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宏宇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孔子）
曾經在好像還挺正經的什麼平臺上看到關於人類「思想分工」的一個說法，覺得還有些道理，說是東西方的人類社會早在大約三千年前就在互相不知道的情況下，近乎自然地進行了「思想分工」——以古希臘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選擇了「人與物」的思考領域；以古印度為代表的南亞相應選擇了去思考「人與神」的關係；而地處「遠東」的華夏文明，則選擇去思考「人與人」。
單就看到這兒，就如上述，筆者認為，有一定道理。
但一延伸，就有點兒說不出的毛病了。
延伸是這樣的——因為重點探索了「人與物」，古希臘及其衍生出的西方文明，就在自然科學領域更有成就，以至成就今天的科技領先；因為重點探索了「人與神」，印度誕生了偉大的宗教，並且現在仍是很注重宗教的國家；因為特別關注「人與人」，我們就上演了無數明爭暗鬥、爾虞我詐，以至於貽誤了科技的發展，導致了近代的落後……
三千年前的思想分工跟今天東西方在有些方面的差異，是否絕對就構成排他的因果關係，竊以為很待商榷——歷史不是數學公式，可以單線條地用∵（因為）∴（所以）推導；再要是「反推」，即以今天或較近歷史時期東西方某些差異「反演」所謂三千年前的思想分工，說我們近代科技落後，是因為心思全部都用去了「人與人」的「鬥」，而西方今天的科技發達是早在三千年前就因為專注思考「人與物」而就註定，就……不說「本末倒置」，至少也是失之武斷。
（一）關於生存的思考引發哲學的誕生
所謂「思想分工」，即便歷史上存在，也必定是互不見聞情況下的「自發」；而這種自發當中，若說有著對未來「指向」、「引領」的因素，也肯定不是主要的，甚至極大可能都是「無意」的——所謂「思想」，更多地，尤其是在三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時候，所要解決的，還是「當時的現時」的生存問題；而那些問題，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或許會顯得太簡單。但那是「看來」的「顯得」，未必「就是」。
當然，在解決「當時的現時」所面臨的生存問題的基礎之上，人群中的智者，會去思考一些別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謂「哲學永恆的三個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將要往哪裡去？
老實講，這三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標準答案，更別說可以篤定是正確的答案了。
在西方關於「思想」發展歷程的語境中，人類真正關於自我的思考，標誌「哲學」的誕生；他們普遍認為，這個誕生，是從所謂「思想的起點」開始孕育的，發生在大約四千年前；經歷了一千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的孕育，哲學誕生了。這個誕生，西方學者有個詼諧的說法——全世界的聰明人約好了似的，在距今三千年到兩千五百年這個期間，來到這個世界。
他們還列出了一個帶時間點的名單，很生動地詮釋了自己的說法。在那份名單裡，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古印度的釋迦摩尼等先賢、古中國的老子孔子，在出生年份上的差距，相比後來的歷史進程，可謂離得很近。
這些聰明人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若說其中存在偶然性，也不過只涉及具體的個體——不是孔夫子，那個時代也會有另外的人去產生相應或相近的思想。
宗教意味地講，這些人是「上天」在很相近的時間段裡「派遣」到人世間來的。
他們為何而來？他們的出現和他們思想體系的形成，是因由了什麼，又是為著什麼？
簡單說，筆者認為，他們、三千年前到兩千五百年前約好了一般降臨人間的東西方先賢們，是歷史應運而生的，是為著認識、判別、解決他們所處現實社會的生存問題而來。
（老子）
那是一個社會秩序也可以說「生產關係」與社會能力也可以說「生產力」的「緊前平衡點」被歷史進程無情打破的時代，是人類的思考力從具體到抽象躍進的時代，是社會主體對於自然客體的適應、改造從被動到主動，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過渡、交疊的時代，是無論唯物還是唯心都由「樸素的」上升到「形而上」的時代，是必須要改變或說「確立」一切之於今天和明天的法則的時代……
簡言之，那個時代，對於整個人類的社會發展歷程，是一座必須要銘記下一些什麼的裡程碑——銘記對蒙昧過往不成體系的思考的總結、繼承與批判；銘記關於生存和改變或說改進生存的抽象指導及其意義；銘記留待後人去解答的關於生存和發展的問題……
由於具體生存條件與狀態的差異，這座裡程碑，在不同地方，模樣是不同的，所須銘記的主要內容，自然也會有區別。這些不同、區別，或許就是今天說的「思想分工」吧。
（二）所謂「思想分工」的歷史客觀因由
接續話題之前，先囉嗦兩句——關於我們的「古老」——我們、中華民族，無疑是古老的、歷史悠久的文明，但並不是「最古老」，甚至都可以說，在今天看來遙不可及的古老的時代，我們的文明，也未必是最燦爛。我們之於歷史的偉大，更在於傳承與守護——迄今為止，全世界，只有我們中國，最大限度傳承、保護了本民族的古代文明，並使其在現代人類社會中，仍獨樹一幟、大放異彩。
可以說，某種意義上，這個傳承與守護的成就，確是因為在我們民族的思想體系中，更重視、強調了「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明確、理順、不斷改變式維護，就更會和諧，進而更具群體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識的生命力……
必須要說，並不是世界上所有古老的、現存的文明，都具有可類比特徵。
生存環境決定生存方式，生存方式決定發展模式，發展模式則是思想體系生發的土壤……這個可以用「道理」來形容的「鏈條」，在今天仍作用於終將成為歷史的現實，在生產力遠不如今天的三千年前甚至更早，作用就更強大、更本質。
讓我們管中窺豹地看看古希臘、古印度和古中國所謂「思想分工」的大致成因：
古希臘地處冰河期受災嚴重的沿海區域，由於海洋的阻隔，形成相互比較隔絕的城邦社會結構。地域所限，各個城邦的規模都較小，可利用土地資源有限（島嶼或沿海地勢平緩區域）且擴展空間也極有限；災難後遺症又使得他們各自內部男女老少比例失衡（人口結構不合理）。
如此情勢，即便風調雨順，仍會因為食物產出有限、淡水不充沛、生存空間和繁衍潛力不足等因素，而很難根本上擴大生產規模、改善人口結構。
這種現實狀況和生存需求之間的矛盾，催生了從爭奪資源（包括人口）的殘酷戰爭到自覺的、基於契約的、互通有無的跨海貿易，形成較發達的手工業及其與農業的更明確的分工。避免災難、改進手工業工藝、發展航海以增強貿易功能和戰爭實力，成為生存最重大關注。這種關注，當然會更使得當地思想者愈發傾向對自然和基於自然的生存技術，即所謂「人與物」的關係，的研探。
相比古希臘，古印度土地資源豐富、人口繁盛，但因酷熱、瘟疫、超量降雨和雷暴等惡劣自然條件，人口平均壽命很低，思想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與改進周期短、重複率高、絕對進程相對緩慢。人們幾乎沒任何辦法去解決或規避自然的暴虐，雖大抵能在短暫的生命中豐衣足食（相對的），卻對生命的脆弱和不可控的自然力充滿困惑與恐懼。
相比古希臘，他們改造環境的任務太重（到今天都還是沒啥辦法），等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於是將思想或說祈望投向自身，就有了極重要的「思想任務」——如何看待生命的存在與消亡。在這方面懷有深邃思考的佛教理念就此應運而生。
如果所謂「思想分工」所提及的「人與神」的關係的「神」是指「佛」，那麼其實，說到底，還是「人與人」的關係。
因為，佛、佛陀，本質上並不是神，而是人——釋迦摩尼是人，他的信徒都是人；他們聚集在一起，思考、探討人生的「苦」，謀求精神的超脫，幫助、引導更多的人，減輕乃至消除對死亡的恐懼，為短暫而痛苦的生命賦予光明幸福但尚不可知的未來——有未來就有希望，有希望，現時的苦痛和恐懼，就會被視為「暫態」；奔向了光明幸福未來的「覺者」（即「佛陀」、英文音譯Bouddha、中文音譯為「菩薩」）們，還完全可能以修行的法力降伏人間，帶來人力所不能為的關於環境及一切生存願望的改善。
再看古中國——
總體講，地域遼闊、水源充沛、氣候宜人，但存在比較嚴重的資源不平衡問題。在遙遠的上古「邦國」（部落、部落聯盟、早期國家等，我國史書慣稱「諸侯」）時代，源自不同聚居地的眾多族群，因資源不平衡，發展節奏、程度各異，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格局。
表面看，這種更加不平衡的狀態，必將導致「叢林法則」大爆發的「野蠻」弱肉強食；但因為地域相連（共戴一天）、重要資源不可避免的共享與分享（同飲一江水）、過往「共生」時代形成的關係紐帶（姻親）以及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的農業部族與生俱來的溫善秉性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佔主導地位的強者（中原政權）更願意與弱者達成新的秩序，以主導姿態和與之相稱的使命擔當，制定並貫徹穩定的地位劃分規則（宗法）和具有統一管理意圖和基本機制國家聯盟（分封），並在此基礎上謀求生存理念（道德、禮儀、情感）的共識乃至融合。
而這一切避免甚至消除「叢林法則」的努力，其核心，更在於把握、彰顯、改進「人與人」的關係。「世」的概念，就是對這種關係的思考的重要概念性產物。「世」，即「社會」，亦即不同的群體性存在內部和相互間的「共生」狀態與規則。如果套用所謂「思想分工」，這也許就是我們古代思想體系更偏重探研「人與人」關係的因由。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關注「人與人」的關係，但並非僅限於此——關注「人與人」，不可避免也要去關注「人與物」。如同古希臘的智者達人們也不會忽略「人與人」，我們民族最古老的道家思想體系，就極大地關注了「人與物」。至於「人與神」，我們的先民倒真的不是特別關注。這其中蘊含的也是歷史性因由，說來話長，另文再敘。
（三）古老的思想分水嶺和今天的殊途同歸
無論「人與物」還是「人與神」又或「人與人」，如上述，都更是由於生存環境和基於生存和更好生存的需要而孕生、傾向、發展。
不否認，更關注「人與物」的西方思想體系，更早推動了數學、傳統物理學和解剖醫學的發展，從而形成了將它們包羅了的西方「哲學」體系，一定程度奠定了務實、非神（不是「無神」）、邏輯化的思想基底，從而使西方近古和近代在基礎學科方面起步較早。
相比來看，古印度，如上述，所謂「人與神」的關係，如果指佛教的話，並不等同於今天更普遍被認知的基於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神學」，而更是以「人」為主體、關於生命的廣義思考和超脫式認知。在世界現存主流宗教中，佛教最具哲學性，也是最典型的「多神」與「多世」並存的宗教，具有悠久歷史和強大生命力，在古印度文明消亡後至今的漫長時光中，不僅沒有消亡，還因循出諸多宗、派，繁盛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而被「定義」成更傾向「人與人」關係的我們，不僅更早關注到「人性」、「人權」於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有教無類、民貴君輕），還最早涉及人與人之間具有普遍意義的善正情感的引導（兼愛非攻），更極具熱情和高度地指引社會的走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相比「人與物」、「人與神」，彰顯著近乎純粹的人性光輝。同時，甚至更早，我們也並沒有忽略「人與物」，不僅抽象出「規律」的存在與作用（道），更早早就站在了「樸素辯證」的思維基點上（易學，不是《易經》、《周易》，更不是這些東東的後世改編版）。
由於中古到近古的一些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我們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一些物化的方面，曾一度落後於西方，但從根本上講，這絕對不是我們古代更關注「人與人」而忽略「人與物」的思想模式的「錯」。相反，恰恰是我們民族基於「人與人」的、具有充沛汲取力和辯證屬性的、兼收並蓄的思想模式，決定了這種落後是有限的和暫時的，決定了中華民族在思想上的豐富內涵和非凡的胸襟與氣魄。
在厭棄、趨避一切專治與野蠻，謀求並享受相互尊重、相互協助，科技昌明、一日千裡的今時，「神」、「人與神」，已成為人們對傳統和曾經過往的追思，「人與人」、「人與物」，再不相互壁壘、互為界限，而是水乳交融、求同存異、和諧發展——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海外留學生，在不斷汲取「他山之石」的美與力，助力國家民族的現代化、全球化進程；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常春藤大學的漢學研究、中醫藥的世界性流傳，甚至long time no see進入詞語庫，也無不彰顯中華文化及其思想內涵的「無疆」。
設想一下，釋迦摩尼、希波克拉底、柏拉圖、孔子、老子，如果各自搭乘「時光機」到今天，看看、品品他們曾經的地方，再看看、品品其他不同的地方，待到返回時，很可能不約而同搭乘同一班時光機，相互正式認識一下。保不齊，路上還圍坐一席開個茶話會啥的，好好回溯一下當初的「分工」。
【作者簡介】劉宏宇，常用筆名毛穎、荊泓。實力派小說家、資深編劇、北京作協會員，「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獲獎者。著有《管得著嗎你》《紅月亮》《武王伐紂》《深水爆破》等多部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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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