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古書難讀，學校裡的語文教育，對於文言文知識介紹的比較簡單，側重於敘事的較多，一般了解的是人物和情節。對於較為艱深的文獻解讀，是中學語文教育所不能勝任的。更不用說關涉到從古文字入手探究古代思想社會的學術研究了。
為了普及古代賢人聖哲的思想，弘揚優秀的中華文明，講求修身治國之學，培養為人處世的君子作風，有需要將那些艱深難解的古代語言翻譯為準確流暢的現代漢語。這個工作是很有必要的。由如下幾個原因：
一是術業有專攻，讀者大多數不是專家，古代文獻讀不懂。
二是普通讀者即使想讀懂古代的一些文章書籍，也沒有時間自己摸索探尋。
三是文化需要普及，殿堂文化需要轉譯為民間文化。這是弘揚中華文明，提高國民素質的需要。
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出現過一股古文譯白話的熱潮，各種對古代經典進行譯註翻譯的書籍層出不窮，對於普及古代文化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要把古文轉譯為白話文，並不簡單。明白是一回事，準確表達是一回事。要想準確的翻譯，不僅牽涉到理解，而且牽涉到學養。所以，由古文到白話文的翻譯並非易事。
那麼，其中有什麼標準嗎？有，這就是嚴復先生提出的信達雅。嚴復字幾道，是留洋深造過的傑出人才，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文中他創造性的將原英文轉譯為中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觀點，極大的推動了當時社會思潮的進步，成為當時有志青年據以改造舊世界的有利武器。文中有導言《譯言例》一篇，其中嚴復將翻譯的標準確立為信達雅，雖然他是站在英文與中文對譯的角度總結的，但對於把古文翻譯稱文言文同樣有用。
信達雅三者密不可分，所謂信就是貼近原作者，代作者立言。達就是通達，如果句子不通順，譯了也是白譯，照樣看不懂。雅就是典雅，嚴復先生特別指出：用文言句法表達容易，用現代白話很難典雅。在這裡他特別提出了古文典雅，俗語粗俗的特點，當然這與舊知識分子接受的傳統教育也密不可分。在梁啓超之弟梁啟雄所著《荀子簡釋重印序言》指出：古今文法本不相同，加之古人簡冊契刻，物力艱難，故下筆簡約，若按古文句直接譯出，與現代語法不合，不通。若純粹用現代漢語譯出，確能明白曉暢，但未必為古人足意，就會失真。可謂是切中肯綮了。
的確，文言文的典雅來源於它的特定文法特點，若去掉這種形式，就很難體現出來了。本來很嚴肅的一個話題，換成大白話不僅索然無味，而且變得粗鄙了。語言不單單是用來交際的，她必須具有外在的形式，同一種意思，經過文言加工後表達和大白話說出來肯定是有區別的。
不僅中西文化的差異導致某些句子無法準確翻譯，僅就古文譯為白話來說，也並不容易。單字還好說，一旦進入句子層面：句序、省略、句式都是需要考慮的，這還說的是散文。若是古典詩歌，那就更難了。當把一句句古詩譯成白話時，意思是明白了，但是古詩已經死亡了。作為古典詩歌的音律節奏，含蓄委婉已被徹底打破，美是存在於形式之中的，離開了形式，那種美也就被破壞掉了，所以古詩不可翻譯。
其實，古代的翻譯被稱為訓詁。訓，就是順，用現在的話疏通古文。詁，以今言釋古語。簡言之，訓詁就是以通語（如現在的普通話）釋方言，以今語釋古語。因白話文始興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此前古書的訓詁都是以文言詞語為主流，此即為註疏章句之學。儒家的十三經就是由經和注、疏、章句組成。經為本，為源，註疏章句為枝、為流，共同形成中華文化的根苗。
最後，我們以嚴復在《天演論》開頭的一句話，作為結束，以表示先生對我國近代翻譯事業所做出的的偉大貢獻：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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