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最成功的部分是白話的推行。因為白話的推行，中國的教育就相當的普及。我認為這是五四最重要的貢獻。
●我們不能因為胡先生沒有做到，就說他做得還不夠，他老人家自己說過，但開風氣不為師。他做的是開風氣的工作，打先鋒。
●這其實就是要求人的自由。五四在精神方面追求的是一種自由主義，肯定人對自己的自主權。
五四運動遊行，1919
五四是百年中國的裡程碑
新京報：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紀念五四？換言之，百年之後，五四對應於當下，其意義與價值究竟何在？
許倬云：五四是中國掙扎著尋找自己前進方向的重要階段。中國經過洋務運動的努力，維新運動的努力，又有義和團退步的做法，然後才有辛亥革命，再才有了五四。五四牽涉的面主要在文化方面，比先前的社會運動牽涉的面要寬廣得多，也深入得多。五四是百年來中國蹣跚尋路的一個重要階段和裡程碑。
新京報：那您認為今天應當以怎樣的方式來認識五四？
許倬云：我們要把五四分為兩塊。一塊是反對在巴黎籤和約的愛國運動；另外就是開始得更早，涵蓋面更深更廣，延續時間更長，走向現代的文化改造運動。這兩件事情恰好是在1919年5月4日這一天，因為學生遊行而融合在一塊了。
從我們今天的觀察角度來說，一般人都稱讚五四正面的價值，覺得這件事本身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當時實際的情況。
當時，以胡適先生為代表的五四運動領袖，對於西方現代文化闡釋是取他們所見所聞為主體。他們並沒有深入探討他們所謂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也沒有將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真實情況告訴給國人。
胡適先生（1891-1962）是五四運動領袖之一
五四接近於啟蒙運動
新京報：胡適先生當年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而餘英時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更接近於啟蒙運動。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倬云：我同意英時的意見。將文藝復興與五四相比，是胡先生他們的說法。
儘管五四運動接近於啟蒙運動，但是，拿五四運動和啟蒙運動相比，還是並不十分恰當。仔細推敲，兩者之間是有差異的。
第一，中國的五四是在模仿啟蒙運動。西方的啟蒙運動延續的時間非常長，所牽涉的面和中國不完全一樣。西方的啟蒙運動是反封建，反宗教獨斷(神權)。這兩個背景，和當時的中國並不相同。
第二，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宗教革命。宗教革命革的，是教皇的神權。而五四運動領導者本身，主張打倒宗教，其實是要回歸中國的人文精神。由於要打倒中國的傳統，並沒有把中國的人文精神轉移作為五四運動的精神資源。兩頭脫節，是五四沒有很深的精神根源的弊病。
文藝復興時期的地圖和海怪
新京報：您認為，胡適先生當年沒有抓到啟蒙運動的「根」，這個「根」所指的究竟是什麼？
許倬云：這個根就是指精神資源。而且因為另外一些激進分子提出要「打倒孔家店」，胡適先生沒有講過這樣激進的話，有些人把帽子戴在了他的頭上。
但是，胡先生沒有真正從中國文化中去追尋它的根源。他的專長是考證，認為這是科學精神，他並沒有在中國的人文傳統上去花力氣。在這一點上，倒是馮友蘭先生後來做了相當多的努力。
五四最成功的是白話文
新京報：在您看來，五四運動的遺產包括哪些內容？為什麼？
許倬云：五四運動最成功的部分是白話的推行。因為白話的推行，中國的教育就相當的普及。我認為這是五四最重要的貢獻。
但是，「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兩者，尤其是後者，五四諸公給我們所提供的基本上是科學主義而不是科學精神。科學主義淪落成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害苦了中國。
新京報：如您所說，「德先生」和「賽先生」都有所不足。
許倬云：這兩者雖然有所不足，但是可以繼續做。我們從大的方向上要掌握好這兩者：「德先生」後面是人權，但是要把人權放在理性和容忍的層次上，要協調對大眾最有利的公約數。至於「賽先生」呢，我們知道，科學是一種學術，也是一種思考的方式。當學術轉化成技術的時候，它有利有弊。科學要和技術分開，科學本身的很多層面，也要特別謹慎，特別小心。
科學和民主都是美好的名詞，但是我們要注意它後面的坑坑陷陷。科學如果沒有人文精神作為輔助，科學將變成機械化的世界；民主假若只是變成選票決定，多數派掌握，就會演變成暴民政治與專斷。
五四還追求人的自由
新京報：有學者認為；五四運動的指向是政治，因此不能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來一言以蔽之，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倬云：沒錯。五四那一天發生的事，等於是夾帶著戲劇性和激烈的大規模的行動，以及流血，軍警鎮壓這種衝突，這個事情的驚心觸目，帶動全國起步更早，延續時間更長的新文化運動。我們不能以那一天的事情概括五四，可是，那一天的運動有它打旗號的作用。
新京報：有學者認為，回到五四運動的歷史場景，如果沒有政治因素，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會特別小。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倬云：我也認為確實如此。假如沒有五四那一天的事件，大家不會馬上注意到整個文化運動本身的意義。
胡先生一輩子是漸進主義者，他一直願意做一個溫和的改良派，不願意做一個革命家。革命要求大破大立，中國這幾十年的經驗，大破未必能大立，甚至小立都很難。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政治層面的影響，因為民族救亡的迫切需求，導致五四運動之後產生了非常現實的政治訴求，具體來說，就是延續了多年的革命過程？
許倬云：中國在民族主義上吃虧吃大了。這一吃虧，太多人憋了一肚子氣沒處發，想找捷徑，找更快的路。結果最容易找到的一條道路就是革命。革命兩個字承諾了一個美好的遠景，其實有些諾言與現實有落差。
五四運動中的青年學生
新京報：因此您對民族主義非常警惕。
許倬云：民族主義是一把兩刃刀。好的一面有維護民族獨立和個人自由的一面。壞的一面是大我剝奪了小我的自主權。
新京報：現在人們論及五四時，大致以「民主與科學」來概括。有學者在研究了五四文獻之後認為，這種概括過於簡單，比如當時在「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外，人們討論很多的還有「費小姐」……
許倬云：是的，這其實就是要求人的自由。五四在精神方面追求的是一種自由主義，肯定人對自己的自主權。
新京報：您曾說，五四運動「是要穿人家衣服來陪人家，自己的衣服全丟光」，包括胡適在內的五四運動領袖們，對西方的知識是非常局限的。這種局限對於五四運動本身及其後中國社會的走向造成的負面作用主要有哪些？
許倬云：當時的失誤，在於對於西方文化最精華的部分沒有系統的介紹。
當時，西方文獻最重要的一部分，只有嚴復翻譯了《天演論》，而且並不是很忠實的翻譯，而且並沒有把它真正介紹過來，只選擇了一點而論。現在有多少人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從頭到尾讀過？列寧的著作又有多少人從頭到尾讀過？啟蒙運動的重要著作，沒有系統地介紹過，更沒有系統地討論和詮釋。
嚴復翻譯《天演論》手稿
西方的文學，莎士比亞被譯成中文的就兩個譯本，一個是朱生豪，一個是梁實秋。這又有多少人看過？
我不說我們今天比前人了解西方更多，很多的留學生對西方的了解還是有限的。但是，今天懂得西方的人比那個時代懂得西方的人還是要深入一些。
新京報：就五四運動的發生來說，學生的救亡意識發生了很大作用，您如何看待「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
許倬云：我同意這個觀點。大家心急啊，而且時不我予，日本人不給你時間和機會，他們緊鑼密鼓的機關槍和大炮，飛機和軍艦都來了，別的帝國主義者也沒有閒著。所以，救亡壓倒啟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本身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劇。
新京報：您在《萬古江河》一書中說，五四運動包含三個成分：第一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其中最極端者更標榜全盤西化，將線裝書丟進茅坑。第二是推動白話。第三是胡適提出的，引進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以救中華。
關於第一點，有學者認為，全盤西化僅僅停留在一時的語言層面，從來沒有成為中國現實的危險。王元化先生認為，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五四領袖人物都並沒有全盤反傳統的問題，甚至對於儒家也未進行更全面的批判。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倬云：至少從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來說是並不想激進的。但是，包括魯迅先生在內，其中一些人走向了激進的方向。
胡適先生從來沒有全部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他一輩子溫良恭儉讓，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君子，說話也沒有魯迅那麼刻薄尖酸過。全盤西化本身，從我們學洋人的槍炮開始，衣食住行無一不西化了。
晚年的胡適先生在臺灣
真正沒有西化的是精神。西方精神沒有真正被介紹進來，這是五四的不足。問題在於我前面提到的人手不夠，資源不夠。就五四運動本身的性質來說，我認為不能算激進而是漸進的。至於說很多極端的口號，是硬戴上去的。像吳虞、吳稚暉的一些話，都安到了五四身上，而吳稚暉並不是五四知識分子。
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是兩難
新京報：您在論及五四的時候，對白話文的問題似乎頗為擔憂，認為「白話詩作臻於不朽的作品，至今還是寥寥可數。是則，白話文在切斷數千年文學遺產的血脈後，是否還有足夠的滋養？仍是一個疑問。」從歷史看，文言文已經流傳使用了幾千年，而白話文使用的時間很短，做這樣的對比是否過早了一點？
許倬云：我擔心的是文言文的知識逐漸流失，流失以後像文藝復興從阿拉伯人那裡撿回經典，那種機會不容易。總不能咱們將來到哈佛、耶魯去學古文吧。
今天哈佛、耶魯教古文的教授的造詣恐怕除了臺灣、大陸中文系教授以外，中國古文的修養，比國內一般學科的教授恐怕還好些。今天的大、中學生，你要讓他欣賞古文的謹嚴，古文的美，恐怕都談不上了。許多寫新詩的詩人，恐怕很少有人從古詩、古詞、古文裡面擷取文字之美。
有些人刻意避開古文的東西，唯恐不白。忘記是很容易的，100年忘記以後，1000年也拿不回來了。
新京報：從五四運動所產生的影響來看，它的一個後果就是使學生關心政治，動輒衝出課堂走上街頭，導致了文化建設、學術研究的不足。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倬云：(長嘆)唉！當年蔡元培先生面對無法停息的學生運動，他說「殺君馬者道旁兒」，太多的人要殺我們的馬了。
有些「道旁兒」是誇獎的，有些道旁兒是另有用心，借馬來踩人。還有很多人，想要以文字來喚醒群眾，提醒當政者注意自己的執政措施。
西南聯大在昆明建立，前輩學者做出的最好的貢獻，是在西南聯大成立之後的前三年。到後來，種種政治活動，把學者們拉進漩渦，把學生們也拉進漩渦。從這兩者來看，學術工作確實不能分心。以我後來在臺灣加入的史語所為例，它在那個衣食不足的時代，在鄉下能夠做出非常好的研究工作，為什麼？關在鄉下，心無旁騖。
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心無旁騖，就是為稻粱謀，也就是今天大陸、臺灣的年輕人都在做的工作。
新京報：在學術與政治之間，似乎很難只專注於前者。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許倬云：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對知識分子來說始終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我今年80歲了，我有時候回想過去，我一輩子不能說有一半的時間花在關懷社會問題上，寫社論，寫專論，但是，花十之三四的時間還是有的。如果我把這些時間花在書房裡，我想我的貢獻可以比較像樣一些。但是，我不悔，求心之所安。正如佛教故事，樹林失火的時候，鸚鵡因為曾經在山裡住過，用翅膀灑一點水來救；無非盡一點心而已。
我願意往樂觀的方面看
新京報：有學者認為，五四運動基本上只是少數知識分子的事，在大眾中造成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當年《新青年》的發行量，最高時也不過一萬五千份。
許倬云：火柴雖小，但可以燎原。當年《新青年》雖然只是一份刊物，但是影響很大，各地都有大學生、中學生、甚至高小的學生，他們討論，傳播，出壁報，印文件四處散發，還有各個大學各種各樣的辯論，影響到全國各地的中學甚至小學。這是一個火種，能夠引起燎原之勢。
《新青年》雜誌，第2卷第1號
新京報：從這90年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來看，五四的遺產哪些方面得到了繼承？哪些方面又有所不足？應該如何改進？
許倬云：白話運動成功了，這是五四最大的成就。現在，自由、民主、科學已成了大眾公認的價值，這個理解也是過去沒有的。我們要繼承下去，假如有人願意，應該一代一代加以補足。在這些方面，我願意往樂觀的方面看。中國一直在改變，由於五四開啟了大家的心竅以後，我們現在不可能回到皇帝制度，不會認為專制是應當的，不會以為集權是非有不可的。
新京報：在思想史上，五四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傳統的現代化轉換問題。現在，傳統文化日益受到重視，那麼，有哪些傳統可以完成現代轉換？應當怎樣實現這種現代轉換？
許倬云：中國傳統對世界的未來來說最有用處的，就是我們的文化不以神為基礎，而是以人為基礎。人求得自信、自知、自重、自尊，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這是最值得推廣的部分。對神的信仰必定要有一個盲目的信心，神如果是在古代的宗教上發展出來，經不起今天的生物學、天文學、心理學的考驗，「人」的理解，卻經得起所有的考驗。這一個成分是最值得提供給中國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用。
今天，因為神在死亡，所以，依附在神的觀念上的道德價值和信念都在垮臺。這次金融危機，導致了人對人不信任，人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別人。資本主義的基礎是人跟人彼此信任。這個基礎一垮，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就垮下來了。所以，我們要重建今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都要正面面對人的現象，重建人對自己和他人的信念。這是我幾十年來一直堅持的信念。
知識人的責任所在
新京報：五四運動同時包括很現實的政治關懷和很深刻的文化關懷，這就給後來的知識分子留下了一個問題：以社會責任而言，知識分子在社會重建中究竟應該在哪些地方起作用？
許倬云：知識分子包括以學術為志業的人，以及從事文化建設和傳播的人。以學術為志業的知識分子應該在知識領域拿已知的部分推動未知的部分，把已知的部分傳達給社會。文化知識分子要在人類已經造成的文化事業上，取其美好、精華的部分，繼承下來，推廣出去，將人類的文化不斷地提升。
新京報：在當下，一批學者「為學術而學術」鑽進象牙塔。另一方面，部分學者對社會問題非常關注，他們運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對公眾事務發言，他們的這種做法無疑在改變人們的觀念上有很積極的影響。您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選擇和兩難？
許倬云：《左傳》裡面有一個故事，魯昭公出亡，兩批臣子，一批留在國內，保持國家的維繫；跟著他走的人，奉著出亡的國君，使他還是一個國家的象徵。行者、居者都盡其力。普及和專注，出和入這兩種知識分子都需要。入的人有專注的工作要做；出的人也要做傳達和輸送的工作。
我晚年做的基本上都是傳達和輸送的工作。我的《萬古江河》傳達了上千篇許多專業同行們幾十年來的研究成果。每個人儘自己的能力、性情去做自己的選擇就可以了。入的人要常常警惕自己，不要脫開了時事。
如果今天我拼命去摳一個已經死掉的字，在古代和今天一點意義都沒有，這是個學術工作，白首窮經可以做這件事，但是，對別人有何裨益呢？出的人如果整天做轉述工作，自己的基礎都沒有打好，他不是浮萍嗎？打基礎不能單單說打到實施就拉倒的，一輩子無時無刻都要墊高，夯實。擔任轉述工作的前提，乃是自己必須具備一定的看家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