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誠君（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
「十四五」規劃文本中明確地提出關於新時代新發展的一系列要求，其中有兩點值得大家格外關注、分析和研究。一個是高質量發展，一個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而且這兩點之間存在很多內在聯繫。最近我在不同的場合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多的討論、交流和闡釋。一方面，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需要轉移和淘汰一些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競爭優勢或者不再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行業、產業和企業。另一方面，要按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去實現這些行業、產業和企業的轉移，以及供應鏈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價值鏈的躍遷。具體而言，我從三個方面闡述上面的觀點。
第一，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求我們在新一輪的調整過程中應該仍然著眼於全球，推動供應鏈調整、產業鏈升級和價值鏈躍遷。過去，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加入全球分工、參與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配置，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分工格局和產業鏈構成；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成為最大的受益國。今天，我們正面臨新一輪的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調整，而此刻內外部環境、調整的邏輯以及調整目標都已經發生了比較深刻的變化。但在這一輪調整轉移中，我們首先仍應著眼於全球。資源只有在全球範圍內配置才符合中國目前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和最大進出口國的利益；而下一步中國更深度地參與全球治理，更大規模、更深層次地對外開放，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等也離不開全球化。
第二，與過去相比，這一輪調整的一些基本邏輯發生了變化。過去，主導全球資源配置和產業分工的基本因素有全球化、WTO主導的資源配置規則、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等。但是今天來看，這些因素都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配置的基本規則不再由WTO完全主導，新的規則，如我們最近加入的RCEP、USMCA美加墨貿易協定、TPP、CPTPP等正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說很大程度上替代WTO。
第三，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最近，歐元已經取代美元成為國際商品和貨物貿易領域最大的結算貨幣，大灣區9個城市對外經濟活動中人民幣已成為第一大結算貨幣。
此外，有兩個新的要素出現並成為影響和決定新一輪全球分工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數字經濟和虛擬經濟，基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展開來講。另外一個是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我今天側重講一講這個因素對新一輪供應鏈調整的可能影響，以及金融業怎麼去應對，尤其是如何通過綠色金融更好地支持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調整。
首先，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在中國日益成為一項硬約束。過去，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對市場主體甚至對某一個國家的約束力其實不強，更多依靠大家用情懷去改善、維護和推動，因此，有些國家甚至公然退出了《巴黎協定》。舉個例子，很多知識界的精英、企業家都很有情懷，每當說到環境保護和氣候變化風險，大家都願意參與其中，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呼籲要採取積極的措施。但是，有些人出行可能並不願意乘坐經濟艙，住酒店不自帶洗漱用品，天氣熱的時候也不能不開空調。所以，依靠個人自覺約束自身行為真正投入到對環境和氣候變化的貢獻中去，其實並不容易。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支持環境保護、控制氣候風險的產品具有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的性質，不容易界定產權，相關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無法收費，從而產生了很多「搭便車者」，導致市場失靈。因此，公共產品通常要由政府來提供，私人部門來提供是無效的。
但在中國，情況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今年9月，總書記明確地對全世界莊嚴宣布我國要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30·60」目標。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也讓全世界歡欣鼓舞的決定。世界上大多數成熟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不管是已經實現的還是有測算的，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作為一個碳排放大國，要用30年的時間實現這個宏偉目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對於中國產業升級、供應鏈調整和價值鏈躍遷而言，這將是一個硬約束。在我國，一旦一項政策、一項決定成為黨的主張、國家意志，它就一定能實現，就像過去我們提出三年攻堅戰，到三年年底我們就能驕傲地宣布我們實現了這個目標。中國綠色金融能在全球獨佔鰲頭，也是因為綠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為了黨和國家的意志，陸續出現在黨和國家的多項文件中，甚至寫入了憲法。從這個角度講，環境和氣候變化因素將成為下一步落實高質量發展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硬約束。
接下來，基於上述判斷，金融領域應該如何作為？其實中國在綠色金融領域起步比較早，2012年銀保監會就發布了《綠色信貸指引》，2016年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委出臺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此後，人民銀行和相關監管部門一道在綠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積極成效，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可以說，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綠色金融產品、綠色金融市場、標準制定等方面的引領者，基礎很好。從下一步綠色金融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轉型、高質量發展，尤其是實現總書記提出的「30·60」目標來看，我認為，還應當對綠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勵。我剛才說過，綠色金融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根據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要讓它獲得更好的可持續發展，一是要加強外部激勵約束，比如稅收、補貼或者處罰；二是訴諸「科斯定理」，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有效地界定這些產品的產權，讓它可交易、可定價，從而實現私人部門可生產。從激勵約束的角度講，我認為監管部門和政府在稅收、補貼等方面還大有可為。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強調和呼籲一下，探索適當降低金融機構綠色資產的風險權重，特別是針對銀行發放的綠色信貸。
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所有金融資產都要按照一定的風險權重去計算其所需的資本金。根據現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商業銀行對一般企業債權的風險權重為100%，對符合規定條件的微型和小型企業債權的風險權重為75%，而對綠色資產沒有特殊的資本金管理規定。如果我們能夠對商業銀行發放的綠色信貸給予適當優惠，將綠色信貸的風險權重降低50%，降低其經濟資本佔用，從而釋放更多信貸資源，降低商業銀行從事綠色金融業務的成本、提高其回報率，可能會對金融機構發放綠色貸款形成更強的正向激勵。我們做過測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國銀行機構綠色貸款餘額約為11.55萬億。按照現在10.5%的平均資本金的要求，如果將綠色信貸風險權重降低至50%，可以釋放6000多億的資本金。在理想情況下，如果釋放出的資本金全部用於綠色信貸投放，理論上綠色貸款規模可能放大一倍至23萬億，這是相當可觀的。再進一步講，如果激勵對象擴大至銀行表內持有的綠色債券等產品，在計提相應風險準備時也給予相應優惠，激勵作用將更加顯著。
事實上，這個政策也有較強的可行性。第一，總體而言，銀行機構的綠色貸款質量比較高。據統計，2019年末銀行機構綠色貸款不良率為0.73%，比全部企業貸款的不良率低1.54個百分點，比銀行全部貸款的不良率低1.13個百分點。這為降低綠色貸款風險權重提供了很好的基礎。第二，我國在綠色金融方面有良好社會共識。中國在綠色金融發展上存在廣泛的國內共識，在國際上也有相應的名望。所以，它有社會基礎和價值觀基礎。第三，我國綠色貸款和綠色債券標準清晰，不容易混淆，不容易產生道德風險。第四，良好的統計基礎。2012年我們就發布了《綠色信貸指引》，開始進行綠色信貸統計。綠色債券也有比較完備的統計指標和非常完整的統計數據。6個國家級綠色金改試驗區已經實現了綠色信貸的逐筆統計。基於這些統計數據我們可以進行比較好的核算，這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
綜上，我認為降低綠色貸款等的風險權重在我國有較好的基礎。即使這在國際上開創先河，尚無成功經驗，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認識，我國也可以先行嘗試。為了控制風險，一是可以考慮在6個國家級綠色金改試驗區先進行小範圍的試驗；二是可以考慮縮小業務範圍，先針對某些特定領域的、指向性很清晰的行業，如風電、光伏領域，對於這些行業的綠色貸款及其它綠色金融資產的風險權重給予適當降低，比如降低50%，從而更好地激勵銀行投放。當然，降低綠色金融資產風險權重的工作除了需要國內相應監管部門、主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形成廣泛共識外，還需要得到國際金融監管界的支持，因為銀保監會及巴塞爾委員會等都對資本管理都有相應的要求，所以還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做一下推動。
綠色金融本身就是一項從無到有的事業，就是在不斷的探索和不斷的凝聚共識的過程中才形成了今天這個良好的局面。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方面加大力度，進一步做出一些創新的嘗試，我認為，這將有助於獲得更多正向激勵、實現綠色金融自身的更好發展，同時也將更好地支持新發展階段提出的高質量和雙循環發展格局，更早、更全面地實現總書記提出的「30·60」目標。
（責任編輯：馬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