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作家不一定都被寫入文學史，但那些以自己的創作，改變了傳統的秩序的作家，一定不會被文學史錯過。比如我們如數家珍的一些詩人：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溫庭筠，蘇軾，柳永，李清照……
任何一種寫作，都會在歷史中形成一個接一個的傳統。而傳統並非鐵板一塊，傳統也在不斷地更新自己，否則它將失去生命力。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在某位作家個人才能的引領下，傳統的當下狀態會被改變，過去的寫作也會因此被重新檢驗，曾經重要的作家可能變得不重要了，曾經被湮沒的作家也可能剛剛被發現。
柳永就是這樣一位影響了「詞」的寫作傳統的作家。今天的文學史一致肯定他對詞的題材和樂調所作的拓展，以及對詞的寫法和美感帶來的改變。與其他改變傳統的作家一樣，柳永的人生的遭遇也可以理解為寫作的宿命，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
撰文 | 三書
久被誤解的「懷才不遇」
《鶴沖天》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自從第一個抒情主體屈原開始，「懷才不遇」就像萬金油一樣，被隨便塗抹在古典詩人們身上。只要一位詩人寫到空虛失落，不論是人生的普遍體驗，還是某個特殊處境下的感受，都會被條件反射地解讀為「懷才不遇」。這種大而無當的闡釋幾成定式，乃至內化為一種思維的惡習。是不是每個苦悶的詩人都在懷才不遇？什麼又叫「懷才不遇」呢？
對於我們現代人，這些問題不難回答。首先要想想，一個詩人懷的是什麼才，想遇的又是什麼。如果所懷與想遇是兩回事，「懷才不遇」就不成立。比如李白懷的是詩才，那麼寫出好詩，以詩名世，這就是遇，不能把仕途上的失敗稱為「不遇」，因為仕途上需要的是政才。政才和詩才不同，恐怕越是天才詩人，越不適合仕途。然而古代由於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念的影響，人生觀價值觀比較單一，一個人讀萬卷書、能寫詩，都不是只為當個詩人，而是要「學而優則仕」。這就混淆了不同的才能，也是「懷才不遇」之所以變成標準闡釋的根本原因。
我們來看這首落第詞。當時柳永二十四歲，六年前他離開家鄉福建武夷山，一路往北，邊走邊玩，流連蘇杭數年，是年進京參加科舉考試。他本來信心滿懷，視取士如拾芥耳，結果——卻落榜了。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他認為這次失敗只是偶然，運氣不好罷了。年輕氣盛的才子頗覺不服。他自許為龍，只是「未遂風雲便」，所以才沒有騰飛於天。但他說這是朝廷的損失，「明代暫遺賢」，表面上很委婉，實則在反諷，因為一個明主應該做到「野無遺賢」才對。
不管怎樣，現實擺在面前，接下來該怎麼辦？也沒什麼辦法，除了說句負氣話：「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話雖瀟灑，說完卻是「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世界頓時荒涼。東望西望，還是去「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那裡有他的意中人，尚堪尋訪。姑且可以「偎紅倚翠」，即狎妓，在歌妓中間尋求溫暖。這樣過一生，也算風流暢快吧。算嗎？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一個「忍」字，終歸還是洩露出底氣不足。進京趕考之前，柳永流寓蘇杭的幾年，曾放浪於歌樓酒肆，在歌妓樂工中間頗多相知。煙花巷陌的生活，應該是他真心喜歡的。然而，和那時候的讀書人一樣，也許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他身上也有一個「他者」。一個陌生的、與自己對立的他者。淺斟低唱我所欲也，功名亦我所欲也，如今只能舍彼而取此了。
事實上，柳永並沒有也不可能從此便放棄科舉，他後來還考了很多次，然而屢試不中，直到五十歲才終於考中。考中後，他流宦四方，任各種下級官吏，人生並沒有好到哪裡去。但因科舉失意及後來仕途受阻，使他一心填詞，反倒成就了他在詞史上的地位。遇或不遇，得還是失，這本來就不是個問題。
給我們幸福的往往不是原先想的那個人，成就我們的也可能不是堅持在走的那條路。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在其名作《未選擇的路》中說，樹林中有兩條路，他選了其中的一條，而錯過另一條，這使得路上的風景全然不同。魯迅先生也說過，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走的人多了，路便開始吃人。與其說我們選擇了路，不如說路選擇了我們。一個人會走什麼樣的路，往往是註定的，要麼被社會選擇，要麼被個性或命運選擇。而更深層的體驗還有，人要麼同時走在兩條路上，要麼並未走在任何路上，也就是說，人可以從他的生活裡原地失蹤。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牛首山》
悲秋是一種慢審美
柳永現存詞兩百多首，其中多寫市井歌妓與羈旅行役，而歌詞中故事的布景多在秋天，多在薄暮，多在雨後。此或出於性情，亦由於調長拍緩的慢詞，尤宜傳達清秋暮雨的綿長感。
《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扁舟一葉，乘興離江渚。渡萬壑千巖，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泛畫鷁、翩翩過南浦。 望中酒旆閃閃，一簇煙村，數行霜樹。殘日下，漁人鳴榔歸去。敗荷零落，衰楊掩映，岸邊兩兩三三，浣沙遊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 到此因念，繡閣輕拋，浪萍難駐。嘆後約丁寧竟何據，慘離懷，空恨歲晚歸期阻。凝淚眼、杳杳神京路，斷鴻聲遠長天暮。
這首詞給人直觀的感覺是篇幅長，不僅字數多，念起來氣息也拉得很長，以至不知該從哪裡分行。比如上片從「渡萬壑千巖」開始，直到「更聞商旅相呼」，一脈貫下，簡直沒有換氣的餘地。
柳永之前，五代北宋詞以小令為主。「小」即字數少，「令」是曲破中節奏明快的一截。由此就不難理解，小令的抒情性為什麼很強，不論字數還是曲調風格，都不容許拖沓。柳永也寫小令，但性情和天賦使他偏愛曲折婉轉和複雜纏綿的表現形式。既然這種曲調很少，那麼他就自己來創造。
慢詞之慢即曼，「長」的意思。相對於小令，慢詞的曲調變長，字句相應跟著增加，曲子的節奏也放慢，抒情更為曲折多於變化，也更適合鋪敘渲染。宋詞在元代漸漸式微，今天我們聽不到當時的慢詞曲調，但從《樂記》的描述可知，「慢」的樂感是「宮、商、角、徵、羽，五音皆亂，迭相陵」，有點靡靡之音的況味。
和《詩經》一樣，五代北宋詞（蘇軾以前配樂演唱），失去了音樂，只留下單薄的歌詞，實在是可惜。我們只能讀著歌詞，對其樂曲作渺遠的想像。所幸這些歌詞都是好詩，因此經受住了其所依賴的音樂主體的喪失。
《夜半樂》原是唐教坊曲名，古樂至宋已不存。柳永精於音律，喜歡自創新曲，或借舊時曲名另倚新聲，此首「凍雲黯淡天氣」遂成《夜半樂》之正體。
讀其文本，如讀一篇旅途隨筆。首片純用白描，詩人乘扁舟離開江渚，度萬壑千巖，越溪深處，怒濤漸息，樵風乍起。可見行旅的艱難。此時更聞商旅相呼，並見他們「片帆高舉，泛畫鷁、翩翩過南浦」。商旅們互相結伴，長年在水上貿易往來，他們習慣了這種生活。在詩人看來，他們是快樂的，片帆是輕盈的，畫鷁也像在飛，翩翩然過了南浦。
相形之下，他的扁舟寒酸而孤單。黯然傷神中，望見遠處酒旆閃閃。這就轉到第二片，仍以白描寫途中見聞。「一簇煙村，數行霜樹」，走了大半天，終於望見了人煙。此時太陽快要落山，漁人扣舷而歌，緩緩歸去，這一幕對倦行的旅人就是幸福。敗荷零落，衰楊掩映，枯索的秋景渲染著旅途的悽涼。
「岸上兩兩三三，浣紗遊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語」，這個情景很明麗，也瞬間觸發了詩人的心事。「到此因念」開啟了懷想和悵望，詩人自嘆不該輕易就拋開繡閣，而流浪在水上荒野的地方。歲之將暮，歸期多阻，神京路杳，此時心事更說與何人道？！
柳永作為一個編曲填詞的流行音樂人，在歌妓中有很多知音，很受歌妓們的愛慕。群妓葬柳七之類的佳話不必再八卦，要點是他在詞中如何書寫這種感情。從很多詞來看，歌妓們只是他失意時用來療傷的溫柔鄉，他鍾情的也不是某個具體的對象，而是她們這一類賦予他價值感的人。或許因此，柳永寫不出深刻的愛情，縱如「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抑或「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類名句總覺多少有些輕薄，一個真正深情的人不會說得這樣露骨。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燕子磯》
我想和你虛度時光
柳永的詞當時流行於市井，以至「凡飲井水處，皆能歌柳詞」，而喜歡雅詞的士大夫將其鄙視為「塵下」。此乃當時的文藝品位問題，不必妄加臧否。即使今天，我們也會看一個人讀什麼書聽什麼歌，從而對此人或明或暗地做出品位高下的判斷。文人詞自晚唐五代以來，非常唯美典雅，即便如此，填詞仍不能作為正業，只能算個「詩餘」，何況像柳永這樣大量以俚語俗語入詞，且內容的確涉嫌「塵下」的。
被晏殊宰相嘲笑過的《定風波》一詞，可謂「塵下」的代表作。
《定風波》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此詞是柳永大量使用俗語俚語的典範，比如「無那」、「無個」、「恁麼」等，句子都是口語，語氣熱烈潑辣。同為傳統的閨怨，這位思婦卻不靜穆，她渾身冒出嗆人的煙火氣。
此詞顯然為青樓女子而作。使用活潑的口語，一為帖和歌者的身份，二來也為增加演唱時的娛樂效果。這與貴族筵席上，自家聲伎所唱的華美典雅之詞，自然有天壤之別。
為人開明心胸豁達也是填詞大手筆的晏殊宰相，尤其點出「針線閒拈伴伊坐」這句，以斥責奚落柳永竟然敢說他們都是一樣的填詞。暫且不論詞品的高下，單就這句話描繪的生活，一個男人如果夢想這樣生活，即使放在幾十年前，又能被多少人認可？古代男子在二十歲的成年禮上，要象徵性地朝四個方向各射一箭，意為「好男兒志在四方」。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男人，在過去向來被認為沒出息、窩囊廢，更何況「伊」還是個倡家女呢。
柳永自己不敢承認，而是藉助歌妓之口，說出了他想過的生活，這句話其實就是「我想和你虛度時光」。在他看來，年少時無謂的分離和奔波，才是虛度光陰。這句話在今天的語境裡，大概會被欣賞，甚至被推為愛情至上。
最後一個問題：柳永創慢詞寫俗語，就一定是今人所謂的「俗」嗎？如果翻開《樂章集》，稍加瀏覽就會發現，他的大量詞作在今天看來實在很「雅」。雅與俗，只是當時填詞審美的差異。拋開趣味上的選擇，柳永對詞的革新意義更為重要，這才是他被文學史記住的原因。
如今世俗好以「流行度」作為評判標準，柳永的「俗」被過度拔高，並以他如何贏得眾妓之愛慕來證明他的成就。這都是不知所謂的評價。對一個詩人不恰當的推崇，可能比對他公允的批評，會造成更具毀滅性的否定。如果是他的「俗」贏取了大眾，那麼只能說明人類文化的悲哀，真的在於高雅的失傳而流俗的易傳。
作者｜三書
編輯｜張進
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