）的新書《腹地》（Hinterland）描述了中國、埃及、烏克蘭和美國的城鎮劃分模式，基本上都是由荒廢的外圍腹地和瀕臨超載的城市組成。
從政治角度講，腹地居民頻繁的反抗運動體現出腹地的衰敗。反抗圍繞環境問題（水文環境與排放問題）、圍繞土地（土地私有化和徵用）、圍繞公共服務缺失（醫院停業和學校停課）。在美國，槍枝政策使腹地與城市對立起來。我們可能還會注意到，腹地與城市中心的格局被重新劃分，這既表現在對貧困地區的拋棄上，也表現在對中產階級的掠奪中。城市變得更加富裕，也有更多的人無家可歸——想想舊金山，西雅圖，紐約，洛杉磯。
社會再生產受到的關注，實際上是對腹地化的關注，也就是說，這是社會對城市喪失再生產能力的現狀的關注。這表現為自殺率上升，焦慮和藥物依賴增加，出生率下降，預期壽命降低，以及在美國，大規模社會槍擊案件頻發。上述情況多發生在基礎設施崩潰，飲用水出現危機和空氣糟糕的地區。腹地的慘狀篆刻在當地居民的身體和村莊上，隨著醫院和學校的逐漸關閉，以及基礎服務減少，當地人的生活變得更加絕望和未知。
最後，新封建制度帶來了碾壓性的不安和焦慮。是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在嚴重不平等和全球變暖的背景下，資本加速剝削社會剩餘價值的災難在真實發生。
資本主義演變成類似於中世紀的、高度剝削的社會和經濟關係：財富的高度集中以及貧困的普遍蔓延
一種輕浮的、神秘的新封建主義意識形態，放大了世界末日般的不安，這種不安似乎正在逐漸被神秘主義，技術異教徒和反現代主義者所接受。例如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擁護的神秘的榮格主義和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提出的陸權對抗海權的地緣政治主義。我們可能還會注意到，像貝寶（PayPal）的創始人，億萬富翁彼得·泰爾（Peter Thiel）提出自由與民主互不相容。像這樣的科技新派主張正在崛起，早在2012年的一次演講中，泰爾解釋了封建制度與科技初創企業之間的聯繫：「（初創企業）的創始人或執行長沒有絕對權力，企業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結構。人們賦予高層各種權力，但出了問題人們就開始責怪他們。」泰爾與其他矽谷精英一道，保護自己的財產不會受到民主化的衝擊，因此提倡撤離和隔離戰略，例如海上生活和太空殖民，他們能從免稅政策中獲得財富。極端資本主義進入到新封建主義的去中心化階段。
對於那些處於新封建制度底層的人來說，比起能減輕絕望、麻木、無休止的苦役之痛的藥物、酒精和食物，意識形態無法解決焦慮和不安全。艾米莉·岡德爾斯伯格（Emily Guendelsberger）認為不斷革新的技術監控對工作造成極大的壓力——因為監控可以探測到僱員遲到幾秒鐘、發生了哪些不符合規定的小事、使用洗手間的次數，因此僱員處處面臨被解僱的風險。重複性的、低創造性的、高壓力的工作，與「抑鬱和焦慮」直接相關。被廣泛採納的為靈活工時制，意味著職員的工作不穩定；薪水也總在無知不覺中被剋扣，意味著職員的收入也不可靠，總之，工作過程充滿壓力，令人窒息。新封建制度的災難可能是個人的，家庭的或地方性的。如果幾代人都經歷了這種災難，那麼很難再為氣候變化而煩惱（因為已經習慣了，且沒有精力分神）。
將目前的不穩定資本主義視為「後資本主義時代」、「新封建主義時代」有什麼好處？對於像科特金（Kotkin）這樣的保守派來說，「新封建主義」的理論假設有助於他們確定自己想捍衛的目標——碳資本和美國的生活方式，以及鎖定他們需要與之對抗的對象——以犧牲中產階級為代價的部分資本主義精英，即綠色高科技企業家及其在金融領域的盟友，新封建主義是反應社會的一面鏡子。其另一個作用是幫助工人階級爭取特定資本，即能源，房產和大型農場。
對於左翼人士來說，當前主流的政治衝突是由新自由主義引起的。時至今日，主流衝突已不是民主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儘管這一提法受到自由主義者的歡迎，但考慮到金融家、媒體和房地產大亨、碳資本家和科技億萬富翁等寡頭的反對勢力，這一提法毫無意義。從法西斯主義抬頭威脅的民主國家的角度看待目前的現狀，人們的注意力從對資本全球化的憤怒和不滿中轉移了。右翼政治化的背後是經濟學：複雜的資本互聯會產生極端的不平等，贏家通吃。而全民右傾，是對這種不平等加劇的佐證。當左翼勢力薄弱，或政治表達被主流媒體或資本主義政黨阻擋時，民眾的憤怒就會被其他願意攻擊該制度的人表達出來。現在，極右翼份子代替弱勢發聲。因此，新封建制度迫使我們正視極端經濟不平等對政治、社會和制度的影響。這讓我們不得不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億萬富翁囤積了數萬億美元的資產，把自己困在自己的桎梏裡，而數百萬人淪為氣候難民，數億人的生活前景黯淡，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仍在加劇。
如果沒有「雙贏」的可能，就沒有「平等」的可能。
新封建制度也標誌著勞動關係的變化。社會民主的前提是勞資雙方達成妥協。全球北方大部分國家的勞動組織保障工人階級與資本家合作，換取部分美好生活。而工黨的失敗和隨後的福利國家瓦解應該一勞永逸地證明了：與資本主義剝削相妥協的戰略已經破產。然而，仍有部分社會主義者期待更友善，溫和的資產階級的出現——好像資本家會為了友好而投降，好像他們不受市場邏輯的約束，好像股票回購比生產投資更具吸引力的市場邏輯似的。新封建主義的假說告訴我們，任何以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為前提的勞動鬥爭都將失敗，資本主義已經變得糟糕透了。
在服務業佔主導地位的北方國家中，多數人從事服務業。普通公民的手機、自行車、汽車和房屋已經失去了個人財產的特徵，轉變為生產資料或用於收取租金的質料。消費品和生活方式與商業的平臺捆綁在一起，成為平臺積累流量、賺錢的手段。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只有通過滿足高收入者的需求才能生存。根據勞工統計局的一份報告顯實，在未來十年中，就業數量增加最多的崗位是個人護理，是為人們洗澡和打掃衛生的助手，而不是醫療工作者。統治階層對廣大傭人的依賴——清潔工，廚師，雜貨店，收銀員，送貨員，倉庫工作人員等等——表明了鬥爭的新場所，即工人可以發揮優勢的領域。護士，亞馬遜職工和其他工人的罷工應該盯住富人的需求，用阻止富人滿足需求手段換取自己的生存條件。如果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鬥爭發生在生產環節，那麼在新封建主義下，勞動鬥爭則發生在服務領域。
最後，新封建制度是一個能讓我們認清當前左派主要弱點的思想：主流左派思想是力挺新封建制度的思想，並不是反對。現實中，技術主義思潮和平臺的存在加劇了等級制度和不平等；地方主義鼓勵區域分裂；市政社會主義又肯定了與腹地化有關的城鄉差距。故此，持續強調生存水平極其重要，農村經濟不僅對生活在城市中的地球的那一半人口（包括82%的北美和74%的歐洲人），而且對因氣候變化、戰爭和商業土地盜竊而流離失所的數百萬人來說，都是必須的。居住在腹地的百姓面臨政治、文化、經濟和氣候問題，這些條件使他們無法通過農業工作生存下去，基本收入來源是無法維持的零工及務農。這點收入只夠維持腹地人民的基本生存，卻遠不足以讓普通人置業。災變變成了毀滅希望和努力的時髦消極情緒，好像未來無關緊要。
綜上所述，當前左翼觀點表明：自給自足的農業和手工奶酪生產的小作坊、生存主義者和高科技工人的未來，也許被排擠在城市的邊緣。這樣的群體以共同的方式再現了他們的生活，然而他們所再現的共同之處必然是小規模的、局部的、地方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具有「排他性」和「精英性」的特徵，排他性的，因為他們的數量必然是有限的；精英性，是因為他們的願望是文化上的特定而不是廣泛的。
帶有新封建主義色彩的左翼目標，並不是以解放有償、低償、無償的工人階級為願景，他們沒有考慮到「看不到的工人」。當工作是可以虛擬的——左翼認為可以採用「仿真」這一概念——它看起來要麼是浪漫的無風險農業，要麼是技術工作，總之，都可以理解為「虛擬勞動」。到目前為止，公開報導呼叫中心工作的繁瑣程度令人咋舌，更不用說諸如臉書（Facebook）這樣的網站公司，因其監控幹擾而引發的人工勞動創傷，「虛擬勞動」的這樣的思路存在缺陷。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虛擬勞動」同樣會抹去基礎設施的生產和維護，社會再生產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以及基本的國家結構。
因此，新封建制度假說讓我們看到了主流左派思想的吸引力和弱點。它們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們與主流群體產生共鳴；他們之所以軟弱，是因為這種主導意識只是新封建主義傾向的一種表現。
正如封建關係在資本主義中持續存在一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剝削關係會在新封建主義中存在。所不同的是，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層面——徵用、統治和武力——已經變得更加強大，以至於勞動力市場不需要自由和平等，甚至政府管理，也不再有意義。這意味著租金和債務會逐漸大於利潤，而且工作量也會超越工資水平。當資本主義全球化時會發生什麼？它通過數字網絡和大眾化的個性化媒體生成、封閉和挖掘人類生活的特徵。這種自我淘汰的過程產生了新形式的主奴關係、極度的財富和極端的不平等，正是這種普遍的、分裂的失衡，迫使在腹地生活的人民萎靡不振、徘徊不前。
文章來源：
Jodi Dean,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May 12, 2020
網絡連結：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eofeudalism-the-end-of-capitalism
北京大學2018級法律碩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