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總體上呈明顯下行趨勢。1978年中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恩格爾係數分別為57.5%和67.7%，2016年分別為29.3%和32.2%，分別下降28.2和35.5個百分點。按照世界糧食與農業組織（FAO）的標準（恩格爾係數在30%以下為最富裕，30%～40%為富裕，40%～50%為小康，50%～59%為溫飽，59%以上為貧困），中國城鎮和農村居民已分別處於最富裕和富裕階段。但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期，居民消費結構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各地居民家庭消費習慣、文化習俗差異巨大，直接將恩格爾係數應用於中國的實際情況時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恩格爾定律在中國可能失效（王少飛，2002；尹海潔、唐雨，2009）。本文擬從時間維度考察中國城鎮與農村恩格爾係數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探討恩格爾定律在衡量中國居民生活質量和經濟發展水平中的適用性，以及恩格爾係數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
恩格爾定律被譽為經濟學中「迄今最為可靠的實證性規律」，在內涵上是指收入用於食物支出的增長慢於收入的增長，而非隨著收入增長食物開支下降（Lewbel，2008）。恩格爾定律反映了收入增加時居民消費模式的結構性變化，旨在測度居民福利，揭示消費結構及其運動規律（Chai等，2010）。自恩格爾之後，許多學者對恩格爾定律進行了理論與實證研究。霍利斯·錢納裡、莫伊思·賽爾昆（1988）對100多個國家的資料統計發現，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提高，恩格爾係數下降，二者高度相關。此後，恩格爾係數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恩格爾定律簡單地運用食品支出佔生活消費支出的份額來衡量不同居民家庭的生活和福祉水平，受到廣泛關注（Lancaster等，1999）。長期以來，學者們從多角度、全方位探討了恩格爾定律的適用性，Gibson（2002）分析了家庭人口數量、年齡及性別構成等對恩格爾係數的影響。Kaus（2013）通過對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居民消費模式的研究認為，恩格爾定律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共性。
從方法上看，早期文獻主要採用線性框架描述食物支出與收入或消費支出之間的關係。此後，恩格爾曲線常被表示為商品消費份額關於總消費支出對數的函數關係（Lewbel，2008）。其中，最經典的框架是Working-Leser模型，由Working（1943）和Leser（1963）發展，將食品支出與收入的自然對數線性關聯，用以檢驗恩格爾係數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Muellbauer（1976）將Working-Leser恩格爾曲線置於可積消費理論的框架下進行討論，使該模型具備了更為可靠的理論支撐。Deaton等（1980）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統（AIDS）理論可以用來導出Working-Leser模型的微觀基礎，作為AIDS在價格給定時的一個特例，該模型可視為真正消費需求函數的一種一階逼近。Working-Leser模型在居民消費支出研究中應用廣泛，其擬合效果優於其他許多模型。也有學者對Working-Leser模型提出質疑，認為該模型在一些新型經濟中對數據的擬合沒有早期研究那麼好，並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框架，如Jorgenon等（1982）的Translog模型和Banks等（1997）的二次近似理想需求系統（QUAIDS）等。
在中國，恩格爾係數得到廣泛應用。甘健勝、黃澤民（2006）認為，恩格爾係數反映了一國經濟結構變化及經濟增長快慢，可以作為生活水平高低的評價指標，連續測算的恩格爾係數序列可以直接或間接反映主導消費品在消費結構中的更替規律及消費品組合檔次變化的情況。尹海潔、唐雨（2009）利用對哈爾濱市和瀋陽市貧困人口的調查數據，將恩格爾係數應用於中國城市貧困測量。除了對居民消費結構與生活水平的測度外，一些學者還將其應用於其他相關領域，如許永洪、曾五一（2009）運用恩格爾曲線測度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偏差。
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有學者對恩格爾定律在中國的適用性提出質疑，認為恩格爾係數在描述中國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特徵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恩格爾定律存在失效的問題（王少飛，2002；張榮山，2007）。由此，不少學者提出應對恩格爾係數進行修正，以提高其在居民生活水平測度時的精度與效度，例如，謝健（1993）指出，若以時間維度為出發點，應採用波動平滑法消除恩格爾係數中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及周期波動的影響。馬崇明（1994）認為，應通過生活費價格指數調整的方法，消除價格因素對恩格爾係數的影響。也有學者認為恩格爾定律是適用的，例如，王芳（2003）對中國城鄉恩格爾係數變動特徵進行研究，探究影響恩格爾係數不規則變動的因素，認為恩格爾定律在中國基本適用。
綜上可知，恩格爾係數已成為評價一國或地區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恩格爾定律在中國的適用性是一個重要的命題，目前學術界尚未得到一致結論，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在國內外現有文獻中，針對恩格爾定律適用性的研究沒有考慮食品價格的影響。理論上，恩格爾曲線描述消費者在某些食品與服務上的支出佔總資源的比例隨收入的變化情況，一般假定食品價格不變（Lewbel，2008）。
鑑於此，本文將依據經典的Working-Leser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並引入食品價格因素構建擴展Working-Leser模型，考察食品價格對恩格爾係數與收入關係的影響。
本文以1980～2016年中國城鎮和農村數據為樣本，基於Working-Leser模型發現，恩格爾係數與收入水平之間呈負相關關係，恩格爾定律適用於描述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動趨勢。納入食品價格因素構建擴展Working-Leser模型結果表明，恩格爾係數與收入水平之間的負相關性是穩健的，而食品價格與恩格爾係數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若食品價格上漲則居民家庭食品支出在消費總支出中的份額上升。如果納入其他控制變量，則收入水平和食品價格對恩格爾係數的影響會有所減弱，也就是說，除收入、價格外，恩格爾係數還受貨幣供應和人口結構等因素的影響。無論是從全國還是地區層面看，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變遷都遵循恩格爾定律，但價格因素對恩格爾係數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1980～2016年中國城鎮和農村家庭恩格爾係數絕大多數年份下降，但二者變動特徵略有不同。進一步分析發現，城鎮和農村居民恩格爾係數變動受不同因素驅動，如經濟增長對城鎮影響顯著，對農村影響不顯著。GDP增速、收入與消費水平對恩格爾係數變動具有反向作用，而食品價格、人口城鎮化率、第一產業份額對恩格爾係數變動具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首先，從恩格爾係數角度看，中國城鄉居民家庭消費結構變遷遵循恩格爾定律。實際上，恩格爾定律是一種長期趨勢，時間越長趨勢越明顯，個別年份恩格爾係數的波動可能是正常的。其次，正如恩格爾定律所指出的，居民家庭食物支出在總支出中所佔份額隨著收入增長而下降。因此，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廣大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防止食品價格大起大落，無疑是降低恩格爾係數的最重要手段。再次，中國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變動受不同因素影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引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應針對城鄉居民採取不同舉措，政策著力點應有所區別。對於城鎮居民，重點在於增加收入水平，降低食品價格；對於農村居民，除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外，重點還應關注對農村地區的金融支持，增加社會流動性，同時大力加強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延伸閱讀·
陳夢根：擴展Working-Leser模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