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大家好！今年我們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我個人認為，也許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起來回憶和思考我們的鄧小平，這個改革開放事業的創始人和最高領導人。
我第一次給他做英文翻譯，是1985年8月28號上午，他會見一位非洲領導人，當時外交部的領導和我們幾個工作人員，就提早到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10點開始，小平同志就提前20分鐘到了會場，跟我們一一握手。那麼他跟我握手的時候，他簡單地問了一下。他說：「是哪裡人？」我說：「上海。」他就微笑地問我說：「知道霞飛路嗎？」
霞飛路就是淮海路，當時是法租界時候的名字。鄧小平在20多歲的時候在上海做地下黨的工作，是我們黨中央的秘書長。當時中央領導都是單線聯繫，鄧小平作為秘書長把所有的地址電話，都要記在腦子裡，所以他是記憶力非常強的一個人。
我後來也觀察鄧小平，也研究鄧小平，發現他實際上從16歲，他從上海坐船去法國勤工儉學，然後到26歲，這個10年，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裡度過的。他在法國主要是裡昂和巴黎，然後經過柏林到莫斯科，留學了一年，學馬克思主義。
然後回國之後，1927年，是先在漢口，然後就在上海，當時黨中央機關移到上海來了。
我自己感覺就是，他有一種「城市情懷」。他對上海這個城市也特別有感情，他最後晚年連續7年春節都在上海度過的。我可以想像，他那時候才20來歲，在世界大城市裡闖蕩，恐怕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因為大城市往往比較勢利、比較浮華。但我想一定就是大城市的某些方面，對他也有觸動。
如果我們講現代化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商業文明，或者農村轉向城市的話，也許他這種大城市的經歷，闖蕩世界的經歷，使他與眾不同，使他成為那一代紅色領袖當中，一個最具有現代化的精神的領導人之一。這點我感觸是蠻深的。
如何評價一個領導人？我想關鍵是看他為這個國家做的選擇，或者叫抉擇。我自己覺得就是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或者中國發展的三個關鍵時間節點上為中國做了三個重要的戰略抉擇。這三個抉擇奠定了中國成功崛起的基礎。
第一個時間節點是1978年，他提出改革開放。實際上也是有其他選擇的，比方說當時也可以選擇，我叫做略微調整過的這種蘇聯模式，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加點市場調節，但是不去擁抱全球化，不去擁抱市場經濟，不要說網際網路了。
但是鄧小平他的眼界很高，他對這個世界比較熟悉。特別1978年，他當時密集地訪問了一系列國家，包括新加坡，他深深的被觸動，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包括日本，他感覺中國落伍了。對鄧小平來說，他要建設一個經得起比較的國家，經得起比較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所以他決定大規模地改革開放。現在看來，1978年這個決定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國運。
第二個時間節點就是1989年，當時有個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很多人不知所措，失去了政治定力，但鄧小平一錘定音，強勢回應了親西方勢力要推倒人民共和國的這種企圖。現在回想一下也是，如果當時不是鄧小平一錘定音的話，恐怕我們的政治體制會崩潰，我們的國家可能會走蘇聯崩潰的這條路，根本談不上今天中國的崛起。
那麼第三個時間節點就是1992年的南方談話。現在我想想也是蠻有感觸的，因為蘇聯解體是1991年12月25號，南方講話他去南方當時叫南巡，也就是說20來天他就去南方。
為什麼？因為，當時蘇聯解體東歐崩潰的時候，國內也是一片悲觀聲，很多人在質疑，中國這面紅旗還能打多久？但鄧小平做了一系列的判斷，在蘇聯解體前三個月他有一次內部講話。他說：「現在歷史正在出現大轉折，這是我們的機遇。」這是鄧小平非常鮮明的特點，每一場困難、危機他都看到機遇，就是大的機遇一定要抓住，他可能覺得當時周邊同志沒有看清楚，所以他到南方去呼籲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市場經濟是個中性的東西，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可以為資本主義服務，我們要它為社會主義服務。現在證明鄧小平的抉擇是有遠見、是正確的，我們成功了。所以我覺得，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做的三個戰略抉擇大致上確定了中國全面崛起的方向方位。今天我們講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實際上，這就是九二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內容。現在我們講不走改旗易幟邪路，這就是八九對政治風波的處理。
我們講我們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這就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選擇。所以這個總結也是非常到位的。
那麼這邊我再跟大家回憶一段經歷。我最近完成了一本書稿，就是回憶鄧小平的。我今天講的不少內容來自於這本書稿。其中有一段經歷，我沒有跟別人說過，這次可以跟大家簡單的談一談。
我是在1985年9月18號那一天，我上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見了鄧小平。當時我是陪加納國家元首叫羅林斯，然後晚上我們的飛機就飛到廈門，見到當時的副市長習近平。而且9月18號那天很有意思，為什麼？當天是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實現了初步的新老交替。當時我們的葉劍英元帥、鄧穎超等十位我們的中共的元老退下來了，然後李鵬、吳學謙新的一波進政治局了。
鄧小平是那個會議的開幕式結束之後，從人民大會堂步行走到福建廳，我們在那兒等他，然後見羅林斯。整個會見談的是人才培養、人才發現和有序接班。會談要結束的時候，羅林斯主席告訴鄧小平說：「今天下午我們要去廈門特區。」因為他對特區非常感興趣，鄧小平就問他說是要待多少時間，他說一天。鄧小平說這個太短了，後來很有意思，鄧小平講了這麼一段話：「也比不看好，聽過槍聲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是不一樣的。」
這句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下午我們就坐專機去廈門了。我記得當時加納元首羅林斯就問習近平，習當時應該是32歲：「你們有深圳特區，現在廈門也是特區，有什麼區別？」
我記得當時習這樣說的，他說深圳它是靠近香港，和香港有很多的聯繫，廈門靠近臺灣，和臺灣有些特別的歷史淵源。那麼羅林斯也很聰明，他也悟出來，他發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他說是現在我理解鄧小平搞這個特區，不只是從經濟角度考慮，也是有比較深遠的政治考慮的。這個理解是對的。
那麼回到剛才鄧小平講的「聽過槍聲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是不一樣的」。實際上就是我們講的「讀萬卷書，行萬裡路」。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做學問、讀書很重要，同時一定要實地考察做調查研究。我自己實地考察過70多個發展中國，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是兩種模式，一種是全盤照搬西方，一種是全盤否定。
西方全盤照搬西方的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我叫做上下結構脫節。上層結構它的議會國會，討論的跟西方的議會國會一樣的問題，同性戀權利、廢除死刑，甚至動物權利等等等等。但是，底層是一個非常原始的社會結構和非常原始的經濟基礎，所以最終是老百姓民不聊生。這種情況非常嚴重。那麼全盤否定西方也這個問題，就是往往是民粹主義非常嚴重。經濟發展不起來，沒有市場沒有技術，所以這兩個選擇都沒有成功。
你比方說前一種選擇，我想到典型例子就菲律賓，五六十年代還是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現在變成最貧困的國家之一。第二種例子我想到就是查維茲的委內瑞拉，都沒有走好。那麼1985年的時候有一個非洲領導人曾經問過鄧小平說：「怎麼跟西方打交道？」鄧說：「四個字，趨利避害。」中國這個模式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就是趨利避害模式。
今天我們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大膽地、公開地、熱情地擁抱全球化的國家。很大程度上我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麼為什麼其他這麼多的國家成了逆全球化或者反全球化的這種國家？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後來想一想，恐怕和鄧小平的抉擇有關係。當時西方拼命地推銷全球化，但他推銷的那個全球化，是在世界範圍內不光是經濟全球而且政治全球化，包括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等等等等。有些國家就跟進去了，結果就導致了災難。鄧小平非常明確，他對全球化的界定是經濟全球化，對政治全球化我們要慎之又慎，乃至抵制。
鄧小平非常明確地講了，今天的世界市場被西方佔得滿滿的，我們怎麼打進去？所以他在這個場合上講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我們一定要靠自己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才能夠這樣崛起起來。所以，這個趨利避害的方式，讓中國成了為數不多的，真的是佼佼者。而且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參與全球化的受益者，這個太重要了。
西方很多國家實際上是巨大的受益者，在於它內部政治制度的問題，使它這些超級跨國公司獲得的利益沒有能夠在國內得到很好的分配。導致就是中產階級縮小，美國中產階級最高的時候佔人口70%多，現在我看到的多數指標認為是50%以下了。
你可以感受到為什麼川普這樣的人會上臺，民粹主義會得勢，跟全球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造成的問題有關。
另外就是跟轉型經濟國家比較，實際上我是不太喜歡這個詞，指的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世界銀行老用這個詞。但我一下子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我們姑且用之。主要指前社會主義國家。我也走了很多，幾乎都去過。這些國家大致上是兩種模式，一種是激進改革的模式，最典型例子就是戈巴契夫；一種是保守改革模式。激進改革模式特點是什麼？就是我叫「雙休克療法」，政治上一夜之間廢除所謂一黨制，然後實行多黨制，搞一人一票，經濟上一夜之間搞私有化市場，但結果是災難性的。
我記得我1990年的時候去蘇聯訪問，當時我到蘇聯最大的百貨商店，在紅場叫古姆，我都沒有看到過就是這個市場所有的櫃檯空空如也，沒有東西的。餐館排著長隊最後排到以後說，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吃了。所以老百姓怨聲載道。
當時陪我的是一個蘇聯社科院的小夥子，他說張老師，我給你講一個我們最近流傳的一個政治笑話，他說：「戈巴契夫幹得太差了，一個人說我得去把他給幹掉，他拿了一把槍去刺殺。他走到克裡姆林宮很快就回來了，人家問他說，老兄，你完成任務了？他說，沒有，克裡姆林宮前排著長隊，人人一把槍。」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自信的領導人，口號是政治改革壓倒一切，結果是經濟崩潰了。
那麼保守改革模式也沒有做好，這特點是不擁抱市場經濟，不擁抱全球化，不擁抱網際網路，非常封閉，一個經不起比較的一種制度和生活水平。
這使我想起了我當時在外交部翻譯時，因為我們給領導做翻譯，可以看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的記錄，那麼我記得他當時，1982年和金日成有一個談話。
當時金日成說，我們朝鮮經濟很困難，但是我們在想辦法改善經濟管理的方式，他說巴基斯坦的總統叫哈克，提到一個事情，他說我們巴基斯坦的科技人員發現，就是養鵪鶉比養雞划得來，因為鵪鶉蛋的營養是雞蛋的四倍。後來我就看小平怎麼回應，小平的回應是我們還是在考慮思想和政治路線的問題。也就是說一般的社會主義國家多數考慮是小打小鬧的調整，而鄧小平是改革，考慮的是非常深刻的、大規模的、全方位的改革，建立一種經得起比較的制度，使中國成為經得起國際比較的國家，所以這個抉擇我覺得非常之重要。
我把中國的模式稱之為是穩健的改革模式，也就是以經濟改革為主，政治改革也很重要，但是一定是輔助性的推動經濟改革。同時不讓政治機器空轉，一定要最終落實到人民生活的改善，我叫民本主義的模式。
當然，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只是指就是物質生活，現在也包括精神生活，包括人的尊嚴、人的權利等等，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還有就是和西方國家有比較。西方國家這麼多年來拼命在全世界推銷他的民主制度，我叫做民主原教旨主義來推銷它那個市場經濟，我叫做市場原教旨主義。西方發明了很多的陷阱，我們都聽過，「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很多是忽悠人的。
實際上我說過去40年主要就是兩個陷阱，一個就是民主原教旨主義，一個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陷阱，如果你不幸地墜入這個陷阱，要麼國家崩潰，要麼國家走衰。如果由於種種原因你克服這兩個陷阱基本上就成功，中國就是這樣的例子。那麼對於西方的民主制度，鄧小平的見解是非常深刻，也是很生動的。
他說過很多次，美國不是講三權分立嗎，他說：「我知道，我知道，你們是三個政府互相打架。」今天《歷史終結論》的作者福山說：「美國是『否決政治』。」三個政府打架，鄧小平30年前就說了。
今天川普總統說Fake News假新聞，鄧小平30年前怎麼說的，「一批撒謊的人在做事！」他指美國之音，Fake News 30年前就說了。還有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當然導致的結果就是經濟危機。
像美國百姓的財富銳減，一般有不同的估計，降低了1/5，有的說1/4。我覺得這是很慘重的教訓。比較下中國採取什麼制度，我叫制度創新的模式，這個模式是蠻厲害的，政治上我把它稱之為「選拔加選舉」，這個模式還在完善之中。但是比西方光是靠選舉的模式厲害，一比較就比較出來了。經濟上我是混合經濟的模式，市場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混合，國有經濟、民營經濟的混合，戰略規劃與市場的活力混合。
我不是說我們做得十全十美。我們有自己的問題，但是肯定是比美國這種新自由主義模式要成功得多。一個簡單例子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多年過去了，中國沒有經歷過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我們經歷過很多困難，但西方主要國家甚至小國都經歷過了，然後老百姓財富的銳減，我們財富是普遍地增加。
社會方面我們是社會、政府的比較良性的互動，這跟西方特別美國這種對抗的模式，是不一樣的，我們的效果更好一點。
兩個多禮拜前我是在美國，當時紐約市長說是我們25年來，第一次實現了整個一個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沒有槍擊案，然後到第四天又有了。也就是說你這個政府，對老百姓關切的問題回應，已經非常之緩慢了，甚至沒有回應了，整個控槍問題議程設計，完全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
相比較我們政府對於百姓關切問題的回應是相當快的，當然我覺得這個回應，要注意到人民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否則也容易演變成民粹主義。我覺得這方面我們也有改進的餘地。但不管怎麼樣，肯定是比美國現在做的要好。
最後我還想談一點，就是鄧小平的思維方法，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學習。他有三個很顯著的思維方法，一個我叫做長線思維。他是一個為數不多的能夠做長時段的戰略思考的大政治家。那麼最有名的就是他的「三步走」：1980年到1990年，1990年到2000年，2000年到2050年。我們今天實際上還是在這個大的方向上進一步細化，我們提前完成了他的很多目標。而且我非常高興，我們今天的領導包括習主席還是在這樣長線的思考。民間有個說法說習近平是擁抱2050，擁抱新技術革命、新工業革命，川普是擁抱1950，恨不得就是水泥工廠、紡織工廠、鋼鐵工廠，他都要重新建立。
那麼另外一個是底線思維，我覺得非常重要。有一次鄧小平談話給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談到我們中國和越南之間那場自衛反擊戰。當時外國客人就問他，說你們當時有沒有擔心，蘇聯當時是越南的盟國支持越南的，比中國武力要強很多，蘇聯會不會幹預？
鄧小平抽了一口煙，然後說，蘇聯是個超級大國。但是他說：「一個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來，怎麼敢打中國？」底線思維就是把事情推到最壞的局面，看能不能應對，能夠應對我就出牌了。你仔細看我們今天也是這樣的，我們在南海問題上、東海問題上、兩岸關係問題上，習主席都是一錘定音，這背後是透徹的底線思維。
第三個我叫多線思維，就多角度的思維，英文叫做sophisticated。這個詞中文不太好翻，我把它翻譯成「成熟的心智」。因為你整個看我們改革開放40年，很有章法的：先農村、後城市；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後社會、後政治。這個叫sophisticated。
兩個禮拜前我在哈佛大學做過一個演講，當時在演講之前，我們跟哈佛幾個老師一起共進午餐，他問我怎麼看川普？我說，這樣吧，讓我引用你們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話。拜登是這麼說的：「Please grow up！」快長大，就心智不成熟，真這麼回事。我看彭斯那天發表演講，我人在新加坡，看得出他很不自信，講的話他自己都不信，什麼中國政府動員所有的國家集權要顛覆美國政府。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他這個政府也是not mature 不成熟。
另外我覺得多線思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凡是碰到危機的時候，把它看作是機遇。他們有人問我的，說是中美爆發貿易戰，如果鄧小平健在會怎麼樣？我覺得，鄧一定看到又一個機會來了。我們是打一個布局，打一個漂亮的自衛反擊戰。如果對方頻頻失誤，我們說不定還可以打成一個淮海戰役。真是這樣的！我們現在處理的也不錯，有理有力有節，很有定力。因為時間在我們一邊，市場在我們一邊。我的結論就是，中國基本上做到了鄧小平原來設想的，就建立起一個經得起比較的國家，經得起比較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經典的標誌就是我講的話：「一出國，就愛國！」
2014年時候《觀視頻》，替我做了叫《中國人，你要自信》，這個視頻傳播得很廣，網上數億的點擊量。當時我在視頻裡我這樣說的，我說以我自己的估計，至少70%的人一出國就愛國，現在我可以很自信地說，這個比例至少80%。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90後已經加入了出國看一看的大潮。我真的有時候不好意思講美國，我兩個禮拜前我到洛杉磯，我去美國洛杉磯去得少，這次是30年之後再一次去，沒有什麼變化。那個高速公路我真是不好意思講，不如我們的貧困縣。真的，水泥的路面全是坑坑窪窪的，關鍵是我擔心美國，怎麼把這高速公路修一修，太難了。各種既得利益全部綁架住了，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阻礙，什麼是加州人民的共同利益，什麼是洛杉磯人民共同利益形不成。所以修個高速公路你要打多少官司，非常非常之難。所以這也是一個例子說明，就是一出國，就愛國。是很好的說明這一點。
我們今天留學生回國也成為主流了，85%以上，我們今天向外輸出的遊客出境人數已經1億3千萬人次，99.999%都回來了。背後就是他們出去一比較，還是我們這個國家好，儘管不是十全十美，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覺得鄧小平這個理想，已經初步實現了。總之，回望過去40年感慨萬千，我們不是沒有犯錯誤，不是沒有磕磕碰碰，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在重大的方向性的戰略選擇上做出正確決定。而且鄧小平在這當中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
所以中國今天確實實現了全方位的崛起，那麼我想今天，我就用這麼一個小小的演講，和大家一起來緬懷這位改變了我們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人，一位改變了我們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包括在場命運的人。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