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福田」，寫給中國文學的一封情書
金羊網 2020-11-28
11月26日，「2020花地文學榜」年度盛典在深圳市福田區五洲賓館舉行。
從左到右：白巖松、蔣子龍、麥家在對談現場
11月26日，「2020花地文學榜」年度盛典在深圳市福田區五洲賓館舉行。麥家獲得「年度作家」稱號，鄧一光、葉兆言、于堅、李修文、孫紹振、蔡東等六人分獲年度長篇小說、年度短篇小說、年度詩歌、年度散文、年度文學評論、年度新銳文學六大文學門類年度作家（作品）稱號。
本次活動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作為指導單位，羊城晚報社、深圳市福田區委宣傳部主辦。
著名作家、國家「 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蔣子龍（左），羊城晚報社社長劉海陵（右）為麥家頒獎
獎項代表著品位、引領
白巖松：昨天，在來深圳的飛機上看到深圳報紙上的一條新聞：深圳市人才引進將有全新的政策。文化類的人才的評定，將開啟全新的篇章。在這裡看到兩句話，第一句話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居然沒有中文系，其實這句話表達的是深圳從此要為基礎學科，也就是根基性的東西投入更多的關注；第二句話，深圳的文化還缺乏市一級的大獎，我就想到今天的獎項，我希望「花開福田」會成為未來深圳不僅是寫給中國文學事業的一封情書，也是寫給世界文學事業的一封情書。
看到昨天的第二句話，我想：獎有什麼用？也許從獎的本身來講沒有那麼多用，現在的獎太多了，但是設立一個獎，獎所建立起來的標準太重要了。這個標準代表著品位，代表著一種引領。
就像2008年當麥家的小說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時候，之前有很多人擔心爭議，諜戰小說可以獲得茅盾文學獎嗎？但是他獲得了，也帶給了茅盾文學獎新的品位和新的標準。
有夢想的機會，歸功於改革開放
白巖松：2008年，麥家獲得茅盾文學獎後記者採訪的時候，您第一反應說：獲獎對我來講是突發事件，12年過去了，現在獲獎心情一樣嗎？
麥家：一樣，面對榮譽一樣會膽怯，對此會期待也會很快忘掉。每次我都認為應該快速忘掉，期待另外一個獎。
白巖松：說到文學和改革開放，1976年您12歲，是您的第一個本命年，當時有想過自己的夢想嗎？
麥家：沒有夢想，也可能有夢想，那種夢想是吃飽、穿暖，到縣城裡看一下，沒有想到文學和深圳。
白巖松：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
麥家：當時沒有心情，只有為身體而活，為擺脫貧窮而活；主要是身體的貧窮，精神基本處於沉睡的狀態，等待喚醒。
白巖松：1981年深圳特區建立的時候您個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您的外公、父親的處境不好，但您考上了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學無線電——很奇妙，從來不在自己的想像當中。
麥家：這是突然發生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和我家人，當時我參加高考，我還是很積極主動地報考了軍校，一方面想改變家庭的政治地位，一方面也是因為貧窮，因為到軍校不需要錢，吃穿住行免掉了，這是我人生轉折的機會，也是給我夢想的機會，一切都要歸功於改革開放。
《解密》曾經一再地被退稿
白巖松：考上軍校有沒有一種釋然？
麥家：心理層面是解放了，感性層面是永遠解放不了，今天也沒有解放。因為童年，最脆弱、最需要關愛的時候被人拋棄了，被人欺凌了，這種傷害不是靠時間，這是一輩子的，也不是靠某一次機會和某一次成功可以解放的，我自己也沒有解放，也不期待解放。所以我內心的黑洞只有文學才可以撫平它，只有文學才可以降服它，文學與我的過去相安無事。
白巖松：很多人說，《人生海海》是跟過去和解、跟父親和解，您是說跟自己和解。
麥家：可能對作家來講不需要和解。可能有一天想跟自己和解，我會寫，我現在就很想寫。我沒有追求，唯一的追求是降服自己的內心，讓自己的內心平和起來。
白巖松：這是我原本要問您的問題「為什麼要寫」的答案。為什麼寫這麼多以後還要寫？
麥家：心理需要、內心創傷的需要，所以寫作有的時候真不是追名逐利的事情，我記得海明威說過，作家最重要的是辛酸的童年的訓練，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是接受了最好的訓練。
白巖松：您一直執迷於其中。有一個老人遇到您說：文學是您的孩子……
麥家：我覺得這條路走得很坎坷，文學是需要天賦的。我本身就缺乏天賦，我是後天通過這種打壓給我製造了能力和機會。我第一個長篇《解密》給我帶來很多的名和利，但是當初我寫完的時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退稿，直到2002年曆經11年之後才成功了。我認為一方面是我在被退稿的過程當中在成長，作品也在成長，關鍵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國家由於改革開放，也成長了，對作品的接受能力也在成長。
白巖松：對題材的寬容度。
麥家：對，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思想大解放，我不能寫這些題材。
「《人生海海》對我來講是一次轉型」
白巖松：其實改革開放還跟您生活緊密相關，不然怎麼離開工作崗位到西藏，1997年到成都電視臺成為我的同行。一直在流動的過程當中也是改革的特點，還是很感謝流動的日子，異鄉的日子。
麥家：因為我痴迷文學，在塑造自己的文學經歷，我認為作家的精神需要漂泊一些，我七年待了七個地方，從中原到福建到南京到北京，到成都，到拉薩，頻繁的遷徙。在遷徙的過程當中，我在感受大地，唯一可以忘掉自己過去的就是寫作，在寫作過程當中粉碎掉。
白巖松：當獲獎越來越多，獲獎的級別越來越高，會不會使您接下來的寫作變得越來越難？
麥家：不會的。我相信不會的，我每一次得了獎都提醒自己忘掉。
白巖松：有的人說為讀者而寫，您有這樣的想法嗎？
麥家：讀者當然很重要，是作家活下去唯一的力量。我很在乎讀者，當然我更在意能寫出對得起讀者的作品。正是因為有了《人生海海》，停了三年，寫了五年，給自己規定每天不能超過500字，慢慢地寫。從這個角度來講，《人生海海》對我來講是一次轉型，不只是題材的轉型，甚至也是對自己理解的轉型。
白巖松：據說，您高考的時候，其他的分數非常高，語文最低分，是不是語文跟成為一個作家沒有太大的關係？
麥家：這是一個常識。語文是教人語言，文學要永遠創造的，語言和文學不能相提並論。
白巖松：接下來的創作往哪個方向走？
麥家：說實話，不知道，可能兩個月之前問我，我會告訴你，當時寫一個作品寫了四分之三了，兩個月前有一陣子，我處於一個很特殊的時候，我的母親在重症監護室，這種特殊的時期讓我停下寫作，在停下來的過程當中，我覺得根本不值得寫下去，已經把這個作品報廢掉了。
白巖松：人們只看到最後留下來的作品，但是看不到報廢的作品。
麥家：我有一半的作品報廢掉了，文學只有一派，天才派，我認為我不是天才，經常寫著寫著就報廢了。
有用之美和無用之大用
白巖松：說到麥家，說到他的家鄉——浙江富陽，古時候叫富春，接近700年前黃公望在富春中心之外——我去過那個地方，不能叫荒山野嶺——用了多年的時間畫了《富春山居圖》。當時的作家、畫家，可能也是邊緣化的人，在城鎮中心的可能是商人、政治家，等等。《富春山居圖》又一個名字叫「無用師卷」，因為黃公望送給一個叫「無用」的法師——自己認為無用的東西。但是，600多年後城中的富豪和中心人物都不知道去哪裡了，《富春山居圖》居然成了這個地方最有用的名片。
我總在想：有用和無用是什麼關係？今天就看到了有用之美和無用之大用。倒推到40年前，1979年有一部小說叫《喬廠長上任記》，今天我們知道是中國改革文學的一個重要發端，當時我們還沒有這麼強烈的意識，作者蔣子龍在兩年前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時候，成為100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只有兩位作家，一位是離開我們的路遙，另外一位是蔣子龍。
寫《喬廠長上任記》是發洩，不然會得病
白巖松：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蔣子龍不是作家，而是機械工廠的工人，所以《喬廠長上任記》在他這裡誕生。當時寫《喬廠長上任記》的衝動是什麼？今天人們說是「改革文學的發端」，您當時想要改革的是什麼？
蔣子龍：改革，很多人認為是政治概念、政治口號，其實是文學概念或者是哲學概念，因為被奉為百經之首的《易經》第一要義就是講變化，就是改革。
我寫《喬廠長上任記》，當時是最難的時候，什麼叫最難？「文革」期間只求平安，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了，沒有希望，沒有未來。「文革」結束了，心活了，落實政策，我一開始任職是組織副書記，然後車間主任調走了，讓我代車間主任，車間很大，將近千人，我幾乎天天跟救火一樣，人還是這些人，但是人的心思不一樣了，人和人的關係不一樣了。
當時不知改革為何物，沒有改革開放的概念。被監督勞動了十幾年，想使勁，而且車間的生產訂單壓了很多，所以就想：如果我當廠長會怎麼做？有人問，怎麼抓社會脈搏？社會那麼龐雜，脈搏在哪裡？我說，我只能抓心跳，這是我感觸最深的地方，感觸最難、感觸最激憤、最有激情的時候。
白巖松：當時小說就是您最好的抓手。
蔣子龍：寫《喬廠長上任記》是發洩，不然會得病。那段時間當車間主任「死」過一次，住過一次院。
白巖松：您寫這個小說是希望改革，希望跟過去不一樣。
蔣子龍：是非變不可，但是變的不一樣，有的變得快，有的變得慢。
「看我的眼神，不像懷念舊時代的人」
白巖松：您當時想如果自己當廠長會怎麼樣，有了這部小說後，如果真把您提拔到廠長就不會寫小說了？
蔣子龍：其實我真的不願意寫小說，如果在作家和廠長之間做選擇，我會選擇做廠長，如果我主持那個廠子，廠子不會垮。
白巖松：您至今還在耿耿於懷。
蔣子龍：耿耿於懷。
白巖松：即便文學讓蔣子龍成為今天的蔣子龍，您仍然覺得當時離開車間和工廠有點難受？
蔣子龍：工廠不是很願意離開的，是市裡下令，是工廠書記頂不住了，我待了幾天實在沒活幹了，新的車間主任調來了。
白巖松：改革歸根到底是人的解放，80年代文學最受歡迎，大家都知道蔣子龍，您懷念那個時候嗎？
蔣子龍：不懷念。
白巖松：為什麼？
蔣子龍：這個時代變化，就是《易經》講的，它有它的規律，如果老懷念過去的時代，這個人就完了。你看我的眼神，不像懷念舊時代的人，不然今天羊城晚報絕對不會搭理我。所以，用不著懷念。即使過時我也非常坦然，如果一生有一點過時的東西還不錯，就怕連過時都沒有。
白巖松：現在的您為什麼而寫？
蔣子龍：我從來都是為自己而寫。我沒有什麼高的境界，為誰誰誰而寫，但是我知道我身後有讀者，我不是完全表達自己的，但我最初的寫作路徑是為了自己，我認為這個東西是有益的，有很多故事是命中注定的，比如長篇，一個作家有幾部長篇，大多是命中注定該有的。
白巖松：當初您沒有當成廠長，如果當上廠長就沒有《喬廠長上任記》了，您怎麼看待今天的「廠長」，比如，華為的任正非「任廠長」，騰訊的馬化騰「馬廠長」，您怎麼看？
蔣子龍：對這兩位「廠長」只從網上看過，沒有當面接觸過的不敢妄加評論，我接觸過的當今企業的廠長是很可敬、很艱難的，但是還是應該感謝這些人。
改革與文學最大的共同點：對人的關注
白巖松：改革，歸根到底是人的變化，歸根到底關注的是人，這是深圳跟文學最大的共同點。要回歸到人身上，文學需要深圳，將來也會像京味、海派一樣，深圳成為文學重要的題材的開掘地。另外，深圳也需要文學，更重要的是深圳本身不就是文學嗎？1979年-2019年，深圳的GDP增長了1萬多倍，全國各地有自己的故鄉的人最後都把這裡當做故鄉，本身就是文學，所以給這座城市未來文學發展加油！
白巖松：從文學家的角度，您在關注深圳的什麼？深圳文學要向前走，您的建議是什麼？
蔣子龍：我有一個觀點，經濟選擇適合自己的文化。深圳先發展經濟，深圳的文學一定會後來居上。因為有一個根據，江浙出進士比較多的地方，都是富裕的地方，所以經濟富裕的地方，出學人、出學士、出進士。深圳也是這樣，先成為經濟發達的城市，很快文學也會發展。
我關注深圳的經濟。因為深圳的經濟跟文化融為一體的時候，深圳才是健全的、有前途的、有巨大能量的。我希望深圳在今後的一段時間裡，不僅是經濟總量創新、科技創新，等等，伴隨著與之相襯的，是它的文化和文學的創新。
麥家：文化有時是一個緩慢的生長過程。但在深圳，我倒期待它搞非常大的電影公司、非常大的出版社，這是有的城市無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深圳做到了，會帶動文化產業，也會促進文學事業。文學首先是從個人出發的，但是有好的出版社、好的電影公司，倒過來也可以反哺文化、文學。
我關注這裡的作家，希望有機會跟他們聊一聊，我想知道在特區的城市裡，他們在想什麼。我特別想去跟蔣老師當鄰居，我想感受一下這種前沿城市，有時候有經濟上的優勢，同時也跟世界上離得很近的地方，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文學就是要找到不一樣，不一樣才是有活力、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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