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天的回憶；尋找「他者」的「同溫層」

2020年還沒過出什麼亮色，轉眼卻已到七月底。周末，頂著漂浮的腦袋，決定回憶一下這個新十年的前半年裡，我做了什麼。

這當然得從新年第一天說起。而新年第一天，我做了什麼呢？——我靠著紐約林肯中心電影學會電影院最後一排座位邊上的隔板，站立1小時又56分鐘，看了一部事先對who、what、when、where一無所知的滿座紀錄片，溫暖至今。

林肯中心電影學會電影院排隊買票的人

一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年底，我和同事們起早貪黑拳打腳踢，刷完了一組高難度的預算數學題，新年第一天醒來，我決定要好好犒勞自己，語文、發呆、文藝！大冷天裡，我頂著塞滿了數學的腦袋，隨手往包裡放了本中文雜誌，決定到咖啡館坐會兒，醒到語文裡。

附近的兩間咖啡館都不開門，於是索性搭地鐵到東86街上我喜歡的「Variety」咖啡館去。一卷在手，一杯在側，周圍輕聲細語，背景音樂又是新年應景的施特勞斯，簡直搭建了最好的語文環境！——直到，直到，我發現這本雜誌的主題文章叫做《最美敦煌——從莫高窟、榆林窟到麥積山》，144頁的雜誌，從33頁到113頁都是這篇，佔據55.56%……

我硬著頭皮讀了兩頁，沒能讀進去。從前往後翻遍雜誌，也沒看到其他讓我定心的文章。在《藍色多瑙河》的背景音樂裡，我開始發呆。

不甘心之中，我決定把雜誌從後往前再翻一遍——沒錯，從後往前。這時，倒數第6頁上的一篇《「數字全景監獄」的精神分析師》映入了眼帘，介紹的是德籍韓裔新生代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一個陌生的名字。

仔細一讀，這位韓炳哲，有著傳奇的履歷：1959年出生在首爾，大學讀的是冶金專業，22歲時在身無分文、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到德國學習哲學、文學和神學，以驚人的速度學會了德語，35歲時以《海德格爾的情感概念》的論文取得弗萊堡大學博士學位，六年後赴巴塞爾大學哲學系任教，2012年至今在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任教，2010年憑藉薄薄一冊《倦怠社會》橫空出世，此後以每年一至兩本的速度出版了《透明社會》《精神政治學》《愛欲之死》《在群中》《他者的消失》等16本書，一躍成為C位新星哲學大叔！

與我所知曉的福柯的「規訓社會」和「生命政治學」不同，韓炳哲分析的是「功績社會」和「精神政治學」，這個社會通過「肯定」而不是「否定」來運行，「苦藥」的控制讓位於「點讚」的討好和成全。同時，在邊沁和福柯的「全景監獄」的基礎上，韓炳哲以「數字全景監獄」來描述當代社會，認為其大部分問題在於，「他者的時代已然逝去」，他者的否定性讓位於同者的肯定性，而「同者」缺少限定它、塑造它的辯證的對立面，最終形成了「同質化的恐怖」。

——我的天，多麼精準、警醒的描繪和剖析！

不知何時起，Variety咖啡館裡的背景音樂從施特勞斯圓舞曲變成了德彪西的《月光》，在如水的月色中，在清冷又不失溫度的旋律裡，在最不似卻又最逼真的印象派畫卷上，韓炳哲的文字以金石之聲映入眼帘：

「人們踏遍千山，卻未曾總結任何經驗。人們縱覽萬物，卻未形成任何洞見。人們堆積信息和數據，卻未獲得任何知識。人們渴望冒險、渴望興奮，而在這冒險和興奮之中，人們自己卻一成不變。人們積累著朋友和粉絲，卻連一個他者都未曾遭遇。」

洞見、冷峻的文字，把我從暖洋洋的咖啡館裡照亮、警醒。我想，新年第一天，我得去遭遇一個不認識的「他者」，比如，看一場八竿子打不著的電影。

弔詭的是，以尋找「他者」為出發點的努力，卻一下子滑入了既有的「同溫層」，想都沒想，我就立即打開「數字全景監獄」手機，翻開常用的電影app，徑直去搜幾家熟悉的藝術影院。翻到林肯中心電影學會電影院的頁面，一下子跳入眼帘的是「Varda by Agnès」，海報上，一片大海、一個沙灘、一把椅子、一個坐在椅子上的白髮背影；繼續點擊進去，什麼介紹都沒有，演員、導演、片花、評論，沒有任何信息；重新返回app上的劇院首頁，只看到兩個數字：1小時56分鐘，下午2:30。

什麼電影，拽成這樣，不給任何信息？毫無疑問，今天的「他者」就是它了！

二

喝完咖啡回家。節日裡，地鐵班次不那麼頻繁，下一班還要8分鐘，作為一名無時無刻都得做點什麼，無法容忍任何一秒鐘被無所事事浪費掉的勞碌命，我坐到地鐵長椅上，重新掏出雜誌。神奇的是，在地鐵隆隆聲中、穿堂風的呼嘯裡，方才怎麼也看不進去的斯坦因、王道士、莫高窟，居然能看進去了；無可抵禦的嚴寒，裹出一道屏障，讓我鑽進了歷史的畫卷裡，在蒙塵、被騙、被盜、風化、鹽化的百多年中，敦煌守護者們堅守、看護、修復奇蹟的故事，穿越時空，讓這一端的我，無盡唏噓……

午飯後，做好幾樁事情，我頂著冷風重新出了門，繼續文藝。

趕到電影院票房，看到十來個人在排隊，心裡咯噔一下。輪到我了，告訴售票員想買一張此刻的票，售票員說，賣光了。我問，可不可以付了票錢，站著看？售票員說，沒有這個做法呀。我問，下一場什麼時候放？售票員說，僅此一場。我只好失望地離開窗口，去大廳流連一下，看看新片通告，取份排片手冊。走進大廳，只見瘦瘦的驗票員姑娘正在移開放映廳門口的護欄，把門合起來，我們的視線交集了。

「來看電影？」她問。

「是，但沒票了。我想買張票站著看就好，但是票房說不行。」

「確實滿座了，而且僅此一場。嗯，這樣吧，你進去吧。」驗票員姑娘溫和地說。

啊，如此從天而降的好消息！我向她深深道謝，跑進已經開映的黑漆漆的大廳，就著銀幕上灑下來的光，摸索到最後一排邊上站定，開始看電影。

銀幕上，一位講法語的老婦人在給年輕學生上大課，大眼睛，布滿皺紋的臉，慄色的波波頭，頭頂上新長出來的白髮形成了一個白色的「北極圈」，令人過目不忘。

「在我看來，想要拍好電影，有三個關鍵詞：靈感（inspiration）、創造（creation）和分享（sharing），導演的過程，就是克服困難，繞過阻礙。」

話音中，鏡頭從她的正面特寫變成了從背後拍攝課堂全場，我看到她的椅子背後寫了「Agnes V.」，是大導演的氣派。——直到此刻我才明白，這部事先我一無所知的電影《阿涅斯論瓦爾達》（Varda by Agnès），是講述法國導演阿涅斯•瓦爾達的紀錄片，而瓦爾達，我還不曾耳聞。

黑暗中，又有四五位觀眾陸續走進來，倚著右側走廊牆壁，站著看電影。我心裡再一次對驗票員姑娘默默道了聲謝。

瓦爾達的椅子背後寫了「Agnes V.」，是大導演的氣派

三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瓦爾達用她的鏡頭、講座和旁白，帶我們穿越六十多年的藝術長河，穿越黑白和彩色、長片和短劇、故事片和紀錄片、攝影、電影和裝置，用腳步和攝影機丈量不同的土地，遇見形形色色有趣、有風格、有態度的人，遨遊在奇思妙想中，從青春少女走到耄耋之年。

1954年，從沒正式學過電影的她拍攝了處女作《短角情事》，震撼了法國影壇，成為新浪潮的先聲；1962年的《五時至七時的克萊奧》，被譽為新浪潮的基石之一；1975年的《達格雷街風情》，描摹了她已生活了25年的街上的日常——彼時她正在照顧兩歲的兒子，無法長時間出去拍片，所以就來拍身邊的主題，限於距離她家90米的範圍內，也即她設備的電纜長度；1988年的《簡•伯金》，用攝影機刻畫了女主人公作為妻子、母親、繆斯、偶像的多面肖像；1993年，在丈夫雅克•德米拍攝《Rochefort的年輕姑娘》25年之後，瓦爾達把當年的劇組重新聚到當年的小鎮，拍攝了《年輕姑娘25》，演繹了一段二度人生；1991年的《南特的雅克•德米》和1995年的《雅克•德米的世界》，是她對已故丈夫的深情緬懷；2000年的《拾穗者》，是72歲的瓦爾達的第一部數碼像機作品，她手持數碼攝像機遊走，拍攝了那些依靠撿尋食物而生存的人，而她尋找拍攝對象的方法是，走出去，與人見面、交談。

2017年，89歲的瓦爾達和33歲的年輕夥伴讓•熱內（Jean René，JR）合作了紀錄片《臉龐，村莊》（Les Visages，Le Villages）。他倆坐著JR的攝影車，走訪法國的村莊，遇見陌生的普通人，與他們交談，傾聽他們的故事，為他們照相，列印出他們的巨幅臉龐，貼在建築上，禮讚不同的人生。

在礦產小鎮的老舊廢棄的礦工宿舍街上，他們遇到最後一位住戶——老礦工的女兒、頭髮已經花白的簡寧，聽她講述幼年時去礦上給父親送黃油麵包的故事，父親沒吃完的帶著礦塵的麵包，她帶回家，那是帶著父親記憶的珍貴的麵包。瓦爾達和JR為簡寧拍了巨幅照片，貼在她家牆上，令她熱淚盈眶。

在南方小鎮上，美麗的咖啡店女主人接受邀請，穿著碎花裙、戴著帽子、撐著陽傘，光腳坐在小廣場上，面帶微笑拍了側影，他們把這個巨幅照片貼在小廣場後的牆面上，成為小鎮的一道風景，人們紛紛來這裡拍照留念，她的兒女也到媽媽的肖像前自拍：就是這裡，按鍵！

經過一個牧場，他們注意到這裡的山羊大多數沒有角，原來，牧場主認為有角的山羊會打架，不利於管理，所以在幼時就把它們的角鋸掉了，並且用機器擠奶，提高生產率。而有一戶居民則不這麼做，女主人說，山羊原本就是有角的，為什麼要破壞它們的完整？人類還不一樣也會打架？而且她受不了機器擠奶的聲音，堅持手工擠奶，認為那是她的安寧時光。於是JR在當地穀倉的外牆上貼了一大幅山羊——有角的山羊。

而山羊，又令瓦爾達想起年輕時在諾曼第海灘拍的一張從懸崖跌落的山羊的照片，那裡還有從懸崖上跌落的碉堡殘骸。瓦爾達也想起已故的攝影家老友蓋•伯丁（Guy Bourdin），她曾為他在海灘小屋拍過一張照片，年輕的蓋•伯丁穿著條紋衫坐在地上，背靠小屋，望著大海。何不把這張照片印在碉堡的殘骸上？於是他們請來幫手，在漲潮前完成了工作，蓋•伯丁青春、單純、憂鬱的巨幅側影印在巨石上，就像躺在搖籃中的孩子，帶著戰爭記憶的冰冷的碉堡殘骸，變成了載有友人肖像的溫暖的搖籃，瓦爾達同蓋•伯丁的肖像合了影，回憶往昔。而第二天一早，當他們再次來到海灘邊時，一夜潮水，已經衝刷掉了蓋•伯丁的照片。「我已經習慣了轉瞬即逝，但海的行動可真快。海總有它的道理，還有風，還有沙。照片消失了，我們也將消失。」

瓦爾達也為相識20年的老郵遞員印了高大的照片，貼在他家外牆上；為三位貨櫃碼頭工人的妻子（她們從未到過丈夫工作的碼頭現場）拍了照片，貼在幾層高的貨櫃上；拜訪了JR的100歲的奶奶；為廢棄村莊的舊時居民拍了照，貼在村莊裡；造訪了瓦爾達的老友、大攝影家布列松被薰衣草包圍的墓園……年邁的瓦爾達腿腳不好，視力也不行，JR於是為她布滿皺紋的眼睛和腳拍了照，列印成大幅照片，貼在火車油罐上，代替她行走到遠方，去看遠方的風景。

最後，他們去羅爾小鎮拜訪瓦爾達五年多未見的老友、新浪潮導演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約好9點見面，但當瓦爾達和JR來到戈達爾的住所前，卻見大門緊閉，玻璃上有戈達爾手寫的留言：「在杜阿爾涅涅小鎮，走近藍色海岸」——那是瓦爾達才能看得懂的密碼：「杜阿爾涅涅小鎮」是巴黎蒙帕納斯附近的一家餐廳的名字，當年，瓦爾達的丈夫德米和戈達爾經常去那裡吃飯，瓦爾達也去過；「走近藍色海岸」則是瓦爾達1958年的一部紀錄短片的名字。在德米去世時，戈達爾給瓦爾達拍了一封電報，上面就寫了「在杜阿爾涅涅小鎮，讓-呂克」。讀到它們，瓦爾達顫抖著，淚眼朦朧……瓦爾達把帶來的麵包掛在戈達爾住所的門把手上，也在玻璃上留了言：「感謝你帶給我的回憶，但不感謝你緊鎖的大門。」然後，離開。

戈達爾就這樣以自己的「不登場」而登場。瓦爾達告訴JR，戈達爾同他一樣，總是不肯摘下墨鏡。作為對瓦爾達的安慰，JR終於第一次摘下了墨鏡。其實，瓦爾達患有眼疾，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但她畢竟看到了新的臉龐，美麗的臉龐。

瓦爾達2019年3月29日去世，享年91歲

四

《臉龐，村莊》的拍攝本身，仿佛是一場遇見「他者」的流動的行為藝術、裝置藝術。全片拍攝歷時18個月，瓦爾達和JR每月只拍一星期，大多數時間花在瓦爾達的廚房，討論去哪裡，然後上路，路上沒有計劃，也不知旅途中會發生什麼，把一切留給即興，留給運氣。在飛速運轉的世界裡，他們決定慢慢來，慢慢遊走。

跟隨著《阿涅斯論瓦爾達》的記錄和敘述，觀眾目睹65年的歲月中，瓦爾達用無盡的好奇心、開放的心態、源源不絕的創意，頑皮又充滿溫情地一路玩過來，夢過來，實現過來。

海灘是瓦爾達最鍾情的主題，她喜歡大海、沙灘、做夢。在2008年的紀錄片《阿涅斯的海灘》開頭，瓦爾達說：「如果打開人們的心扉，我們會看到風景；如果打開我的心扉，你們會看到海灘。」在她的旁白聲中，鏡頭來到了鋪設了拍攝軌道的諾曼第海邊，她一生鍾愛的海邊。突然間，風沙揚起，瓦爾達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後退、後退，她的聲音淡去、淡去，最後，漫天風沙充滿了銀幕，瓦爾達被風沙捲走，倏然消失。

瓦爾達曾說，「電影從頭到尾充滿了選擇，我會在電影裡放入僅有我一個人知道的秘密。」帶著僅有她一個人知道的秘密，瓦爾達離我們遠去，風沙模糊了觀眾的視線，《阿涅斯論瓦爾達》結束。

這真是最「瓦爾達」式的、最藝術的告別。影院燈光亮起，滿座的觀眾起立鼓掌致意，我也加入到這份感動和敬意之中，享受著「同溫層」的溫暖與共鳴。

瓦爾達說，「我的電影似乎留在了人們的記憶中。我只擁有一小部分觀眾，但在我的領地上，在邊緣地帶，我感覺自己像個公主。」而我，從一無所知起步，經由這部紀錄片，愛上了這位公主——一位從青春到年邁，以不竭的愛和強勁的創造力，永遠在路上探尋、做夢，依靠靈感、創造和分享，「用電影寫作」（cinécriture）的公主。而那時我還不知道，這第一次的認識，竟也是告別。《臉龐，村莊》和《阿涅斯論瓦爾達》是瓦爾達的最後兩部作品，她於2019年3月29日過世，享年91歲。她Instagram上的最後一張照片，是那把背後寫著「Agnes V.」的導演椅，上面趴著她最心愛的貓。

瓦爾達談及《臉龐，村莊》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脆弱的世界，我們本身就更脆弱了，記憶是脆弱的，我本人生命的脆弱也交融到了電影裡，最終得向自己的生命說再見。漲潮時，蓋•伯丁的照片隨之消失，藝術品和藝術本身都轉瞬即逝，就像在水中寫字。我最好的助手，是機緣。」

「我們的世界不停地輪迴，毀滅、重建，戰爭、和平，郵輪、商船、戰艦，一遍遍，輪番來。世上充斥著紛亂和糟糕，我們知道世上充斥著紛亂和糟糕，但我們偏要從另一條線索看世界，讓人們相互遇見、理解、聯結，而聯結，是一種和平。」

在一個紛亂得令人茫然的世界裡，瓦爾達的話，是多麼的慰藉和激勵。

好了，這就是我關於2020年第一天的回憶，經由一篇意外的閱讀，借著找尋「他者」的腳步，走進了一個新的「同溫層」，站立兩小時，看了一部從天而降的電影，認識了一位作為「新浪潮祖母」的「邊緣公主」。我想，這部意外的電影，是新年第一天的最好的饋贈，它會帶給我長久的滋養，比如此刻，半年多後，在一個宅家的周末，它令我漂浮的腦袋，著了陸。

楊臻黛，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