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青評論
無論是親密的師門，還是專業的「監督人」，文化差異不應該影響導師指導的最終結果，即學生在學術上有所突破，順利畢業。
今年2月，在國內碩士畢業8個月後，我從隆冬中的北京來到了盛夏裡的雪梨，在陌生的環境中開始了我的博士學習。澳大利亞學制和英國相似，博士沒有必修的課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獨立研究，導師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導和支持的來源。我所在的系，一名博士生有2-3名導師，根據學生與導師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裡會明確每位導師負責的比重，一個學生有來自不同系的導師也很常見。我的兩位導師有主副之分，主導師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領域內也小有名氣；副導師則是一位工作熱情十足的「青椒」。
導師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譯是「監督人」，字面上並沒有「教」和「師」的含義；在這裡，如果想問對方的導師是誰，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誰一起工作)。這是我體驗到的澳大利亞師生關係與國內最大的不同——導師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輩，明確地處於「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邊。
在國內攻讀人文社科專業研究生的同學，對「師門」這個詞想必不會陌生，同一位導師的學生之間互稱「師兄」「師姐」「師弟」「師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師門」暗含的意思，是一個「家庭」，導師的身份酷似「家長」，「如師如父」是我們傳統文化中師生關係的出發點。對我來說，碩士時期的「師門」在承擔學習、學術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我產生了深深的歸屬感。我的導師在學術上極其嚴格，在生活中則真誠地關心著每一個學生。我們「師門」不僅每周有讀書會，還經常聚餐、一起出遊。同學們大多數是異地求學，老師還邀請我們去家中過元旦、過中秋節，大家的關係非常好，稱得上親密。
在博士階段，雖然我的兩位導師非常關心獨自離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時候，他們都是以一種非常「職業」的方式和我相處交流。我與導師有固定的見面時間，每次見面都會約定下次見面討論的內容，並且他們都會詢問我需要什麼幫助。導師的指導以我的需求為主，而不是他們主動去「教」，這種指導方式充分尊重學生的研究興趣和進展，其背後是導師與學生的平等工作關係。至於「師門」的概念，似乎並不存在，第一次與導師見面，導師完全沒有提到她的其他學生。我們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時間，大家一起喝酒談天、交流感情，但這是整個系的活動，並不限於哪個「門」。
雖然在西方文化中，導師與學生是平等的，但導師對於學生來說是「上級」、掌握著更大的權力也是事實。如何保障學生與導師相處時的權利、如何讓學生更好地獲取幫助，是澳大利亞高校非常重視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審在審核學生的同時，也在審核學生對於導師的滿意程度；如果學生對導師有任何不滿，更換導師有一套規範的流程，並不是一件難辦的事情。這種將師生關係納入規則和程序之中的做法，也進一步去除了師生關係中的「人情」糾纏。
從各個方面來說，我都是非常幸運的。我在碩士期間接受了非常規範的學術訓練，我的導師在學術上公正，在生活中親切；現在的兩位導師認真負責，同時總是給我積極的反饋和充足的支持，他們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嚴厲刻薄、毫無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個人的幸運並不代表這兩種師生關係都是完美的，國內部分導師公私不分，以「家長」自居，無限度地支配學生的自由，給學生帶來了沉重的壓力；而外國導師中則有不少人在指導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導致導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很難建立起信賴關係，甚至造成學生的心理問題。
然而，在我看來，無論是導師還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還是要在學術上指導學生，師生關係的中心都應該是學生的學術研究。無論是親密的師門，還是專業的「監督人」，文化差異不應該影響導師指導的最終結果，即學生在學術上有所突破，順利畢業，拿到學位。我想念我碩士時期的師門「家庭」，也享受我現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當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論文寫作遇到難題的時候，可以隨時向我的導師們求助，他們也願意時刻做我求學路上的掌燈人。
撰文/郭佳
微信編輯/楊鑫宇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