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昇，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漢唐史、古代東亞國際關係史、中國佛教史。
韓昇的父親韓國磐先生是著名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學家。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裡，父親被關了「牛棚」，家裡被抄得只剩下大部頭史書，韓昇的童年閱讀就從《三國演義》、《史記》開始，埋下了後來從外國文學轉向歷史研究的伏筆。
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他負笈東瀛，修習日本文學。背著睡袋、相機和乾糧，沿著川端康成的足跡探尋雪國，這樣的學習讓他體悟了治學門徑，也促使他做出了「改行」的決定。「當時我想，我再來日本的機會估計是沒有了，能去一次日本已經是老天待我太厚，我不敢想還有第二次！」如果不能自由行走於日本，又怎麼談得上理解日本文學？
當記者問轉向歷史研究是否得到父親的建議時，他笑言：「我父親對孩子從不嬌生慣養，我們能夠出去闖蕩和這有關。他只要求你學好，學什麼都學好。我還真感謝他，他說子孫自有子孫福。」
近日，韓昇教授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講述了自己走上歷史研究的歷程。
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應該是童年的影響。我是1977級的大學生，當時讀外文系可謂「天之驕子」，歷史系是最沒人讀的。但最後我會轉到歷史系，還是因為童年經歷。
政治運動中揭開封條讀書我父親在國內應該算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家。「文化大革命」是從鬥「三家村」開始的，當時廈門大學的「三家村」就是校長王亞南、我父親、還有明清史的大家傅衣凌。
父親是愛書之人，家裡書多。紅衛兵抄家，把小孩子能讀的書都抄走了，剩下的都是小孩子讀不了的書，就是些史學著作。抄家本來是很沒理性的，但是我家比較有趣：黨委還沒被衝擊的時候，他們有個（說法），說我家裡只要是史料的都不能抄，所以當時很多書沒有收走，只貼了個封條。我就偷偷揭了封條讀書。
小學二年級時遇上「文革」，從那以後就開始讀書了。最早讀的是從鄰居那裡借來的《三國演義》，我還立志抄書，但抄了幾回抄不動了。接著就開始讀古文、讀歷史書。前幾天我開《史記》的課，他們很奇怪，問你怎麼能讀《史記》，我告訴他們我小學二年級就開始讀《史記》了，因為我那時候只能讀這種書。
送飯救了歷史學家的命我父親跟學生關係很好，雖然名氣很大，但是學生沒打他，還對他蠻好的。那些平時很兇的老師，被學生打得半死，很多打死的。「文革」的過程就是關關放放。一開始衝擊反動學術權威，我父親作為「三家村」之一就被衝擊了。後來毛主席說，方向不對，要衝黨委，所以這些人都被放掉，去衝黨委，黨委一衝，管理體系亂了，就開始武鬥，開始打砸搶。再往後，黨委也衝了，抓得沒人抓了，就想想這些學術權威也該抓，又抓進去了。
父親被關在「牛棚」裡。關「牛棚」就是挑一些黑暗的學生宿舍把人隔離開來，窗戶釘上木板，防止你跳樓自殺；檯燈全部拆掉，防止你觸電自殺。我父親身體不好，紅衛兵對我家比較開恩，允許我給他送飯。所以，我九歲就開始送飯。送飯是「黑七類」，出門也經常挨打。後來其他「牛鬼蛇神」一看，也想送飯，但是不敢，就讓我幫忙送飯。所以我一次要送好幾家的飯。傅衣凌的飯就是我送的，我從小就和這位明清史大家在一起。
為了讀書跟「漢奸」學日文我送飯的時候才9歲，讀了很多歷史書，很喜歡歷史。學校上得斷斷續續，因為有時候要停課鬧革命，有時候又複課。但是我總覺得讀書成了一種習慣，沒書讀不行。那時國外有很多學者給我父親寄材料、寄書，記得很多都是日本來的，翻開來怎麼也讀不懂。就覺得應該學日文。
我找了一個「漢奸」當老師。當時讀法律的都是「反革命」，讀外文的全部是「漢奸」。這位老人家是留日的，住得離我家有點遠。但這個老人家沒被批鬥，因為他女兒竟然是黨校校長，所以不好鬥，就掛個牌，定性「漢奸」。我就到他家去學的日語。
一邊當臨時工，一邊讀外國名著高中畢業後，給我安排了一個非常艱苦的工作，去鼓浪嶼高頻設備廠當臨時工。當時跟蘇聯要打仗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去挖地洞，挖打炮炸下來的渣。
有一個工友的哥哥鋼琴彈得特別好，跟當時非常著名的鋼琴家殷承宗齊名，水平甚至不在殷之下。他不知為什麼比較早就有思想，幾個人在一起聊「文革」，還燒了毛主席的相片。後來被上面知道了，因為有人去告密。最後那幾個人有的被槍斃了，這位哥哥因為鋼琴彈得好，只判了死緩。他弟弟就整天去弄些書來，那些書都是沒頭沒尾的，看完就塞給我看。我後來才知道，那都是《紅與黑》之類抄家抄出來的外國名著。
法國作家司湯達的代表作《紅與黑》。
做了半年多「深挖洞」的活，回到廠裡，改做電鍍。電鍍鍍鋅，氰化鉀電鍍，那是劇毒，手一旦觸碰就會死，沒有任何防護設備。漫天的酸霧幾天都不會散開。我就在電鍍空餘的時間，沒日沒夜地讀這些書，讀了很多。
那時候我18歲。世界名著真的為我打開了一個世界。如果說後來我對歷史有感覺，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閱歷；二是用心去感覺那個時代，讀書不用心就白讀；第三是人文薰陶，就是那些名著的薰陶。
當時讀書也不能馬上聯想到現實，但是後來反思得特別快。1976年毛主席過世，當時我們由衷地覺得中國完了，要沉淪。後來就聽說「四人幫」被抓了。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四人幫」，但是就會感覺到無比高興。再後來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可以思想了。一想（就明白很多事），就特別快。
從外文繫到歷史系1977年我上大學，1982年就留校在外文系當老師，教79級的學生。我在77級裡算年齡小的，79級的學生有些年齡還比我大，也不乏已經工作的人甚至是政府官員，我卻要教他們，想來很恐怖。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獎學金去留學，後來在第二次去日本前轉到了歷史系。那時人家都覺得很奇怪，工作也挺好的，在外文系都當教授了，為什麼又轉到歷史系？而且外文系有錢，歷史系很窮。我覺得學歷史要真正喜歡歷史，不能想著靠它賺錢找工作。如果加入了非歷史的東西，為某種目的去讀歷史就讀不好。
當時我的編制在外文系，教歷史系的課，讀在職研究生。1992年時是副教授，1995年就是歷史系的教授了，當時申請的是教育部直屬的破格教授。當時我是第一個研究古代日本移民的人，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成果，就申請當了教授、博導。
「我鼓勵所有人去留學」我去日本留學是一個偶然。以我自己的經歷，我鼓勵所有人去留學。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籤訂，當時日本首相叫大平正芳，是田中角榮之後的首相。大平那一代（日本領導人）內心裡有一條（原則），只是沒有說而已：（認可）對戰爭的懺悔和補償。這和今天的安倍不同，安倍太狂妄了。
大平正芳那一代人用行動在做補償。他為了幫助中國的日語教育，開始輪訓全中國的日語教師，叫做「大平班」，由日本政府出錢，辦在北京語言大學，所有日語教師都去接受教育，之後再去日本學習一個月。在我之前的日語老師很少，都去過了。
接著日本政府又給了一個機會，中國可以派10個人去日本一年，還是由日本政府給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教育部經常放給北京地區，因為選拔要考試，有很多麻煩的手續，放在北京好就近處理。這樣造成很多地方院校不滿，我們學校就去爭取，所以那年第一次把名額給了地方。
名額到了廈門大學，外文系領導一看，不要，把名額退了。因為此前其他老師都去過了，接下來就是我。這不得了，你才留校，去的時間又長錢又多，（系裡認為）不合適，名額就退到學校去。校領導看了大怒，說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你竟然不要？有沒有人能去，給我查查。系裡就說，這個剛留校的年輕人怎麼合適呢。校領導說怎麼不合適呢，這個名額我們學校不能放棄，先送去再說。然後我就去北京師範大學考試，日本大使館的秘書親自來面試，用日語面試。最後就錄取了9個人送去日本。
我覺得留學的經歷非常好。中國經過了幾十年的革命，天天坐在家裡想像著別人的水深火熱。我當學徒工，三年期限滿了以後當師傅，一個月能有33元工資。大學本科畢業生給優厚待遇，48.5塊，第二年轉正後是58.5元。廈門、上海都這個價。當時在中國認為是挺好的日子了，到日本一看，只抵人家一個小時的工資。而且日本治安好得不得了，夜不閉戶，房子都是落地大窗大門。我都在學校讀書讀到深夜回家，夏天熱啊，就把窗門都打開。日本人都睡地板榻榻米，女孩子也就這麼睡在那裡。那種安寧、安靜的社會景象對我衝擊很大。現在日本不行了，防盜窗什麼的裝上了。
重走川端康成走過的路在日本做學問也跟國內不同。我在外文系讀書，畢業論文研究的是川端康成。因為我讀歷史，喜歡這種有歷史感的人物。當時我的研究也算是做得好才留校的，但做得再好，也只能是通過讀川端康成的著作來理解他、體會他、研究他。
我遇到了一個很好的日本文學老師，跟著他讀研究生。首先他上課非常生動活潑。他講小說用圖解，描繪一顆紅心丘比特的箭怎麼射，人怎麼表演，男女在樹下如何相會；（有一次他）「咚」地就從臺上躥下來，沒注意下面一根橫杆，「啪」地竟摔倒了。同學們都喜歡得不得了，滿堂喝彩。
日本教授都有一個房間，學生到房間來上課。這個老師菸酒俱佳。一上課，菸酒都搬出來，招呼大家「喝喝喝」，大家哪裡敢喝，其實是他想喝。
他叫我打起背包，把川端康成走過的路全部走一遍。他在哪裡創作的，就走到哪裡去，哪一天下雨他寫出這篇文章，你就挑一個雨天坐在那裡，去感受他的心情。比如川端康成的名句：「穿過隧道就是雪國」，你知道那是什麼，那是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這一面是青蔥碧綠，那一面是大雪紛飛，中間是一條隧道。在這綠樹中，穿過一片黑暗的隧道，過去了，啪，一片雪。這對日本人是一種心靈的震撼，中國人光讀文字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文學是感性的東西，是要用心去感受的。如果沒有那種藝術感，你就只能讀情節嘛。什么半夜到窗下唱情歌，情歌怎麼唱你都不懂。
川端康成《雪國》中的隧道。
當時日本的政府獎學金還算豐厚，大約相當於日本大學一個助教的工資，但是旅館也是住不起的。我出門就帶三樣法寶：買了一臺單眼相機；借個睡袋，薄薄的，但是水滲不進去；再買罐頭、切片麵包、拎一瓶水，這樣便宜省錢。走到哪裡睡到哪裡。找個沒水的地方，人鑽進去，睡袋一拉，東西放在裡面，安全得不得了。找個安全的地方，不會被汽車碾過就行了。醒了再走。再後來乾脆睡火車。一列夜行列車，管它什麼車，晚上爬上去，佔兩個位置睡覺，醒了再下來。所以我基本上是走遍了日本。我現在要是去日本當導遊，日本的導遊不如我。
我在學校就拼命讀、學、做筆記。國外假期多，不像中國的大學，我們一學期19周，京都大學只有15周，實際上上課只有7周。每一次課都要準備好再來上。要讀許多書，讀了再來聽講，沒讀就請出去。
我覺得所有的學問都得用生命去體驗，包括歷史。我上歷史課，我講過的地方絕大多數都是我去過的，停留並且深度感受過的。沒待過，你就是瞎講。
中國人講格物致知，一定要去「格」。我從日本回來以後，有一段時間特別想去當新華社記者，能到處走。西周以來到明清，每一個時期都有歷史特點，我想去承載歷史轉折的地方行走。我寫文字，請人來拍，請會朗讀的人來朗讀，做一個「中國歷史上的12個轉折」。
在日本決定改行我在日本讀了一段時間日本文學以後決定改行。為什麼呢？當時我想，我再來日本的機會估計是沒有了，能去一次日本已經是老天待我太厚，我不敢想還有第二次！讀書一定要先明白門道，有些人一輩子也沒有入過門。我已經知道研究日本文學必須怎麼做，我想我回國以後沒有這種可能了。我怎麼還有可能走川端康成的路呢？
於是我就決定轉到我能做的方向上，一個是中國歷史，一個是中日關係史。這樣我有我的強項。
研究世界歷史，第一個要求就是外文精通，而不只是能讀懂。中大的一個教授朋友勉勵我說，跟我們講日本史你已經是權威，有本事你要去跟日本人講。我說好。後來就實現了。我在日本三所大學任教過，教日本學生日本史。為什麼語言要精通？很多詞語在本民族語言中的傳統你要懂。就像我們的漢語，一定要懂漢字。
第二，要有在這個國家生活的經歷。你看法國大革命，法國人的感受和中國人不一樣的。我們一片叫好，法國人一片哀嚎，再也不革命了。它為什麼在法國爆發，前因後果、民族傳統，這些如果讀不出來，就沒有世界史。不是說讀讀洋人寫的東西就行了。
我們要有自信，我們做的中國史比洋人都做得好。雖然現在很多年輕人盲目地崇拜外國人，但是在我眼裡，我們就是能做得比他們好。
這不是狂妄，我們要有這種自信。就像你來講我的家史我肯定覺得無地自容，我來講你的家史你會覺得受到了侮辱。至於我沒有關注到的點你關注到了，我受到啟發，我非常樂於接受。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真的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和歷史對接，才能理解司馬遷那三句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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