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對立的就是首先體現在德國陸軍尤其總參謀部中的所謂主戰派，他們明顯表現出對預防性戰爭的傾向性。其基本理由便是：德國的處境在將來可能或很可能變得更加不利，首先是有侵略意圖的對手會變得更強大，因此德國應該在形勢變得更糟之前及早開戰。
他們認為，德國並非不可能速勝，及早開戰有助於爭取最大程度的速勝機會；即便及早開戰不會帶來速勝，會讓德國付出重大代價，德國如果坐等時間流逝，在遲來的戰爭中可能會更被動。尤其是，鑑於對手在變得更強大時很可能主動發難，德國及早開戰是即便痛苦但仍屬更優的選擇，該邏輯就隱含在曾在陸軍部中長期擔任要職的弗蘭茨·馮·萬德爾（Franz von Wandel）將軍的如下感想中："我們永遠不會不為戰爭所累，但我們的敵人將不懼後果地強加給我們一場戰爭。"
主戰派還認為，德國早先曾按照預防性戰爭邏輯行事，並且獲得了成功，如今只是複製先輩的經驗。比如，施利芬在1909年指出：一旦俾斯麥看到戰爭不可避免，他就毫不猶豫地接受，也沒有通過談判去推遲戰爭的發生：在1866年，針對德國的大陸同盟已在籌劃之中，但該企圖被戰爭及時挫敗；1870年的戰爭就是一場預防性戰爭，旨在打擊對德國的威脅性包圍。
前後兩位總參謀長施利芬和毛奇都是主戰派的主要代表，按照前者的說辭："德國身處不利境地之中。儘管它無意進行徵服，但當圖謀報復的敵人在其巢穴中等待出擊的最佳機會時，它不能靜觀。攻擊是最好的防禦，德國在必要時必須自由使用該手段。"
不論普魯士人是否在德意志統一過程中曾實施預防性戰爭，從德意志帝國建立之時起，預防性戰爭念頭在德國國內尤其軍方內部就一直存在。如第四章所述，俾斯麥也難言排除了預防性戰爭選擇。在他下野後，雖然預防性戰爭想法仍在軍方中存在，而且法俄同盟也已出現，但鑑於種種因素，比如法俄尤其俄國的戰備仍令速勝缺乏把握、德國國力在快速上升、德國與法俄的關係相對平靜、法俄協作尚顯鬆散、法俄由於受到對英矛盾的牽制也不太可能進攻德國，德國當局並無預防性戰爭打算。
該時期中也未發生以德國為主要相關方的國際危機，若有這樣的危機出現，這也可能誘使德方將開戰作為一大現實選擇。在1904年後，主戰派對開戰則顯得更迫切了。一方面，他們強調日俄戰爭後俄國的虛弱為開戰提供了良機；另一方面，他們強調德國的處境可能由於英法俄戰備的加強和相互協作的增進等而變得更不利。幾次危機在他們看來都是德國開戰的適宜機會，而他們在其中也表達了開戰意願。
如前述的第六和第七點所示，俄國因日俄戰爭所致的虛弱是非主戰派拒絕或想推遲戰爭的重要因素；但在主戰派看來，它是開戰的一大理由。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在於，主戰派強調德國未來處境很可能變得更加不利，非主戰派則如前所述帶有某種樂觀。那麼，為何有這種對國家未來處境認知上的差別？如第三章所述，導致主戰派軍人有更多不安的特殊原因至少有二。
一是，作為主管軍事問題並更多知曉他國軍事訊息的專業人士，他們更了解贏得戰爭尤其實現速勝的困難，相應地更急於在時機更有利時及早開戰。二是，或許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他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促於與軍國主義密切相關的軍方對自身職業和組織的自戀：若在形勢變得更不利前開戰，德國軍隊自然更有機會去守護戰爭的現代價值和德國軍隊的榮譽。
即便速勝不能實現，在一場長期大戰中拼死一搏也被認為勝過因對長期大戰的恐懼而怯戰退縮，從而否定戰爭的崇高價值和犧牲德國軍隊的榮譽。與德國案例大體吻合，傑克·利維（Jack levy）也點評了軍方態度對於一個國家是否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影響："對於預防性行動的壓力更可能來自軍方而非文官。……他們對於對本國安全的軍事威脅更敏感，更易於作出關於最壞情況的分析，更擔心軍事資產的長期性走衰，而且也許更願意訴諸極端方案以規避軍事力量的進一步走衰。儘管軍方的壓力極少單獨構成預防性軍事行動的充分條件，它可能非常近似於一個必要條件。"
在德國軍方中，總參謀部更是預防性戰爭聲音的首要淵藪，這自然也與總參謀部的負責作戰職能、對他國軍事訊息的更多了解以及相應的對外來軍事挑戰的更多敏感有關。施利芬和毛奇都是預防性戰爭的鼓動者，其身邊的軍官們也大體如此，甚至比其長官更積極，比如在1905—1910年間擔任總參謀長第一副官的威廉·馮·多梅斯。
不過，相比於在擴軍問題上的分歧，陸軍部和軍事內閣的長官們在預防性戰爭問題上與總參謀部的分歧也明顯要小，主戰聲音在他們身上也佔據上風。他們作為軍人也了解速勝的困難，也有著對自身職業和組織的自戀；對其中那些不支持大規模擴軍的軍人來說，如果不想進行大規模擴軍，適時開戰也許就是一個不得已的替代性選擇了。
主戰派並非不知曉或不理解非主戰派對開戰持保留態度的基本理由。但在他們看來，德國在將來很可能更缺乏戰勝對手的能力，更容易遭受戰事不順帶來的重大代價，法俄在將來很可能成為更嚴重的威脅，避戰情況下對外關係的前景很可能更對德國不利。他們當然也希望英國在戰時奉行中立，但不願為了謀求或等待它而遲遲避戰。他們強調英國因陸軍實力相對有限而難以在歐陸對德國構成直接的有力掣肘，也不在意英國海軍對德國的挑戰，多為陸軍成員的他們也不那麼關心德國海軍在對英戰爭中的命運。他們也認為，國內輿論對戰爭的支持和奧匈的參戰具有重大意義，但不認為這些方面的困難足以成為避戰的理由。
在1912年後，德國當局對預防性戰爭的態度又有了新變化。一方面，主戰派的聲音變得更迫切；另一方面，非主戰派的聲音在變弱：他們雖然還不能說變成了主戰派，但對戰爭的接受度上升了；換言之，他們對和平是否能夠維持或值得維持的懷疑在上升。該變化的首要原因是，在他們看來德國面臨的外來挑戰正在加強。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點。一是，雖然英德關係有所改善，但德國與法俄的關係沒有改善，總體上反而變得更脆弱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機提升了德法間的對立情緒，民族主義勢力在該背景下也更多地影響了法國政府，德法關係一直較冷淡。
德俄關係則由於兩國在近東矛盾的上升而趨於緊張。若就在一戰前十年中非危機狀態下的德法關係和德俄關係而言，它們在一戰前兩年中是處於最低點。二是，盟國方面的情況愈發令德方擔憂：奧匈的頹勢未見扭轉，其生存危機在加重，義大利的忠誠度仍令人懷疑。三是，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英法俄的力量和協作看似在加強。比如，法俄協作在加強；英德關係雖有改善，但英國與法俄的協作看似也未減反增。尤其是，德國與法俄的軍力對比在德方看來正變得對己不利。法俄在一戰前兩年中推出了若干重要的戰備措施，尤其是俄國在1913年推出了大規模戰備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