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聖人》之後，錢寧一直沉浸在孔子的世界裡。
他先是對《論語》的500多篇章句進行解構和重構，在2012年推出了《新論語》，而後又試圖從道理中發現定理，在近日出版的《論語綱要》中論述了孔子的「兩端」方法論和「中庸」之道。
誘使錢寧動筆的，起初是司馬遷《孔子世家》帶來的感動。在《聖人》中，他向讀者傳遞了這份感動。小說以孔子周遊列國和自幼及長兩條線索交替並行，從魯國下崗後的孔子一路遊說一路碰壁，因為「終身堅持一種信念」而「成為聖人」。
後來對《論語》的反覆深讀讓錢寧產生了兩個困惑：散亂的章句背後有沒有內在邏輯？孔子講的許多道理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思維方式？
第一個困惑，在他牽起「仁」這根線頭，按照仁的內涵、仁的形態、求仁的途徑等線索條分縷析後日漸明朗，最終成了一本邏輯清晰、簡明易懂的《新論語》。學者葛劍雄評價此書「不加一字，不減一字，編而不作，《論語》一新」。
《論語·子罕》讓他找到了解答第二個困惑的鑰匙。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錢寧認為，「兩端法」體現在孔子學說中的所有重要觀點裡，是其學說的理論基礎，也是解析問題的利器。
於是，《論語綱要》的第一部分闡釋了孔子的仁學，第二部分用以討論孔子學說的「兩端」方法論，第三部分則對「兩端法」進一步推演和應用，在「天道」和「人道」之間「執兩用中」，從而得出「天人之道」即「中庸」之道的結論。
從不惑之年寫到知天命之年，「兩端法」成了錢寧20年研究孔學的一個最重要收穫。
「這本書最終完成的時候，我有一種融會貫通的感覺，孔子的學說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通過這個體系還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一些觀點。」錢寧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說，「有多少人會認同我不知道，但我還是很有信心的。」
他鮮少談起自己的父親錢其琛，在2017年父親去世後，他才「第一次以兒子的身份接受採訪談父親」。小時與父母聚少離多，錢寧說父親帶給他最大的影響是讓他能夠自己選擇生活道路。
「兩端法」讓孔學有生命力
經典一定是不斷有新意的著作，沒有新意的著作只是古籍。
錢寧堅信，「兩端法」對孔子思想的重估，對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價值，讓孔學不至於僵硬教條，在2000多年後依然有生命力。
他給「兩端法」的釋義是，事物的本質不存在於事物本身，在與其他事物的相互關係中才能顯現，因此事物本質取決於「兩端」。就好比人性本無善惡，因為與社會、與他人產生關係時才有了善惡之分，也才有了對人的孝悌信等要求。
「過去大家把孔子理解為一個單一主義者，有一個絕對真理的想法，其實不是。有了兩端思維，孔子的思想，比如他的『天人之道』、他的『中庸』，他如何判斷決策，都變得可以理解。」
他解釋道，以「兩端法」來推演，被孔子視為至德的「中庸」就是要「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在兩端之間做出適中的選擇。
中國的經濟改革體現了「執兩用中」的智慧。錢寧在書中舉例，市場和計劃是其兩端，「絕對市場」或「絕對計劃」都不是最好選擇，最優的改革政策一定是在市場和計劃之間取得某一點，並能應時而變。
「用中」的目的不是為了一方戰勝另一方，而是做出對雙方而言都是最優的選擇。推而廣之，中國的外交也體現著「執兩用中」，今天我們所談論的「共贏」，正是在尋找雙方最優的可能性。
不過，處理「兩端」關係，還需要孔子提出的「恕」。
錢寧說，「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與人、組織和組織、國家跟國家，最重要的是「恕」，也就是有所不為。
回到上面的兩個例子。在經濟改革中，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該如何界定？錢寧認為，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應該規定企業不能做什麼，而不是規定企業去做什麼，一旦政策要求大家都做什麼，往往會有不好的影響。
在國與國談判時，「所欲」與「不欲」難以達成一致，最先達成協議的往往是「不施」。無怪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講的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但關鍵兩條卻是「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沒有這兩條，其他三條都無法實現。
研究孔學是人生選擇
走上研究孔學的道路是選擇的結果，因為在錢寧看來，所有人生的意義都在自我選擇上。
1966年入小學，1976年中學畢業，錢寧的少年時代正趕上「文革」和「批林批孔」。1979年，他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又繼續攻讀古典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後，他到《人民日報》當了幾年記者。
1989年，錢寧獲得了去美國密西根大學學習新聞的機會，在那裡，他醞釀了自己的首部紀實作品《留學美國》。《留學美國》匯集他在美國採訪中國留學生得來的第一手資料，以及對相關課題的研究，1996年出版後很是暢銷，是當年上海書展上的第一暢銷書。
1995年回國後的錢寧，職業也發生轉變，他體驗了外企員工、創業者和投資人等各種角色。但寫書的工作一直持續著。
在《聖人》之前，他的第一本歷史小說圍繞的卻是法家代表人物李斯。
《秦相李斯》以青年李斯如廁時突生的感悟「人生如鼠呵！不在倉就在廁」開篇，以風趣筆調描繪了一個外省青年想改變自身命運，以一系列的投靠和背叛為自己鋪就一條仕途的故事。
李斯給錢寧的感覺是「悚然」，終究抵不過孔子帶給他的感動。「《秦相李斯》寫得很冷，但我認為《聖人》是暖的。孔子雖然失敗了，但是他最後給人的感覺是人性還是有溫暖在。」
小說裡的錢寧還帶著對世界的戲謔調侃，到了《論語綱要》已經變得沉穩，只是文字一貫洗鍊淡雅。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當被問到所謀之道是什麼時，錢寧再次談到了他對孔子的不斷研究和不斷感悟。
在新書的結語《「新孔學」的可能性》中，他這樣總結：我們需要知道孔子有什麼思想，更需要知道孔子如何思考。只有這樣，孔子學說才能保持活力，不變成僵硬的教條，並能應對新的問題。或許，新孔學應當「新」在這裡。
畢竟，這是位被激烈批判仍屹立不倒，在文化和思想上影響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的聖人。
【對話】
以秦統一為界限，孔學和儒學應有所分別
澎湃新聞：1999年創作了關於李斯的小說後，進一步研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是一種選擇，但您之後的閱讀和寫作卻一直圍繞著孔子，是什麼原因？
錢寧：我沒有研究李斯，只是在看了他的故事以後對這個人的經歷感興趣。
李斯在我看來是一個外省青年要進入政壇，以一系列的投靠和背叛，為自己鋪就了一條仕途。他身上有一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非常少有的進取心，這在後來的儒生身上是不多見的。
孔子是另一種感覺。過去，孔子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沒有人情味的偶像，或者在「文革」時候是一種反動的、阻礙中國進步的形象。突然把他當做一個人來看，你就會感覺這個人很溫暖、很可愛，還有點天真，能感覺到他身上有一種力量。
李斯最大的問題是他沒有任何的底線，所以最後是很悲劇的。《秦相李斯》寫得很冷，但我認為《聖人》是暖的。孔子雖然失敗了，但他最後給人的感覺是人性還是有溫暖在。人性還是需要有一點溫暖的，不能太冷。
澎湃新聞：法家影響的是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體制，儒家則深深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知識分子多為儒士，但到了執政者或管理者的位置上，仍然要採用法家的治理辦法。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也是儒家思想的缺陷，可以這樣認為嗎？
錢寧：我認為以秦統一為界限，孔學和儒學應該有所分別，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儒學荀子一派，被韓非和李斯帶偏了，走向了帝王之學，變成了「執一」之學。
這跟孔子的核心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孔子是「執兩」。他在看政治問題的時候，並不完全像魯迅說的只替統治者想，實際上是替統治者和民眾同時想，他希望社會是一個共治或者是兩端都要兼顧的社會。
但是自秦漢開始，中國逐漸走向「一端」社會，儒學慢慢變成只是在「一端」的框架裡發展，變異成為一種官方哲學。後來發展起來的儒學都是為了維護「一端」，只考慮統治者的利益。
宋代稍有一點變化，比如程朱提出丞相和君主之間應該有合作關係，王陽明想從心學上作出突破，但總的來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越走越僵硬，到了清代，更是趨於極端。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放棄了兩端思維，儒學慢慢變得教條，很難產生新的思想。二是，沒有了兩端思維後人們無從應對現實挑戰。
你看，「二十四孝」到最後已經很極端，要把兒子埋了來孝敬父母，離孔子的思想越來越遠。孝道一定是父母和子女雙向考慮，不可能只考慮父母不考慮子女，也不可能只考慮子女不考慮父母，具體在兩端之間取什麼位置，因人而異、因家庭而異。所以說魯迅批儒學、批孔教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孟子說，「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他說得很形象，你只選了一，就把一百種的可能性全丟掉了。「執一」是一條選項越走越少的思路，而「執兩」是一條能走出無限可能性的活路。
孔子的兩端思維總結起來就是取兩端不取一端，不走極端，最終歸於兩端之間。兩端思維對於我們理解孔子，和將來用孔子的思想來應對現實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所以我的觀點是要回歸孔學，孔子的學說還是有活力的。
澎湃新聞：孔子遊說各國，但是沒有人真的願意採納他的思想。是不是說明他的理論現實可操作性比較弱？像很多人批評的知識分子只從理論出發，沒有從實際出發？
錢寧：我認為不是這個原因。走向「一端」是當時的社會發展必然，專制皇權是當時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歷史走向中，孔子的學說幾乎只能變成後來的儒學，在皇權之下修修補補。這是歷史的悲劇，他所期望的那個社會在歷史進程中還暫時形成不了。
有一次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到中國社科院來做講座。他說人權是一個法律概念，不是政治概念，在法律出現以前，人權是不存在的。人權的出現意味著另一端被承認，所謂的平等實際上也是對另一端的承認。
在皇權時代，民眾是不作為「一端」存在的，沒有任何權利。現代社會是一個多端社會，孔子的思想和他的方法論對於現代社會是具有參考價值的，應該可以運用到現代社會的治理中。
商業上是「中庸」之道體現最多的地方
澎湃新聞：您在《論語綱要》中論述了一個重要觀點，即「兩端法」是孔子的方法論，而「中庸」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智慧。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中庸到底是種目標追求，還是實用主義？
錢寧：「中庸」是個決策之法，事物在兩端，你最後取的一定是兩端之間的位置。中庸的「中」，程朱以「不偏」來解釋，是不對的，它不是在兩端之間的「正中」，而是在「適中」的地方。
「中庸」可以幫助做很多判斷，這是為什麼孔子能夠對很多事情作出判斷。他的判斷每一次都不一樣，大家都在探究，背後其實有他的一整套方法論。
澎湃新聞：「中庸」在經濟活動中有什麼指導意義嗎？
錢寧：回看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一個「執兩用中」的過程。
孟子說，仁政始于田地的劃分（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他又說，有恆產者有恆心。中國的農村改革就是從包產到戶開始的，你要先承認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農村的改革才能開始。
做生意，如果不承認對方是生意夥伴，那就叫掠奪。經濟活動一定是在「兩端」之間，要承認對方的權利，如果沒有確權，所有的經濟活動都無從進行。我們的確權在不斷完善，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潛在動力。
真正的確權一定是法律問題，而不是政策問題。
任何政策的放鬆對企業來說不是確權，只是一種寬嚴。比如我是做企業的，我希望我的權利是法律保證的，而不是上級政府給我的臨時批准。如果是臨時批准，我的商業行為是不一樣的，我可能會「撈一把」就走。企業需要的是法律對它權利的承認和保障。
在「執兩」之後還要「用中」。「執一」是固守一端或在兩端中守著一個選擇而不變化，「執兩」是要兼顧兩端，然後走適中的路。
中國是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這兩端中間尋找一條適中的道路往前走。絕對市場或絕對計劃都不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在這兩端中間取什麼位置，實際上是四十年不斷探索的結果。
孔子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人和人、組織跟組織、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恕」的核心是有所不為，這也是我論證的一個內容。換句話說，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麼，而是你不做什麼，真正破壞友誼的是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大家在討論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的時候，政府制定的法律應該規定企業不能做什麼，而不是規定企業去做什麼，政策制定也同樣。政策出現問題往往不是不許大家做什麼，而是要求大家都做什麼，這時社會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澎湃新聞：您認為博弈論追求的是己方最優，而「中庸」追求雙方最優。好的外交是否也應遵循「中庸」之道？
錢寧：外交談判是為了達成一種協議，「中庸」可能是達成協議的最佳方法。你首先要承認對方，他的利益、立場你都要關注，要選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談判中很有意思的一點，就是「恕」，你不能把自己不想要的東西強加給別人。當進入談判後，「所欲」和「不欲」很難達成一致，你想要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所以外交談判最早達成一致的都是「勿施」——雙方先同意相互「不做」什麼。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講的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關鍵兩條是「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沒有這兩條，其他三條都無法實現。
子貢曾經問孔子，他說，「我不想強加他人任何事情，我也不希望他人強加於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這樣是不是就達到仁了呢？孔子說，「你早著呢，你做不到這一點。（賜也，非爾所及也。）」
人類的衝突往往是將自己的「所欲」或「不欲「」強加給對方而引起的，「恕」的關鍵，是不強加於人。
光做貿易是不應該有「戰」的，你賣給我東西，我想要就買，談一個價格，不想要就不買，買賣不成仁義在。商業上是「中庸」之道體現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的商業協議籤訂，都是「兩端」之中的一個選擇。什麼時候會有貿易戰，就是強買、強賣的時候。
所有人生的意義都在自我選擇上
澎湃新聞：孔子說過，君子謀道不謀食。您認為「中庸」就是孔子之「道」嗎？
錢寧：可以這麼說。「中庸」在我看來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要做出決策，在「兩端」中取一個點；二是一定會有取捨，即使對雙方都好，任何一方也是要做出一定讓步和取捨的。
在這本書最終完成的時候，我有一種融會貫通的感覺。突然明白，孔子為什麼這樣講「仁」，為什麼會有「兩端」，為什麼會「用其中」。這樣，他的學說就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而且通過這個體系還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一些觀點。
有多少人會認同我不知道，但我還是很有信心的。
澎湃新聞：您父親對您的作品有過什麼評價和建議嗎？他對您的人生選擇有過哪些最主要的影響？
錢寧：那時父親真的是太忙了。當年，《留學美國》成為暢銷書後，他才抽出時間讀了一下，但是我想，他恐怕很難仔細地看，不過，他很快看出了一個錯誤，在書中一個地方，我把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弄混了。到《新論語》出版時，他已經病重了……說到人生選擇，父親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們自己選擇人生道路。他對子女，從來沒有「執一」。
我想我也是同樣的，對我的子女，也願意給他更多自我選擇。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所有人生的意義都在自我選擇上，做成也好做不成也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沒什麼可後悔的。
澎湃新聞：接下來您的寫作計劃是什麼？
錢寧：寫完《論語綱要》後，真的感覺「空空如也」了。年輕時，可以有很多規劃，過了「知天命」之年，就知道，人的一生，能做成的事情其實很少。自己深感慶幸的，是能完成《論語綱要》這本書，和《新論語》一起，將自己對孔子學說的一點感悟和發現，表述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