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上的茨坪鎮，一場秋雨過後，那些曾經在88年前的危急時刻庇護革命的低矮房舍耀出點點光彩。一如執政黨對於這塊革命聖地的期待：淨化數萬領導幹部的心靈。
在黨務系統的話語體系中，這種期待的實現有一個必不可少的途徑：黨性教育。它由三個方面支撐——理想信念、道德品質、黨性黨風黨紀。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稱之為，補足精神之「鈣」的過程。
時間回溯至2004年，中共中央決定基於上海、井岡山、延安三地的紅色歷史文化資源，分別建立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它們與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共同構成國家級幹部教育培訓體系。
這三所幹部學院，是中央著眼於完成大規模培訓幹部、大規模提高幹部素質的戰略任務而作出的重大決策。
「中國共產黨從來都非常重視幹部教育。」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梅黎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自1924年以來，中共幹部隊伍曾先後遭遇數量和質量的困難，前者集中於革命黨的艱難發軔期，後者則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之時。
「那時幹部數量有了，但是與形勢和任務相比，素質還不夠。」梅黎明說，「而現在少數領導幹部暴露出的已經不是知識和能力的問題，甚至主要是價值觀即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的問題。」
創新性的教育培訓機構和模式應時而生——提供打通歷史現場與當代中國的時空隧道，使幹部們見賢思齊、重拾初心，繼續完成先行者造福中國的願景。
茨坪、大井、小井、黃洋界，這些地點在黨史軍史中被奉為「聖地中的聖地」。今天它們需要感染和激勵的，是中國共產黨今日的骨幹和未來的領導者。
山風掠過深秋的谷地，撫摸後來者的每一寸衣角，似乎在極力探尋他們與前人的相同與相異。
重返歷史現場
在井岡山學院，「廳局級幹部加強黨性修養專題培訓班」，2015年秋第100期開學後，已有超過7300名廳局級幹部親身體驗了80多年前火種初萌、篳路藍縷的艱困與堅韌。
廳局級幹部加強黨性修養專題培訓班，過去十年間曾先後有多個名稱，同樣在不斷嘗試與變化中的還有規模、培訓周期等，直到5年前模式相對固定下來。2015年9月入學的第100期學員約100人，培訓為時兩周。
廳局長們均自行前往井岡山，即使是省部級班的學員也不得帶秘書。最近的井岡山機場距學院80多公裡，通常只有一名工作人員帶著一部考斯特接上一批學員。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位於距井岡山市新城區半個多小時車程的茨坪鎮西北角。沿著學院門前的紅軍路，一邊是一些培訓機構和賓館，以及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等；另一邊是名為「天街」的商業區和一座小公園。
茨坪在中國革命史中的坐標，是1927年10月下旬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之一。
茨坪東南一片土黃色建築，是上世紀60年代復建的湘贛邊界前敵委員會、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部等舊址，每一處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這個有小小魚塘的院子裡，毛澤東曾寫過《井岡山的鬥爭》。
100多位廳局級幹部分成4個班，舉著紅旗進入授課現場。在見到講解員之前，會有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的教師先作點評，選擇一個角度一段史實，闡述其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這就是這所學院著名的現場教學。
這天的講解內容是彭德懷的胸襟。
「過去黨性教育最大的問題是灌輸感比較強，單調而呆板。」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教學科研部主任譚旭孫教授說，改進教學方法是黨性教育的關鍵。
以茨坪為中心，方圓數公裡之內分布著十餘處在中共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歷史遺址，而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的現場教學點網絡，除了井岡山核心區域，還輻射江西、湖南、福建、湖北等地，共約110餘處。
「現場教學點開始是一點一主題，逐漸發展到一點多主題。」學院教學科研部黨史教研中心主任陳勝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比如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紀念近5萬名紅軍烈士，對軍隊學員可以講其中的黃埔畢業生，對高校班可以講其中的知識分子和留學生，因為這裡的烈士背景豐富。」
這種對歷史遺址內涵的豐富，是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立院以來的第一要務。「在學院初創期，主要是圍繞毛澤東做文章。」陳勝華說。
比如，黃洋界是「激情的毛澤東」；誕生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的八角樓，是「理性的毛澤東」；曾是朱毛舊居的大井，是「學習的毛澤東」。
所有這些勾畫，都與現實的教育需求相契合。如十八大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因民眾支援配合而以弱勝強的黃洋界保衛戰就被凸顯出來。
價值傳承需要儀式感
在作為紅色旅遊勝地的井岡山，每一處現場教學點，學員們常常與遊客共處。
「講解內容不同，就是教育和旅遊的最大區別。」陳勝華說。
他舉出黃洋界保衛戰的例子，「1928年8月30日，紅軍以不足一營的兵力打退了國民黨4個正規團的進攻。這樣說是正確的，但又是不準確的。」
他告訴本刊記者，作為黨性教育，一定要有一句話：在當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配合下，而且還需要有「對根源的深入分析」。
對於黨史內涵的不斷挖掘，最終開發為一個課程：中國共產黨與群眾的關係，如何爭取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一定要有這種思想性。」陳勝華說。
除了對歷史遺址主題的深刻挖掘，井岡山紅色資源的核心仍是歷史遺址本身。如僅是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小井烈士墓，埋葬著100多位在1928年被集中殺害的紅軍傷病員。建於1969年的紀念碑和墓地樸素得甚至有些斑駁，毛澤東所題的「死難烈士萬歲」也遠不如全國各地的類似題詞那樣光彩灼灼。
學員們伴著《思念曲》，依次將小小的白紙花插在薄草覆蓋的墳頭。這儀式雖然簡樸，但仍令人震撼。而那悄然捶打人心的曲子，是從授課老師隨身攜帶的小擴音器裡傳出來的。
「儀式有多重功能，管理、教育等等，這非常重要。」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副院長柯華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科學通常是冷冰冰的，而人的心靈是豐富、複雜的。比如敬畏，過去傳統文化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現在一個幹部怎麼建立敬畏？這個鏈條缺失了我們該怎麼辦？」
當然，現場教學的氛圍構築遠非易事。
「我們發現，現場教學的效果從15分鐘後開始遞減，因為注意力轉移了。」柯華說，大學裡的教授即便口音很重，在45分鐘的課堂上仍有足夠的時間挽回，讓學生慢慢調整、接受。
「但現場不行，就像相聲或小品，3分鐘過去了包袱還沒出來、沒抓住人，肯定就完了。」他說。
現場教學的極致，就是體驗式教學——在著名的朱毛紅軍挑糧小道上，學員身穿紅軍制服，用兩個多小時走完長3.1公裡、垂直落差600米的山路。
作為這門課程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陳勝華介紹說，對挑糧小道的設計還包括：每三五百米設一個休整點，行程過大半後會有一個帶棚子的較大的休整點；學員會得到一根竹棍作為拐杖；年紀略大的學員會被明確告知量力而行。
環節設計與內涵挖掘不斷改善，終於使朱毛紅軍挑糧小道成為全國性的幹部教育品牌。
「開始有學員質疑穿紅軍服，覺得是不是太娛樂化。但是黨性教育必須營造出情境和氛圍，價值的傳承需要載體。」柯華說，「必須設計一套規範的、有儀式感的東西作為載體，需要傳承的東西才不會變成空的。」
共產黨人的人性
另一個曾被質疑的歷史情節，是在小井紅軍醫院裡關於醫院黨總支書記、後來曾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曾志的案例教學。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曾志，三次結婚，前兩位伴侶均殉難於革命。她曾將3個小孩忍痛送人。
在傳統教育模式中，這是一個革命者犧牲一切的經典故事。但課程剛出現時，有學員提出，「革命戰爭年代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在還這樣講，是不是有人會說共產黨人沒有人性？」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教學科研部辦公室副主任肖小明覺得，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她為什麼這麼做」，「後來我們找到了依據」。
曾志本人在回憶錄中曾如此表述：每一次把小孩送給別人，就是從自己身上挖走一塊肉。
「這就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依戀。而且她臨終時把幾個孩子找到床前說，戰爭時代環境惡劣，每天都是生死一線，如果你們一直跟著我不可能活到今天，因為我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肖小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過去講完送小孩這個過程之後，沒有解釋，學員就不好理解。」他說。
關鍵是要樸實、合乎人情
2012年起，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推出了新的品牌課程：訪談式教學。把過去革命後代的座談，改造為類似「藝術人生」的主持人——嘉賓對話。
目前參與這一課程的4位受訪者，是袁文才、王佐、曾志和甘祖昌的後人。作為主持人的教師語調舒緩。
「主持人可以把嘉賓所講的瑣事概括、總結，也可以把細節放大，駕馭現場，引導學員聚焦主題。」肖小明解釋說。
選擇袁、王后人，因為這是黨史中「敏感」而又繞不開的一段。「提到井岡山就不能不提到袁、王，這回應了學員的需求。」他告訴本刊記者。
還有一些關鍵因素：嘉賓是否能持續參與授課，表達能力如何。
最終，作為幹部教育的特色內容，追溯袁、王往事，需要回答更為宏大的問題。
「要讓學員看到，黨的早期錯誤代價是沉重的。」肖小明說。
在訪談式教學現場，有學員向袁、王后人提問：這麼多革命將領從井岡山走出去，和他們的後代相比你們的境遇有很大差距，覺得合理嗎？
身為普通幹部、中學教師的袁、王后人回答：與數萬長眠在井岡山、沒有留下姓名後代的烈士相比，自己有幾十個人的大家庭是知足、幸運的。
「備課時對學員的問題都做了準備，想到會有挑戰式的提問。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問題超出我們的備課範疇。」肖小明說，關鍵在於嘉賓的回答「要樸實，要合乎人情，都是真情實感」。
無論宣講經驗還是直面錯誤，「我們首先要讓學員明白井岡山的歷史是什麼，歷史裡的每個人為什麼這麼做，中國革命為什麼會從井岡山走向勝利；第二就是讓學員感動；第三是讓學員銘記於心。」肖小明說。
這些「回到出發點」的咀嚼，對於理想、信念的再加固，還仍在嘗試通過細節的精緻化而不斷強化。
今天，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正迎來越來越多的新拜訪者——很多地方都希望在本地打造依託紅色資源的幹部教育培訓機構。
在有關袁、王歷史的電視片頭中，肖小明他們引用了魯迅那段著名的話：「歷史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從來沒有一門科學像歷史學那樣，幾乎凝聚了人類所有的智慧和創造力。其中飽含著興盛與衰亡，成功與失敗，勝利與挫折，經驗與教訓。」片頭的解說，更像是培訓者們對於井岡山式幹部教育的心得。（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記者：山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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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性的和超越人性的都講給幹部聽
——專訪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梅黎明
創立10年之後，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目前的「一號工程」是被稱為「三個一千萬字」的龐大史料收集計劃：一千萬字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匯集與研究」；一千萬字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主要革命根據地史料集成與研究」；一千萬字的《紅色中華報》的整理出版。
為了完成這個計劃，全院教職人員——包括常務副院長梅黎明都在寒暑假外出調研，搜尋史料，採集口述史。目前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圖書館收存已經收集到約2600個縣級行政區的縣市區志，佔全國2800多個縣級行政區的90%以上。
這所以黨史軍史和紅色遺蹟為核心資源的幹部學院，期望通過更為紮實豐富的基礎工作，構築起更為真實、完整的歷史圖景，從而讓中國數萬名上至省部級、下至科級的幹部在此加固理想信念。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每到井岡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聖地，都有一次精神上的、思想上的洗禮，每來一次，都能受到一次黨的性質、宗旨的生動教育」，他還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這些執政黨最高領導人對於革命聖地現實意義的描述，為依託紅色歷史資源的國家級幹部學院增強了使命感。
而在梅黎明的思考中，「一棟房屋、一所建築」的恢復，顯然還不足以應對多元化衝擊以及執政黨所遭遇的其他現實挑戰。這正是「三個一千萬字」的由來。
同時，讓幹部們走出教室的新型教育培訓方式正在中國快速蔓延。從臨沂、大別山到蘭考、紅旗渠、大慶，幹部教育培訓基地紛紛生長。
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梅黎明強調，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要起到橋梁作用——嫁接歷史與現實，且必須用長久的、不間斷的教育「觸動靈魂」。
在歷史中對自己的坐標再定位
《瞭望東方周刊》：建院10年後，你如何看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等三大幹部學院培訓模式在整個幹部教育培訓體系中的特殊之處？
梅黎明：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高度重視幹部教育工作，這種工作實際上就是要加強統一思想，用共產黨鮮活的史實去激勵幹部。這就是習總書記所講的，從哪裡來的問題。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原點和家園，幹部們到這裡來，就是要找尋自己的根。
我們不只展示一棟房子、講一段歷史、看幾本書，而是塑造一個歷史現場，把80多年前那些鮮活生命為理想拋棄一切、艱難奮鬥的地方恢復出來。
我們正在做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把快要被忘卻的、沉睡的歷史，一頁一頁、一個一個人地找回來，從而和現實對接，比如幹部的思想問題、作風問題、紀律問題等等，最後通過鮮活的事例講給幹部聽。
這樣，無論我們走了多遠還能回到初衷。
在井岡山學習，就是在歷史中對自己的坐標再定位，改造主觀世界，然後去分析、解決客觀世界存在的問題。
結束培訓後回到客觀世界、回到工作崗位，肯定不是風平浪靜的，一定會有各種問題、各種利益糾纏。對照歷史，就知道這個問題我應該怎麼去做，像歷史人物一樣守好底線。一個幹部這樣做，100個幹部，成千上萬的幹部都這樣做，可以帶動多少人？
《瞭望東方周刊》：像井岡山這樣被稱為「革命聖地」的地方，其歷史研究及史料積累還不足以支撐目前的教育培訓嗎？
梅黎明：我們要用史料來聯繫、解決現在的實際問題，即問題導向——針對目前幹部的一些問題來組織歷史資料。這也是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存在的重要意義。
比如黨員幹部中不守紀律、不講規矩的問題比較突出，需要找出黨史上講規矩、講紀律的故事。紅軍在進入井岡山時，有人拿了老鄉地裡一個紅薯，毛澤東就提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前身。有了這個，紅軍才能在井岡山立足。這就是守紀律、講規矩的作用。
我們就是要通過這些史實使幹部找到相信黨的依據，包括實踐依據和歷史依據。它就是一種時代的訴說，必須不斷挖掘和補充。
尤其是面對一些人對共產黨的汙名化，史料搜集工作就更顯重要。瞿秋白唱著《國際歌》赴刑場，有人懷疑是假的，但我們就在徵集來的當時國民黨的報刊資料裡看到了有關這個細節的報導。
目前世情、國情、黨情在不斷發生深刻變化，但是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如果不了解歷史，就難以理解共產黨的傳統與信仰。我們也可以看到，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黨史國史工作。
傳統文化和黨的歷史一定可以打通
《瞭望東方周刊》：一次10天、20天的教育培訓，到底會對幹部有多大影響？也曾發生過一些幹部一邊接受教育、一邊腐敗的情況。
梅黎明：對於「兩面人」的問題，我們的老師也很困惑。有些人培訓時很誠懇，回去臺上一套、背後一套。我認為這不僅是素質和修養的問題，而是骨子裡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這要靠我們黨的紀律和組織不斷給他戴緊箍咒、擰螺絲，出現問題就要及時調整、糾正。
其實，讓一個人激動一陣子也不是壞事。我們希望觸動靈魂，但教育不能太功利，畢竟對一個幹部的教育是長期的。
現在連80後都當縣委書記了，由於社會多元化的影響以及工作、學習的壓力，這些年輕幹部接觸黨的歷史要比過去的幹部少。
教育培訓一定要是長期的，也應該是剛性的、強制性的，是不可以寬容的，不能可有可無。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看幹部教育培訓的趨勢？
梅黎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符合中國實際的思想和理論，它有中國文化傳統的基因在。所以我們不能迴避、離開中國的傳統文化，單獨講共產主義。
應該說，共產黨人的行為或品行，是黨章、黨規所規定的，但骨子裡也有中國文化傳統的基因。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和黨的歷史文化打通，也一定可以打通。
比如黨章規定，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它就是我們民族一種忠貞文化的體現。
另一方面，我們之所以要做這麼多細節的工作，就是要恢復歷史的真實性。那個時代共產黨人生活的細節是怎麼樣的？那時當共產黨也過著一種真實的生活，要看書，要生孩子，要寄錢給家裡。
現在要向我們的幹部講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那個時候共產黨人也有情有義，但是他們把人民的利益置於最高處，在欲望和責任之間選擇了責任。我們要把這些人性的東西，以及超越人性的東西，都講給現在的幹部聽。
教育培訓和紅色旅遊有明確邊界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很多地方也在模仿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挖掘本地的紅色資源建設幹部教育培訓基地，這是否會對中井院這類國家級幹部培訓機構構成挑戰？
梅黎明：井岡山及其周邊的紅色資源是我們的核心要素，但是要做到教育培訓就要有一套很完整的教學體系，它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要始終按照開門開放辦學要求，根據不同班次、不同培訓種類、不同的教育培訓形式去設計，要有一套相對穩定的教育培訓模式。
我去過幾所地方幹部學院，它們才辦了兩三年，都做得很好，比較完善。但是我想，它們要產生更大的發散作用、影響整個社會，還要做一些工作，要有一個過程。
除了針對幹部黨員，黨史、黨性教育還要更好地走向社會，成為一種常態化的模式。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也有一些聲音質疑這種立足紅色資源的教育培訓方式和紅色旅遊很相似，二者之間有明確的邊界嗎？
梅黎明：培訓是一種正規的教學，有模式、有規定、有要求、有辦學宗旨，不是去觀光。建立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的時候就確定了一些原則，比如講解員要相對規範，他們每年都要搞兩三次培訓。講解員要講真實的井岡山歷史，不能隨意講黨史。我以為紅色教育培訓和紅色旅遊可以有相通之處，但也要有邊界，今天還要不斷完善一些制度和規定。（來源：瞭望東方周刊作者：山旭 陳融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