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馬爾克斯將他的自傳題為「活著為了敘述」，我將這個標題稍稍改動：「寫作是為了敘述」，大致如此。我的文字並不真能改變世界，但它是一個極好的排毒過程，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自救方式。作家張翎如是說道。
(張翎在修女書房 作者供圖)
作者 | 經濟觀察報 專欄作家 燕舞
「我們很相像，都在不是自己國家的地方，用自己國家的語言，寫自己國家的事。」
2018年6月5日，張翎參觀完19世紀前中期英國傳奇作家白朗寧夫人在佛羅倫斯的墓地，守護墓園的英裔美國教授茱莉亞修女與這位從多倫多遠道而來的華文作家擁別時如是感慨。
愛情（風月）是張翎早期著墨較多且擅長的母題，2010年《餘震》出版前後，其寫作疆域拓展到「疼痛」和「災難」兩大議題。《餘震》2010年也被馮小剛改拍成了《唐山大地震》且獲獎連連，中篇小說《空巢》（2006）後被改編成《一個溫州的女人》。
2020年，張翎僅在廣西師大出版社就有3部新作推出：3月的長篇散文集《三種愛：白朗寧夫人、狄金森與喬治·桑》（以下簡稱《三種愛》），6月的小說自選集《向北方》，以及秋天即將問世的最新長篇《廊橋夜話》。《三種愛》因其非虛構寫作為主的體裁特殊性引起我格外的注意。十多年來，張翎頗費周折地尋訪了喬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和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寧等19世紀傑出女性作家的故居和墓地，這些前輩同行當年那驚世駭俗的私奔、婚變、隱居等故事，在七九級的復旦課堂上就曾吸引過溫州姑娘張翎本能的好奇。
6月下旬，我書面專訪了張翎。
【訪談】
受訪人：張翎（華文作家，著有《三種愛》《向北方》《金山》《餘震》等）
採訪人：燕舞（資深媒體人，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訪問學者）
燕舞：4年前您認為「用性別來區分題材和作家，是一種簡單的論證方法」，可《三種愛》的體裁和題材獨特性還是非常鮮明的。
張翎：記得很年輕的時候，我讀到維吉尼亞·伍爾夫「一個女人要成為作家，必須具備五百英鎊的年收入和一間自己的房間」的話（大意），我那時就被深深震撼。她的這句話被後世很多人拿來作為女權主義的宣言，而對我而言，它僅僅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務實忠告而已，如果刪去這句話中的性別指向詞「女」字，它的中心意義依舊成立。這些年，我就是按著這個宗旨行事的。我有一個我並不討厭（甚至還稍微有些喜歡）的（註冊聽力康復師）職業，保證我可以衣食無憂。而且這個職業除了佔據時間之外，與寫作關聯甚遠，不會相互侵擾和影響。有了這樣的「五百英鎊年收入和自己的房間」，我可以稍稍從容一些，無論我能不能夠發表作品，我都不需要為生存而亂了陣腳。
在《三種愛》裡，我挑了三位歐美文學史上的著名女作家作為描述對象，潛意識裡也許有女性主義傾向在起推動作用，但我並不自覺。我挑選了她們，是因為這個話題有一些「異質」性，女作家在那個年代非常鮮少，生存境遇艱難，她們的掙扎和困頓在今天看來仍具有特殊性。作為寫作者，我一是要考慮題材的特殊性，二是要避免在運用想像力時，經歷太艱難生澀的跨越（《金山》就是一個很艱難的跨越）。《三種愛》的女主角都是過目不忘極為罕見的人物，而且，同為女性，又加上我以往英美文學的教育背景，我能較為容易地進入同理心。我不是太「旗幟鮮明」的女權、女性主義者（至少我自認為不是），這點還體現在《三種愛》裡出現的男性伴侶形象上：這些男人不是作為女主人公的對立面和施害者的身份而出現的，他們在女主人公的生活中，是扮演著欣賞者、支持者和靈魂知己的角色。而女主人公（尤其是喬·治桑和白朗寧夫人）在兩性關係的精神層面中，是佔主導地位的人。這是對那個年代女性慣常的受害者形象的一種顛覆——這些女人是掌握著自己的命運的人。
燕舞：新書中數次提到「維多利亞時代」和「維多利亞時期的好處（體面）」，今年6月9日也是狄更斯逝世150周年，國內傳統的外國文學史中提到他和「維多利亞時代」時總會提到「批判現實主義」，「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究竟有哪些核心特徵？為什麼那個時代文學、繪畫、建築和裝飾與視覺藝術等諸多領域「天才成群結隊地來」？
張翎：維多利亞女王執政期長達六十多年，這個時期英國在海外的殖民帶來了巨大的領土擴張，國內的工業革命也導致經濟飛快發展，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本人對技術發明又情有獨鍾，各種因素合力把國家推上綜合國力的鼎盛期。現在北美、澳洲、非洲、印度等地到處是女王的銅像和以Queens、Regina命名的地名、街名和大學名。但是，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卷首所言：「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時代，這是一個愚蠢的時代；這是一個信仰的時期，這是一個懷疑的時期；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
那個時代的顯著特點之一是新富階層的形成。工業革命的成功是以貧富分化為巨大代價的，新富階層形成後，用財富也用聯姻方式努力地朝貴族階層攀爬，而一些貴族家族開始陷入沒落，於是原本分明的階層劃分變得模糊起來。
殖民帶來的異域文化衝擊，工業革命帶來的新發明新科技，財富和貧窮的巨大落差，都賦予了英倫文化新的內容。這個時期的英國文學也留下了許多異變時代的敘事痕跡。我讀研究生時選的很多課程都是關於維多利亞時期小說家的，比如狄更斯、哈代和喬治·艾略特。這個時代的作家，正是中國讀者熟悉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中的要員。
經過幾十年閱歷的沉澱，我現在看待這一批作家，眼光和當年已經有了一些不同。以狄更斯為例，他的小說毋庸置疑反映了那個時期英國社會的眾生相和工業革命給勞工階層帶來的苦難，但是他的人物刻畫流於淺顯，角色之間有一條看得出來的「善惡」分界線，作者本人的「教化」傾向過於昭彰，動不動就落入巧合和「因果報應」的窠臼。現在想來，我對這個時期的小說家並不十分推崇。
燕舞：小鎮諾昂之於喬治·桑的影響是終其一生的，比如她與蕭邦在這裡的情感故事為後人津津樂道，那故鄉溫州之於您的影響，具體是落地於哪個區域呢？
張翎：據我母親告訴我，我是在杭州出生的，很小的時候隨父母來到溫州。我童年的最初記憶就是溫州的老城區，我們居住的房子是《溫州日報》的前身《浙南大眾》報的舊址（可惜現已拆除）。貫穿我童年、少年和一部分青年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時間線索，就是「文化大革命」。我的早年教育是完全混亂和沒有秩序的，純粹依靠偶然過手的星點書籍，汲取極為有限的、通常是謬誤百出的養料。我對永嘉學派一無所知，但對基督教傳統倒隱約有所聽聞，因為我的祖父曾在教會學校任教，我的姑媽是受過洗禮的基督徒。
我16歲輟學，開始做小學代課老師，再進入工廠成為車床操作工，那時不敢想像有一天可以寫作，但是一直在偷偷寫日記，很少有關於事件的記錄，滿紙泛濫著情緒和感覺。那時離我成為作家還有二十多年，但一個作家對事物的敏感觀察力已經開始浮現。我當時完全沒料到世道會發生變化，只是覺得不能浪費我的時間和生命，所以在業餘時間不停地學習——學國畫，學英語，看一切能夠到手的書，我做夢也沒想到我會等來上大學的機會，更不用說有一天可以出國見一見外邊的那個世界。那種單純快樂的求知境界，後來就再也沒有重複出現。待我們最終等來比從前封閉貧窮的時代好一些的時代、可以用高考來改變命運時，我們的求知目的卻再也無法回到從前那樣的單純狀態。
燕舞：書中《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寧：有一種力量叫罹病》一文開篇就回溯了1980年代初您在復旦外文系師從索天章先生的情形，後來去加拿大卡爾加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碩士時系裡的課程設置應該比國內靈活得多吧？
張翎：到加拿大讀英國文學碩士的那段時間（1986-1988），對我的思維方式形成是具有顛覆意義的。英國文學乃至整個歐美文學的基石是「聖經文學」，在國內沒有這門課程，所以一進入加拿大的教育體制，我上課時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大部分時候不是因為語言的關係）。老師是先讓我們大量課外閱讀，通常是一周一大厚本六七百頁的小說，到了課堂上只是暢所欲言地談自己的感受，老師只對學生的討論做少量引領。那時我面臨來自語言的、文化背景知識的、學習習慣的三大障礙，但老師絲毫沒有因為我是外國學生而對我有所寬容。那兩年那段「煉獄」經歷，使我從此嘗到了從不同的知識結構的衝撞中汲取營養的樂趣。
等到我開始寫畢業論文時，導師已經開始欣賞我的思路和文風了。我在卡爾加裡大學的碩士畢業論文研究的是紐西蘭作家凱薩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的短篇小說——徐志摩為她翻譯的中文名「蔓殊菲兒」，遠勝過現在教科書上的「曼斯菲爾德」。
燕舞：迄今所尋訪過的文化名人遺蹟中，您印象較深的有哪幾處？
張翎：我印象最深的是喬治·桑的故居，其管理團隊不遺餘力地保護建築物的原有風格和當年舊跡。這個故居保存了很多原物，包括用喬治·桑頭髮做成的木偶戲人偶，還有她與蕭邦招待客人時用的廚房和餐飲器具。室內嚴禁拍照，而且所有銘牌解說文字只採用喬治·桑的母語法語。
燕舞：您去巴黎旅行過十多次且最長的一次連續居住了四個月，那拉雪茲神父公墓、蒙馬特公墓和蒙帕納斯公墓應該是您去憑弔過不止一次的？
張翎：我走過世界上很多地方，巴黎始終是與我精神氣質上最貼近的地方。我指的是20世紀前半葉的巴黎，那是海明威、費茲傑拉德、亨利·米勒和畢卡索的巴黎，現在我只能仔細地從舊跡中尋找那個時代的記憶。當今的巴黎充斥著太多的美國印記。我雖然是學英美文學出身的，但美國在文學藝術上對我的吸引力卻不如歐洲強烈。我多次去過巴黎的公墓，尤其是拉雪茲。有一次我意外地發現了現代舞鼻祖、美國舞蹈演員伊莎多拉·鄧肯的墓。她的墓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安放骨灰的格子，擺在她名牌之前的不是鮮花和石頭（這是最常見的祭奠禮品），而是一隻粉紅色的舞鞋。鞋子大概已經放了很久了，緞布面子已經泛灰。那一刻，我突然淚目——我找到了一個人和另外一個人靈魂相知的感覺。
在西方國家，墓園是休閒觀賞的處所，並不帶給人陰森恐怖的感覺，尤其是在巴黎這樣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裡。只要時間允許，我去哪個城市旅行，都想去墓園走一走，尤其喜歡細看墓碑上的銘文。碑文給我無限的遐想空間，讓我去想像那些靈魂曾經擁有過的人生，他們生命中的激情、理想和失落。陌生人的人生，能帶給我說不出原因的寫作靈感，似乎也豐富了我的人生。
燕舞：這些故居在向全球各地的研究者開放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殊舉措？
張翎：《三種愛》的調研成本很高，除了麻省的狄金森故居之外，另外兩處都是在離我居住之地多倫多非常遙遠的歐洲大陸。如此昂貴的代價不容我掉以輕心，我必須在行前儘可能做好準備，聯繫好故居和墓地的管理人員，以防抵達當地時才發現是關閉時節。我遇到的接待人員，一聽說我是用漢語寫作的作家，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些作家（除了狄金森之外）在中國並不是太出名，喬治·桑和白朗寧夫人的作品可能已經多年沒有出過中譯本，所以他們都竭盡全力幫助我獲取所需要的信息。
在採風之前，我已經基本完成了案頭的閱讀。我期望在故居看到的，是能激發我想像力靈感的細節。在和接待人員見面時，我已經熟知作家的身世和主要作品，能跳過事件快速進入一些深度討論。三個故居的講解員不僅對作家本人的身世、創作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對作家有著溢於言表的誠摯的崇拜之心，用激情來形容他們對作家的愛，也不過分。每一處的接待人員，都不厭其煩地向我介紹正史之外的野史、傳說、逸事，也不迴避他們自己的個人解讀和立場，而且不擔心會進入「政治不正確」的泥潭。如果沒有那些採風之旅，光憑案頭我一定寫不出《三種愛》裡的情緒，那些傑出女性的生命舊跡給了我靈感飛翔的羽翼，那是資料所不能給的東西。
《三種愛：白朗寧夫人、狄金森和喬治·桑》
張翎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年3月版
燕舞：在《寫作》雜誌今年第1期上，您談到您「近幾年的閱讀經歷了對歐美經典的叛逆期，是特指西歐，尤其是對英語經典的叛逆期」，您寫作前中期所受的英語文學影響的源頭作家和作品，能舉幾個例子嗎？
張翎：在我寫作的初期和中期，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帶給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尤其是狄更斯的小說。他的長篇小說畫面鋪展得很開，人物眾多，主要人物之外會衍生出很多分叉，情節密集，拋出去的紛繁線索到結尾時都會一一撿拾回來。而且人物的陣營基本是分明的，好人有好報、揚善抑惡等價值觀會有較為明顯的體現，《大衛·科波菲爾》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早期的一些小說也基本是按照這個模式架設的。
我對敘事方式的覺醒，還是很後來的事。現在我意識到「太陽底下無新事」，天底下所有的故事都被人寫過了，所以不必格外刻意追求題材的新穎。現在我設計小說布局時，會比較自覺地想到敘事方式，《流年物語》就是一個例子，我想方設法把一個老套的貧窮和暴富的故事，講出一些新意。
燕舞：前述質疑和叛逆，與比較文學研究領域最近十幾二十年來的「世界文學」轉向不約而同——比如，今年初，華東師大出版社引進了由非裔學者編纂的兩卷本《非洲文學批評史稿》。能分享一下您近年在西歐文學以外的閱讀麼？
張翎：這幾年我接觸到了一些英語語種之外的作品，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拉美大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語系的馬爾克斯、略薩、博爾赫斯、薩拉馬戈等人之外，還有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伊朗作家阿扎爾·納菲西、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奧茲、匈牙利作家馬洛伊·山多爾,捷克作家胡米爾·赫拉巴爾、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賽耶維奇、從羅馬尼亞移民德國的赫塔·米勒、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薩岡、莫迪亞諾等等。我只能通過英語或是漢語翻譯閱讀，遺憾不能真正欣賞他們母語風格裡的微妙特色。
語言除了是工具，也是思路、視角和情緒，不同的語種在同樣的事件（如「二戰」）的描述中，有時會出現基調和氛圍的明顯不同，讓讀者覺得幾乎不是在閱讀同一個事件。我通過翻譯文本來尋找作者的眼睛，常常感覺震撼。這些作家在敘事上跳出了英語文學帶給我的閱讀習慣和敘事「框架」，讓我進入一個沒有圍牆的審美世界。同時，他們也顛覆了我對「苦難」敘事的期待。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經歷了中國翻天覆地變化的幾十年，很習慣於「中華民族困難深重」的說法，這個說法使我們在描述歷史事件時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一種「控訴腔」，並理所當然地把苦難想像成自己民族的獨特經歷，而沒有能夠開放胸襟，接受別的民族所經歷的苦難歷程。在閱讀一些小語種作家的翻譯作品時，我發覺他們對苦難的書寫帶有多個角度、多種風格，可以是正面直敘（漢語文學裡較為常見的一種敘述方式），也可以是從側面甚至從背面書寫，基調很少是直接控訴，嘲諷和幽默反而是常見的手法。他們時不時用最輕浮的筆觸敘述最深重的災難，隨手打破一些我們保護得固若金湯的重大界限，比如生死，比如時空，比如善惡。
每一次讀到一本好書，我就增加一層絕望：今生今世，作為作家，隨著閱歷的加深，我離「偉大」的夢想越來越遙遠——這可能就是成長。世界上的好書已經被寫完，漢語世界並不缺我的某一本書。馬爾克斯將他的自傳題為「活著為了敘述」，我將這個標題稍稍改動：「寫作是為了敘述」，大致如此。我的文字並不真能改變世界，但它是一個極好的排毒過程，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自救方式。
（本專訪經受訪者本人審訂，專訪提綱的設計參閱了陸建德、袁敏、夏榆和金進、張娟等人的述評、訪談，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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