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指向了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對我這一代人而言，這是有些蹊蹺的。我的同學和好朋友主要對像民主、法律、共產主義、憲法、經濟變遷之類的東西感興趣。大多數人類學家步克利福德·格爾茨的後塵，對當地文化感興趣，但是在人類學的意義上（社會規範、傳統等），不太關注政治。我在印度尼西亞的時光不但以一種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與民眾聯繫了起來，而且為後來顯影於《想像的共同體》的「文化主義」特色奠定了基礎。
至於我的博士論文本身，我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國家博物館和各種訪談之間，國家博物館藏有1940年代以來數量龐大、蟲蝕破爛的報紙和雜誌。在國家博物館的館藏中，我發現了殖民時代晚期、日據時期和革命時期的雜誌。有一本雜誌叫《新爪哇》，它是日本軍政府政治宣傳部門宣傳部的主要喉舌。很自然，鑑於其本質，上面儘是荒謬的謊言。但它非常漂亮，或許是迄今在印度尼西亞出版的最漂亮的雜誌。
像這樣的事情在荷蘭治下從未發生過。這本雜誌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日本人對自己的再現。一方面有年輕英俊的日本飛行員與他們的飛機的浪漫照片，以及富士山和櫻花的形象。另一方面有不苟言笑的日本將軍的可怕照片，包括東條英機，他戴著眼鏡，留著滑稽的小鬍子，頭頂醜陋的軟帽，身穿寬鬆下垂的軍服。
然而，有些照片確實是藝術品，反映了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人的美：漂亮的照片上有孩子們在嬉戲，婦女在稻田勞作，穆斯林在禱告，年輕的爪哇男子身著薄衫練習如何用竹矛做武器。它們讓我想起了日本版畫，使我意識到除了司空見慣的殘暴行為之外，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間真正有吸引力的元素。基於他們在日據時期的經歷，我訪談的人經常告訴我日本人好過荷蘭人，雖然二者都妄自尊大，但日本人也可以是非常禮貌的。這種雙重性顯然讓他們感到為難，姑且不論他們忍受日據僅僅是為贏得他們自己的未來獨立這一慣常說法，我覺得他們自己必定已然感受到對日本人的某種親近。雜誌的目錄是印度尼西亞語和日語雙語的，這也是個讓人深思的問題：日本帝國主義的犬儒主義與泛亞至誠團結的怪異混雜。
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訪談。當時雅加達還是一個相當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區涇渭分明，經常是按照種族劃分的。小汽車或者公共汽車並不是很多，沒有立交橋，沒有收費公路。腳踏三輪車——乘客坐前面、從後面駕駛的三輪車——仍在廣泛使用，甚至是社會地位較高的人（至少為了短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們也可以行駛。直到蘇哈託時代初期，可惡的雅加達市長阿里·沙迪金才開始在越來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們通行，以便為官員和富有的、有車的中產階級讓道。我弄到一輛黃蜂牌小型摩託車，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鎮」。
附近的外國人寥寥無幾。雅加達也是一個相當「民主的」首府。戰前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信條之一是公民之間的平等，其標誌是一種簡單通用語的採用。該語言以馬來語為基礎，而且被用作跨種族的貿易語言，它將成為今後的民族語言。這一選擇的巨大優勢在於此語言不但在本質上是平等主義的，而且不屬於任何某個重要的種族——語言群體。
在1945—1949年的革命過程中，平等主義的衝動已被大大加強，革命是一臺社會校平儀，代表了對封建傳統的攻擊。「Bung」（兄弟）是革命期間流行的一個稱呼，現在依然被廣泛用於同齡男子之間。鮮少見到有錢的印度尼西亞人，佔據銘登區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們只不過是在1957年荷蘭人被最終驅逐的時候接管了它們。
這種平等主義的一個標誌可以在離我所居住的地方不遠的一條街道看到。天黑之後，人行道會突然擠滿下棋的人。這些人（總是男性）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商人與職員對弈，高管與腳踏三輪車司機對壘，等等。我過去常常加入他們的隊伍，與其說是因為棋本身，不如說是因為下棋的時候，有機會相當隨便地訪談我正在「挑戰」的人。蘇哈託統治時期，這種平等主義消失了，但在它延續期間，對我而言是一種啟示。我的青少年歲月主要是在英國受階級支配、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度過的。你只需聽人的口音，馬上就可以辨識出他們屬於哪個階級。勢利行為無處不在；貴族、上層和下層中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文化截然不同。愛爾蘭沒有這麼糟糕，但那裡的階級結構依然對文化和日常生活影響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亞對我而言是一個天堂式的社會。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我可以高興地與差不多任何人交談——內閣部長、公共汽車駕駛員、軍官、傭人、商人、女服務員、中小學老師、異裝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發現，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訪談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漸漸出現的精英群體。從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國一直處於軍事管制之下。沒有選舉，新聞在一定程度上被審查，然而只有為數不多的政治犯，他們生活得相當舒服。但是，國內分化嚴重，氣氛有時候很緊張。我可以訪談各個政治派別的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左右兩翼的民族主義者、不同類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裝叛亂入獄剛出來的）、華人、警察和士兵、當地的皇族和年長的官僚。我告訴他們我在研究日據時代晚期和革命早期，這差不多是每個人都記憶猶新的話題。
在此過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經歷，尤以我對一對兄弟的訪談最為神奇，哥哥是共產黨政治局的成員，而弟弟則是陸軍情報部部長。（在「西方」，類似的事情是難以想像的。）哥哥工程師薩柯曼個子非常矮小，身體肥胖，革命期間領導過爪哇中部地區的一支大受歡迎的左翼武裝民兵組織。剛開始他對我有一些懷疑，但很快他就意識到，我是千真萬確對他的政治青春感興趣。他熱忱了起來，給我講了很多。弟弟帕爾曼將軍看起來與他哥哥非常像，但觀點截然不同。
當我去他家請求約見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他在他的車庫裡興高採烈地玩著一個價格不菲的電子玩具火車系統，好像他才10歲一樣。他告訴我他晚上來接我。
他是坐一輛貼有隔熱膜的舊款大眾汽車來的，我後來意識到他載我去了情報部在丹那阿邦區的安全藏身處。它從外面看起來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庫房。我們一開始交談，我就意識到了他以為我來自中央情報局，因為他自誇說他在共產黨內部安插有非常優秀的間諜，以致他數小時內便知悉了政治局的決定。很費了一番口舌才讓他意識到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不是間諜。但是後來他明智地談起了他在「兵補」中的早期軍事經歷，「兵補」附屬於日本佔領軍，有時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區的戰鬥，但更多時候則是被用於防禦工事建設的體力活。他似乎相當喜歡這一段經歷。
只有一件事從一開始就讓我煩惱：人種的問題。我從來不曾把自己視為「白色的」，但在一個直到最近才擺脫殖民主義的社會裡，我發現自己頻頻被稱作「老爺」——一個荷蘭殖民者曾堅持要求的稱呼。僅僅因為我的膚色，一些人便向一個無足輕重的外國學生表示令人尷尬的敬意。不久，這就讓我為印度尼西亞語言做出了無關緊要但持久的貢獻。看著自己的皮膚，它不是白色的，而是粉灰色的，我意識到它與白化動物（水牛、奶牛、大象等）的膚色接近，印度尼西亞人使用非正式的詞彙「白化病的」來表示這種膚色。因此，我告訴我的年輕朋友們，我和看起來像我的人應當被稱作「白化病的」，而不是「白色的」。他們喜歡這個主意，並把它擴散到了他們認識的其他同學中間。漸漸地，它傳到了報紙和雜誌上，直到成為了印度尼西亞日常用語的一部分。
十多年後，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白人」同事給我寫了一封無意冒犯的信，抱怨印度尼西亞人是何等的種族主義，以及他是多麼痛恨被稱作「白化病的」，我樂不可支。因此我請他在鏡子裡看一眼自己的皮膚，再想想他是否真的希望被稱作「老爺」。我也告訴了他是我在1962年或者1963年發明了這個詞的新含義。當他拒絕相信的時候，我說道：「你是一位頗有見識的印度尼西亞歷史學家。我和你賭100美元，你不可能在1963年之前的任何文獻中找到『白人』意義上的『白化病的』。」他沒有接受這個賭注。
節選自《椰殼碗外的人生》
本文為北大公共傳播轉載
版權歸作者所有
編輯｜徐升
素材來源｜網絡
歡迎合作｜投稿
pcsdpk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