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變命運」是中國社會的一項共識，不少人自信滿滿地認定，中國的應試教育制度比西方公平，美國階級固化，窮孩子上大學越來越困難。1985年，在全美250所頂尖大學中，有54%的學生來自收入排名後75%的家庭；2010年入學的學生中只有33%來自這個群體。一項2017年的研究表明，在全美38所精英大學（包含五所常青藤）中，來自收入前1%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後60%學生的總和都多（資料來自大西洋月刊文章《一個美國「新貴族」的懺悔》）。美國寒門難出貴子有很多成因：大學學貸負擔重、公立高中教育質量差、富人通過捐款等手段運作，把子女送入私立名校。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又通常遭到忽視的因素是文化隔閡，美國藍領跟中產生活各方面出現裂痕，如同兩個民族。在社會學著作《憤慨的政治:農村認同和斯考特·沃克的晉升》，作者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政治系教授凱薩琳·卡梅爾發現本州學生比例過低，因為小縣城的家長，嫌學校遠，捨不得送孩子去一個陌生的地方上學。這令人驚訝，因為威斯康星大學的生源廣泛，很多外國留學生，飄洋過海，坐飛機來上學，他們距離更遠。深入研究後，卡梅爾了解到小縣城孩子在大城市遇到的文化隔閡，小縣城的口音、鄉土氣息的打扮、保守的宗教態度，都會遭到城裡人的排斥，酷似中國外地人到京滬後的狀態。羅伯特·伍斯諾的《小鎮美國》提到了類似情況，大城市裡的孩子覺得美國中西部貧窮落後，他們甚至認為，中西部的家庭簡陋到沒有裝抽水馬桶。西維吉尼亞等地區，留有表兄妹近親結婚的習俗，城裡人經常拿這點來揶揄戲弄西維吉尼亞出來的年輕人。黑人、拉丁裔在文化習慣受嘲弄的情況下，可以用種族歧視的理由來抗議，而本土白人只能默默承受，城市精英給他們起了各種歧視性綽號：鄉下人（hillbilliy）、紅脖子（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城市中產子弟在外鄉人面前，充滿優越感，「小縣城孩子不如大城市孩子聰明」的觀點很流行。有學生向卡梅爾反應，自己親耳聽到教授瞧不起小縣城的孩子，歧視他們知識水平不高。於是，卡梅爾對藍領階級的孩子和城市中產學生進行了客觀科學的智力測試，結果表明，雙方沒有顯著差異。但是畏難情緒在藍領階級廣泛傳播，威斯康星的小城鎮家長，普遍懷疑自家孩子，能否跟來自全州、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精英學生競爭，還沒分出勝負，心態上就先輸了。《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J.D．萬斯，描述了美國下層階級的厭學文化。在他的家鄉俄亥俄州米德爾敦，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中有20%在畢業前輟學。大多數學生對未來期望並不高，上大學讀書的人稀有，至於到俄亥俄州以外大學的，更是聞所未聞。即便小縣城孩子考取大學，也並不能保證完成學業。首都華盛頓的智庫「第三路」的一份新報告，只有55%的學生在6年內畢業於普通的私立非營利性大學。在研究的1027所私立大學中，761所大學的畢業率不到67%。而公立大學畢業率甚至低到46%。雖然退學的主要原因是學習成績，但是文化因素不可小覷。工薪階層子女很難改變生活習慣，跟中產子女玩到一塊。美國上流社會最頂尖、最封閉的圈子是「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成員以新英格蘭地區的精英為核心，祖先能追溯到建國時期。他們財力雄厚，詩書傳家，出產許多作家、知識分子，子女世代在哈佛、耶魯接受教育。因為這個群體以血統自矜，內部通婚，很少接納外人，圈子封閉，因此被外界比作為印度婆羅門種姓。判斷一個「波士頓婆羅門」的直接簡便方法是聽口音。他們音色比較尖銳，發音按照英式英語一樣吞「R」。美國中西部、南部的口音各不相同，J.D．萬斯以親身經歷為例，自己從小習慣了俄亥俄家鄉方言，只在電視臺裡，聽到新聞主持人標準的美式英語。直到有次母親捲入一樁民事糾紛，他去法庭，聽到法官、律師操著標準的英語，在實際生活裡，第一次聽到這種腔調。後來考上大學，生活環境裡聽不到俄亥俄方言，有點不習慣。一些中西部的高材生，在沿海州的大公司、政府機構，要花很多力氣才能融入，他們要盡力洗去老家的泥土氣，掩蓋出身。電影《沉默的羔羊》，漢尼拔第一次跟女主角會談，就聽出了她的西維吉尼亞口音，對她表示蔑視。語言問題在英國同樣存在，不列顛上流社會的口音是公學口音、牛津口音。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理察·裡夫斯（Richard Reeves）出生於鄉下的工薪階層，母親為了提高階級地位，要他上專門的演講課，練習說話方式。裡夫斯考入牛津，經過三年的生活徹底改變口音，毫無底層人的痕跡。從語言習慣到生活方式，藍領階級各方面不同於中產。中產子女除了學習外，還花費大量精力和金錢發展業餘愛好，美國三大高薪行業：投資銀行、法律事務所和管理諮詢公司，在招聘時，除了專業技能外，還要考察候選人的興趣愛好。資方把課外活動當作一個篩選器，像划船等運動需要大量體能培訓，還考驗毅力、隊友合作能力等。一個學生能夠在完成學業之餘，做好這些活動，充分證明了時間管理能力，以後在公司裡，他也能平衡工作和生活。公司職員希望，新招進來的人不僅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更是下班後能一起玩的朋友。在矽谷高科技企業，僱主把本公司比喻成聰明人的兄弟會。面試官從畢業生裡挑簡歷的時候，偏好挑相同經歷的，有相同的興趣愛好、待過同一個學校俱樂部。在能力都差不多的情況下，面試官偏好挑選同一個興趣圈子的新人，融入集體更融洽。一個成績優秀，但興趣愛好表現平平的學生，很容易遭到拒絕。招聘方說「分數不能告訴我們，你還有朋友」，「當然，你分數很好。但你只有好分數，其它什麼都沒有」。貧寒子弟辛辛苦苦一路考試通關，上了大學，終於到了職場，卻在求職面試關節落馬，還不如一開始就不參與中上階層階級才玩得起的遊戲。工薪階層未婚先孕的風氣顯著，在高中就輟學的人群當中，青少年女性懷孕的比例從1980年代的43%攀升到了今天的70%，J.D．萬斯的母親本來是個前途光明的高材生，因為18歲懷孕，放棄上大學的機會。過早生子的媽媽，通常處理不好家庭事務，離婚率也更高。擁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中，只有12%未婚先孕，中產男性會為了發展事業而推遲組建家庭，積累財富後再結婚，為子女提供優渥的教育成長環境，送他們上私立學校。最終形成循環，中產子女更容易成才，藍領階級的孩子生活在破碎的家庭，缺乏管教，將來考不上好學校。平均每年，哈佛大一新生的26%和普林斯頓新生的28%，來自於私立高中學校，而這些高中學生僅為同齡人的2.2%，名校資源由中上層階級瓜分。耶魯大學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在《優秀的綿羊》一書中精準地總結道：「我們這套精英教育制度，看似推崇種族多樣、性別平等，卻還是落入了世襲的俗套。」西方媒體、學者研究報導教育分層的話題，窮人無論如何努力也很難翻身，中產階級生來就享有教育特權。如果人們以為，藍領階層會沮喪、怨恨、憤怒，感慨社會不公，那就錯了。《鄉下人的悲歌》指出，小城鎮學生普遍採取認命態度，對未來不抱希望，家長也是聽之任之。米德爾敦的老一輩居民，固然希望下一代人能靠腦力吃飯，可假設子女實在不是讀書的料，也不勉強，他們不認為文憑低是什麼值得羞愧的事，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萬斯的母親不會因為孩子分數低而生氣，直到萬斯上高中才開始注意成績。留在米德爾敦的那些歲數大點的朋友和親戚們雖然沒什麼職業晉升前途，但也都很滿足，樂天知足。在小城鎮的價值觀裡，一部分人生下來腦子靈光，其餘普通人再怎麼努力，也趕不上這類天才。這種心態算相對較好的，在某些藍領階層，產生反智主義亞文化，以學習成績優秀為恥。英國學者保羅·威利斯著作《學做工》，描述了一個老工業基地漢默鎮，工人子弟強化階級認同，宣揚白領工作是資本主義寄生蟲生活方式，真男人都是實幹，做水電、建築各種體力活，咱們工人有力量。如果有工人階級的孩子認真讀書，期盼以後找份白領工作，會遭到同學的孤立。這些循規蹈矩的學生，被大家稱為「書蟲」「書呆子」「老師的乖寶寶」，課堂上調皮搗蛋，下課後經常打架的學生，受到同齡人的擁戴。差生更出風頭，更有反抗學校權威的英雄氣概，這種氣概也更容易吸引異性，姑娘們喜愛酷酷的男生。電影《跳出我天地》，展示了英國下層社會濃烈的男性氣質，主角比利·艾略特想學跳芭蕾，他的工人父親堅決不答應，男孩子要學就該學拳擊，芭蕾舞娘裡娘氣。《學做工》的作者了解到，在沉悶無聊的課堂教學內容裡，文科遭到厭惡的程度異常突出的高，因為工人子弟認為詩歌戲劇屬於女性化事物。《美國的男子氣概》的作者麥可·基梅爾稱「男孩認為傳統的人文科學課程女性化。這一點在英語課堂上表現得最明顯。在我過去執教20多年裡，當其他人對文學或創造性寫作任務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時，男孩們則不然。通常，非虛構閱讀和寫作還過得去，但虛構文學，尤其是詩歌，特別讓男生害怕。」一方面原因，人們有「男孩子擅長理科，女生擅長文科」的偏見，另一方面原因，文學表露情感，工人子弟害怕暴露出脆弱、敏感的內心情感。海倫·泰勒的《為什么女性會讀小說》顯示，男性即便是小說愛好者，也通常會表示閱讀沒有改變自己的感情生活、精神生活。女性讀者則頻繁地提到小說帶來的感受，對自身心靈的變化，海倫·泰勒說：「你可能認為這有點傻，但這種情感是真實的，而且很神奇。我們應該大聲疾呼：我們之所以讀小說，是因為我們想去探索自己的情感。我們之所以在讀愛情小說的大結局時哭泣，一半是因為我們對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另一半是因為它勾起了我們心中苦樂參半的情愫。」女性讀者的群體遠遠比男人龐大，女性擁有強大的購買力，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的小說市場中，女性貢獻了80%的銷售額，而且女性活躍地參與文學節、開通文學博客、加入文學社團。教導孩子閱讀的多為女性（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家中），組建讀書俱樂部的也是女性居多——這些俱樂部通常會把男性拒之門外。毫不意外，工人子弟成年後，絕少從事人文領域，獲得體面的白領職業，2018年英國的報告《恐慌！社會階級、品味與不平等》顯示，在電影、電視和廣播從業者中，只有12.4%的職員出身工人階級。在高雅的文化行業，藍領子弟很難冒出頭。漢默鎮大多數孩子，重複父輩的軌跡，到某個工廠中找一份活計，領著一份高不成低不就的薪水。校園時期學到的知識對體力勞動沒幫助，而打架鬥毆，反抗秩序的品性，更適合成年人的世界，工人子弟把從小養成的陽剛之氣帶入工廠，跟資方作對。在藍領階級的世界觀裡，那些家境優渥養尊處優，考入大學、坐辦公室的經理、領班是一群「娘娘腔」，缺乏實踐，幹不了活。製造業需要頭腳靈活，親身察覺到機器的微小變化，這些知識學校裡學不到，漢默鎮的一個工廠車間上打出這樣的標語：「一盎司的敏銳直覺可以媲美整座圖書館的學位證書」。學者艾瑞·瓦納寧（Ari Vaananen）研究芬蘭金屬工人的過程中，同樣注意到了鮮明的「男性氣概」。工人之間愉快地交流工具、機器操作心得，勇敢者冒著受傷的危險，做著高度危險的工作（例如冬天室外作業），來彰顯粗獷大無畏的雄性氣概。1986-2003年瓦納寧採訪的61份金屬工人，談到工傷，大多帶著驕傲的語氣，他們認為傷口是光榮的「戰鬥傷痕」，修理機器則是男人的浪漫。勞資衝突很多事件起因是，資方不尊重僱員的職業水平，或者追求效率，或者引入新技術，工人奮起反抗，保衛自己的職業尊嚴。20世紀50年代，資方引入崗位分析師這一新角色，職工憤怒地認為對方越界了，下派工作項目是老闆的事，但是具體怎麼幹活、如何安排進度、何時完成，應該由下面人自己決定。工人以陽剛之氣、實幹精神自傲，鄙視那些有了個金燦燦文憑，就瞎指揮的上司。形成有趣對照的是，在舊時代，貴族階層同樣傾向於展現好鬥的特性，他們參軍從政，鄙視空有文憑的布爾喬亞。他們有意識地與書本教育保持距離，表現出反智主義傾向。貴族子弟邱吉爾，年少時頑劣，是班裡最固執、最倔強、最不守紀律的學生。「讀書無用論」在軍國主義的普魯士更普遍，貴族子弟逃課，反抗教學秩序，乃至毆打平民出身的教師。右翼勢力的鼓吹手史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有名言：「對正派人來講，一輩子看五十本書就足夠了。」工人階級崇尚男性氣概是個世界性現象，中國也不例外，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尤其是國企工人)的陽剛氣質強烈。1970年代不少工廠實行軍事化管理,職工每天早上都要集體跑步鍛鍊，工人還兼任民兵，負擔聯防治安任務。體育運動也發展起來，1954年國家頒發《關於在政府機關中開展工間操和其他體育運動的通知》，根據調查統計，全國1191家廠46萬工人，常參加體育活動佔總數30.43％。上海作為重工業基地，體育事業異常發達，工人熱情地投入球類運動。1955年上海建立基層體育協會，至1956年，全市共建7個產業體協和3395個基層體協，足、籃、排和桌球隊共11918個。到1958年，有61萬職工人經常參加體協活動，達到工人總數的一半。其中，上海中紡機的廠足球隊表現優異。1958年參加全國足球甲級聯賽，1964年獲全國足球乙級聯賽第六名。截止到80年代，獲得1972年上海市甲、乙級聯賽冠軍、1981年第一屆陳毅杯冠軍、1983年長江杯足球賽冠軍等。在今天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上海文化等同於小資、洋氣，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上海文化由工人階級主導，散發著雄性荷爾蒙。其他城市的工人體育活動也不落後。在瀋陽、武漢、天津等工業城市，建造露天燈光球場成為各單位、廠礦的一大景觀。每到國慶節、勞動節等重要節慶，民眾都要開展大規模的體育活動。中國的國企工人子弟，享受現代歐美式的寬鬆教育，喜歡玩耍、體育運動，對讀書考試並不上心。西方能實行寬鬆教育，很大程度是因為底層民眾有福利保障兜底，藍領子弟即便沒實現階級躍升，日子也還過得去。而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工人同樣享有福利保障兜底，更準確地說，工人是當時各階層裡，極少數享受到高福利的。擁有城市戶口的體制內職工享受醫療養老保險，而廣大農民無依無靠。城市甚至存在子承父業的「世襲」制度，職工退休、退職，子女有機會接替工作崗位，即所謂的「接班」制度。工人子女即便讀書上學，另謀出路，未必能有更好的職業選擇，北京三級技工和中學教師的工資相差無幾，教育投資的回報跟產出不成比例。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子弟沒有心思讀書學習，只等著接父母的班。民間有順口溜「過去只看行老幾，現在只看父母五十幾」「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老爸爸」。據天津市文教委員會教育處統計，1979年在市區中學生中,因父母退休，中途退學「接班」參加工作的達22505人。一些學生還沒到父母退休，便在社會遊蕩，鬥毆打架，擅自逃課，長期離校。僅天津市內6個區，這樣的學生就有13700多人。他們跟《學做工》裡的英國工人子弟一樣，形成了反智主義亞文化。20世紀50-80年代中國體育的繁榮也基於此，國企工人沒有望子成龍的強烈意願，父母實行寬鬆教育，放任孩子打球休閒。一定要孩子高考，上個名牌大學的家長，很少存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實現零的突破，再加上女排姑娘「三連冠」的影響，全社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體育熱。國家體委舉行「第二屆工人運動會」、「全國百萬職工冬季長跑」、「全國基層職工足球競賽」和「百日鍛鍊迎亞運」等活動。截至1989年，全國有各行業基層體協4000多個，有300多個大中型企業辦了高水平運動隊，全國49萬多個基層廠礦建立了運動隊，體育鍛鍊小組18萬個。然而這只是迴光返照，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子女「接班」制度鬆動，到了90年代國企大規模破產，工人階級的地位一落千丈。放任子女課外休閒的中國父母消失了，新時代的家長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給孩子報奧數班、英語班，形成了今天千軍萬馬過高考獨木橋的景象。討論教育制度利弊的時候，民眾一邊倒地捍衛應試教育，網上大多呈現這種畫風，「西方的快樂教育，不適合中國國情，何不食肉糜」「教育部禁奧數，不許這個不許那個，教育部已成禁學部」。上世紀中國人不重視高考的寬鬆教育模式，煙消雲散，徹底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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