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森：大歷史觀視閾下的中國道路
學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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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對中國道路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研究上，而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從漁獵採集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發展變遷的角度，對中國道路的經驗和教訓的研究，還是一片空白。在大歷史觀的視角下，通過對中國農業文明道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比較，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通過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道路，是一條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世界意義。
〔關鍵詞〕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歷史觀；現代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九十多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在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得來的，是在對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1〕「六個得來」的概括，是在大歷史觀視閾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作出的科學判斷，為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如何運用這一視角，去研究和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而在理論上徹底回答「中國道路從哪裡來？身在何處？走向何方？」的重大問題，是當前理論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
一、軸心時代：中西道路的早期分野及中國農業文明的輝煌
不管農業革命是不是一個「陷阱」〔2〕，在經歷了大約250萬年漫長的採集及狩獵生活之後，伴隨著最後一個冰河時代的結束以及其所帶來的氣溫回暖和降水增多，地球進入到動植物生長的旺盛期，這為農業革命的產生提供了前提。「這一切大約1萬年前全然改觀，人類開始投入幾乎全部的心力，操縱著集中動植物的生命。從日升到日落，人類忙著播種、澆水、除草、牧羊，一心以為這樣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穀物和肉類。這是一場關於人類生活方式的革命：農業革命。」〔3〕這場革命，由於氣候和地理位置等原因，集中發生在赤道至南北回歸線附近的區域，尤其是以亞歐大陸東端黃河中下遊地區和地中海東岸的新月地帶。
(一)殷周之變及中國「重農抑商型」農業文明道路的開闢
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大致相同，中國也大約在公元前7000年發生農業革命，進入到農業社會。中國最早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其歷史功績大約都和對農業文明發展的貢獻密切相關。由夏及商，中國農業文明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階段。殷墟的發掘，使我們對商朝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應該說，商朝的農業、手工業都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出現了黍、稷、稻、麥等糧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經濟作物，特別是青銅器的製造，已經達到十分高的水平。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品交換的發展，產生專門從事各種交易的商販。特別是商朝貴族依靠高度發達的青銅器而進行的貿易，更使得商朝獲得大量的財富，商朝也因此被稱為「大邑商」。
但是，在從商朝到周朝的歷史過渡中，卻出現了劇烈的社會轉型。這一轉型，很多歷史研究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但是卻影響了之後中國幾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走向。對這一重大歷史轉型，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4〕這裡的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是指從周朝開始，建立起「立子立嫡」之制和分封子弟之制，並由此產生宗法制和喪服之制，「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於是有宗法、有服術，而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則賢才得以進；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別嚴。且異姓之國，非宗法之所能統者，以婚媾甥舅之誼通之。於是天下之國，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諸國之間，亦皆有兄弟甥舅之親；周人一統之策實存於是」〔5〕。在這些制度施行的基礎上，以「親親、尊尊、賢賢、男女有別」為核心價值觀的新文化得以興起，並蔚然浩蕩成洋洋大觀的《周禮》。王國維所謂「由是制度，乃生典禮，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也」〔6〕。從中可以看出，從殷商到周朝，中國社會制度和文化經歷了劇烈的轉型，但是可惜的是，《殷商制度論》僅僅從制度和文化的角度，而沒有更進一步從經濟的角度，對這一劇烈的社會轉型作出考察。而中西道路的早期分野，恰恰隱藏在殷周之變的經濟轉型之中。
殷周之際的經濟轉型，表現在從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共同發展向「重農抑商」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正如前文所說，隨著農業文明的發展，商朝的商業和手工業也開始逐步發展起來，尤其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青銅器製造業已經十分發達。及至商朝末年，發源於渭河流域、從事農業生產的「小邑周」，在周文王的帶領下，依靠德政，逐漸在諸侯國中取得威信。依靠德政，「小邑周」在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帶領下，在牧野之戰中打敗商軍，取得了天下。周朝的統治，首先面臨著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在西周之前，中國人形成了「天道觀」，認為天是一切權力的來源，因此，遵守天道，依照天道行事，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謂「天人合一，謂之聖人」；違背天道，則會天怒人怨，要遭受天譴。由於天的權威的神聖性，世俗的統治者稱自己為「天子」，強調自己「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而且這種授權是無條件的、無法改變的。這種絕對化的君權天授觀念，是西周統治者不得不回答的時代之問。
對這一時代之問作出回答的是周公旦，其所提出「以德配天」思想，把天命轉移的原因引向人間，提出天心自是民心、天道亦即人道，實現了天道和人道的融合，在為天命轉移提供理論支撐的同時，也實現了中國社會傳統政治價值觀從神本向人本、從祭祀文化向禮樂文化、從神權政治向倫理政治的轉變。自此，「作為一個整體，民眾就是『天下』，恢弘、遼闊，觸手可及而又深不可測。因而『天下』作為一種政治遺產被理解為民心的向背，得天下主要不是指獲得土地山川，而是指獲得天下民眾的認同」〔7〕。
在解決政權合法性的同時，周朝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提出完整的禮治的觀念，建立起以「親親、尊尊、賢賢、男女有別」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封建宗主社會核心價值觀。這一核心價值觀及其一整套的禮治思想，在軸心時代被孔子進一步的發揚光大，成為統治中國社會其後幾千年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這一思想，由於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因此，在其價值觀念體系裡，一直存在著「重農抑商」的觀念，其職業觀念也是按照「士、農、工、商」的序列進行排列。這一方面導致了中國創造出世界上最輝煌燦爛的農業文明——當然，這也和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幅員的廣闊性和生物的多樣性，為農業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十分廣闊的空間和戰略縱深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使得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商業文明一直沒有發達的文化根源，導致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
(二)古希臘文明及西歐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文明並重道路
在亞歐大陸的兩端，農業文明發生的時間比中國還要早一些。在地中海東岸，曾經被《聖經》稱為「流著奶和蜜的地方」——新月沃地，成為人類農業文明最早的發祥地，並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如何從興盛走向衰落，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結論[注]。但是，古巴比倫文明的衰落並不意味著它的消亡，它的文化基因一直還在，並在和起源於尼羅河的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交融後，催生出希臘文明，而希臘文明一般被認為是西歐文明的源頭。
古巴比倫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希臘的復活，使得希臘這個地中海的島國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大放異彩。希臘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南端，境內多山，缺少開闊平原，農業發展自然稟賦很差。在這種條件下，希臘只能走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並重的發展道路。希臘半島不宜農耕，卻因為溫和的地中海氣候，適宜果樹的生長而盛產葡萄、橄欖和無花果。葡萄可以生產葡萄酒，橄欖可以製作橄欖油，無花果可以製作無花果乾，但這些都不是人類攝取蛋白質的主要來源。要想生存，必須進行貿易交換。所幸的是，希臘半島處在地中海交通的有利位置，為貨物貿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正是依託於不太發達的農業和便利的交通，走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並重的道路，希臘文明才可能創造出璀璨的輝煌，從而一躍而成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
希臘半島雖然不大，但是城邦眾多。不同的城邦之間，彼此交融、紛爭、競爭、妥協，像極了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連橫合縱」。同時，希臘半島還是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試驗場。好奇心和進取心旺盛的希臘人幾乎把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政治制度，如僭主制、寡頭制、貴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等幾乎全試驗了一遍。這種交往和試驗的結果，最終把實行民主制的雅典和實行君主專制的斯巴達脫穎出來。斯巴達和雅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類型。斯巴達地處內陸，經濟上以農業文明為主，政治上實行君主專制制度；而雅典是海港，經濟上以商業文明為主，政治上實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度。文明的多元和對立，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這兩面在希臘歷史上都作出了註腳。其一，不好的一面，文明的多元和對立直接導致在斯巴達和雅典之間長達幾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從公元前431年到前405年)。伯羅奔尼撒戰爭以斯巴達的最終勝利而告終，但是戰爭的結果，卻帶來了希臘文明的整體性衰落。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斯巴達雖然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是由於希臘發展農業文明的局限性，即使沒有馬其頓帝國的入侵，希臘文明也不可能走上完全的農業文明的發展道路。其二，好的一面，由於文明的多元和對立，為思想的孕育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在這一時期，希臘進入文明發展的軸心時代，產生了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裡斯多德等一批思想巨人。
古希臘文明，一般可以劃分為愛琴文明時期、古典城邦時期和希臘化時代三個階段。在古典城邦時代，希臘文明達到頂峰。斯巴達和雅典的戰爭，幾乎耗盡了各城邦的所有力量，起源於希臘北部的馬其頓趁虛而入，希臘亡其國，卻沒有亡「天下」。馬其頓本來接受的就是希臘文化，只是一直沒有得到希臘文明的認同。馬其頓統治之後，希臘文明不僅沒有消亡，反而伴隨著馬其頓帝國的擴張，走上在亞非歐廣大地區擴張的希臘化時代。馬其頓帝國滅亡之後，西歐文明的希臘化進程仍然在持續，草蛇灰線、伏脈千裡，最終發展成為對人類歷史發展進程影響甚巨的西歐文明。
二、另闢蹊徑：西歐現代工業文明的興起與中國農業文明的衰落
當中國走「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的時候，西歐一直在走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共同發展的農業文明道路。「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把中國帶上農業文明發展的頂峰；而西歐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並重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雖然沒有能夠把西歐社會帶上農業文明發展的頂峰，但是，卻在經歷漫長的中世紀之後，在大約公元1500年的時候，把西歐社會帶到工業文明的發展階段，走上一條和農業文明不同的發展道路，開啟了人類歷史工業化的發展歷程。
從本質上來說，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是不同的。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都發生在生產領域，而商業文明卻發生在交換領域。也就是說，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間，由於都發生在生產領域，兩者之間存在著由於生產力不同可以產生的高低排序；但是，由於商業文明發生在交換領域，因此，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間是一種並存關係。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可以產生商業文明；在工業文明的基礎上，也可以產生商業文明，只是商業文明的發展程度不同，這是其一。其二，由於商業文明發生在交換領域，並不直接創造社會物質財富，而是通過賤買貴賣賺取差價。當這種商業利潤過於豐厚的時候，人們會為了商業利潤而放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也就是說，從一定意義上講，商業文明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發展，都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其三，正是為了克服商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負面影響，中國在商周之變的時候，通過完整的周禮，走上了「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重農抑商」農業文明道路的開闢，把傳統中國帶上農業文明發展的最高峰，中國創造了無可匹敵的農業文明，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東方中心」。其四，在農業文明社會時期，包括從古典文明時期到中世紀，西歐一直走的是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共同發展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這一方面是由於西歐農業發展沒有中國農業發展所具備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單純依靠農業文明不足以支撐西歐經濟社會的發展，所以，西歐的手工業和商業貿易一直都十分發達。正是在商業貿易需求不斷增加的刺激下，西歐的手工業製造技術不斷提升，先是人力逐漸被風力、水力所代替，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但生產力布局還受到自然條件的嚴重限制；及至煤的開發及蒸汽機使用之後，歐洲的工業真正實現了從傳統手工業向現代大機械工業的提升，標誌著西歐從農業文明階段邁向工業文明的新階段，亦即通常說的現代化階段。
從歷史範圍看，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中國傳統農業文明與西歐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史。由於現代工業文明是建立在手工業基礎之上的，是手工業文明的2.0版，因此，在和中國傳統農業文明(農業文明1.0版)的競爭中，始終處於高維優勢。加之，現代工業文明又和歐洲固有的商業文明相結合，產生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實現了對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封建主義文明的全面超越。
三、 「一球兩制」：現代化的兩條途徑及其競爭格局
(一)西歐現代化道路的形成及其發展進程
歐洲封建社會，由於走的是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並重的發展道路，商業貿易對農業和手工業需求擴大的刺激，為農業和手工業領域的技術變革提供了動力。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公司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廠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行會師傅被工業的中間等級排擠掉了；各種行業組織之間的分工隨著各個作坊內部的分工的出現而消失了。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廠手工業也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汽和機械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8〕工業革命進一步刺激西歐商品經濟的發展，並逐漸把生產擴展到全球市場。
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加速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從而加速了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推動了生產方式革命性變革：一方面，由於在商品競爭中失敗，原來的手工業生產者失去生產資料，變成不得不出賣自身勞動力的無產者；原來的農民，由於農業生產的低效率，其佔有的生產糧食的土地，也被迫改為工業用地，如發生在英國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在「圈地運動」中喪失土地的農民，也加入到出賣自身勞動力的無產者行列；另一方面，依靠現代工業而在商品競爭中的獲勝者，迅速積累起大量財富，巨額的貨幣和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轉化為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制度和人身依附關係是相矛盾的。因此，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展，迫切要求從思想和理論上對封建專制主義和教權主義進行批判，建立與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時代的需要，是思想產生的沃土。在這一階段，西歐先是經歷了以「人文主義」為內核的文藝復興運動和以反封建專制為內核的思想啟蒙運動，產生了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壇三傑」——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術三傑」——達·文西、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思想啟蒙時期的——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他們集中力量批判教權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號召追求政治民主、權利平等和個人自由，為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指導下，在政治上需要做的就是發動資產階級革命，把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大約從16世紀到19世紀，西歐各國先後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現代工業文明最有影響力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政府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9〕從中可以看出，人類社會在經歷了農業文明時期的「東方中心主義」之後，開始進入到工業文明時期的「西方中心主義」時代，亦即資產階級時代或者工業文明時代。
(二)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和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興衰
建立在現代工業文明和商品經濟經濟基礎之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從一開始就展現出「血和骯髒」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和資本主義誕生相一致，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就已經出現了。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雖然展現出天才的預見力和淋漓盡致的批判力，但是由於缺乏對資本主義本質的了解，因此，其批判只能停留在道德和正義層面。直到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學說基礎之上，空想社會主義才實現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飛躍，而社會主義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是上升為資本主義的「揚棄」。
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西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但是，由於革命時機的不成熟，這些革命運動都失敗了。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革命進行了總結，並從理論上對「兩個必然」的歷史結論作出「兩個決不會」的條件限定，同時強調，「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共產黨宣言》第二章，引者注)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10〕
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從俄國的實際出發，列寧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先勝論」，在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第二次飛躍，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一歷史新紀元的意義在於，它成功地開闢出一條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開闢，是一個開創性的事業。在一球兩制的格局下，這種開創性，同時面臨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競爭挑戰，具有更大的難度和複雜性。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一開始採取的是，通過實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在實踐中遭遇到失敗。在此情形下，列寧提出戰略退卻的思想，實施「新經濟政策」向共產主義迂迴過渡。列寧逝世之後，戰略退卻思想被摒棄，蘇聯逐漸走上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蘇聯模式」發展道路。「蘇聯模式」，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十分重要的歷史作用，不僅使蘇聯在短時間內取得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推動形成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冷戰」的局面。「冷戰」所帶來的對立局面，使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交流成為不可能。因此，這一狀態下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不是揚棄物而存在的。從理論上看，這種實踐的指導思想已經從科學社會主義蛻化為空想社會主義，因此，這種實踐的失敗是註定不可避免的。
(三)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
在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別，在向西方學習的問題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學什麼」和「怎麼學」的問題。在學什麼的問題上，經歷了從技術、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過程；在怎麼學的問題上，也經歷了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全盤西化」再到「走自己的道路」的過程。
辛亥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意識到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行不通，在蘇聯的幫助下，開始走「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道路。可惜的是，孫中山「出師未捷身先死」，而其繼任者蔣介石甘心做帝國主義的附庸，重新回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老路。
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勇敢地擔當起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團結帶領人民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並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的具體體現，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新中國成立之後，經過幾年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我國開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任務。從中國實際出發確立的「一化三改」過渡時期總路線，確保中國迅速建立起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11〕。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我國進入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上，鑑於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以毛澤東為首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走自己道路的問題。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後發表《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篇宏文，為走自己的路提供了理論基礎。在這一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國內的主要矛盾作出分析，提出一系列不同於蘇聯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僅取得豐碩的理論成果，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而且在實踐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可惜的是，八大確立的正確路線沒有能夠堅持下去。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從1957年夏季開始，中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出現了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大講階級鬥爭等一系列『左』的錯誤」〔12〕，直至導致文化大革命歷史悲劇的發生。
「文化大革命」歷史悲劇的發生，標誌著中國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出現嚴重挫折。中國再次面臨「向何處去？」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契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果斷地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路，同時拒絕走全盤西化的「邪路」，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把中國帶入到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在實踐中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的典型特徵是通過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完成現代化的歷史任務。長久以來，由於「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加上資本主義牢牢掌控世界範圍內的話語權，世界上大部分人認為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也是為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蘇東劇變之後，蘇聯通過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探索的失敗，一度使得「歷史終結論」甚囂塵上。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人雖然早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就提出「以蘇為鑑」、走自己道路的問題，但是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和文化大革命歷史悲劇的發生，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上也出現了重大挫折。面對國內外的挫折，中國共產黨人展現出頑強的鬥爭精神，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毅然走上改革開放道路，僅僅用40多年的時間，就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所走過的路程，開創出一條發展中國家通過社會主義走向現代化的成功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四、研究結論
回顧歷史，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變革：「第一次大變革是由智人演化為原始人，社會進入原始社會。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變革是原始社會經由三次社會大分工，進入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農業社會)」，「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大變革就是現代化，亦即傳統社會經由現代化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所謂現代化，是指世界範圍內，以工業化為其發端，以及由此引發的，以各個民族(國家)實體為其載體的，整個社會的一系列巨大變革。這種變革的結果是以現代大工業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工業社會)。」〔13〕從這一歷史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從原始狩獵和採集活動中走出來人類，一開始都是邁向農業文明社會，並且隨著農業文明的發展，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手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也逐步發展起來。商業文明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都可以存在，只是交換的物品不同而已。中國在殷商時期，建立奴隸勞動基礎之上的青銅器手工業也很發達，並在此基礎上，殷商進行青銅器貿易，並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形成所謂「大邑商」；古希臘時期，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商業貿易也很發達，並且更多的是依靠商業貿易，希臘文明成為地中海地區最燦爛的文化中心。
第二，大約從軸心時代開始，中國和西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國由於經歷了殷周之變，在政治上確立了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之上的血緣等級制度，在文化上確立了維護這種等級制度的周禮，在經濟形態上則走上了 「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之後，中國社會的這種發展模式，經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後，被儒家思想進一步強化，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一直統治中國幾千年。從歷史結果上看，「重農抑商」的農業文明發展道路，使得中國創造出無可匹敵的農業文明，漢唐的繁華，美侖美奐；宋元的強盛，亦登峰造極。即使到了帝國晚期，「自康熙(1661-1721)經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盛世，史稱康乾盛世。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佔世界1/3，對外貿易長期出超，以致英國遲遲不能扭轉對華貿易的逆差」〔14〕。依靠強大的經濟、文化和科技實力，中國構建出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天下等級秩序，維持著亞歐大陸東部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但是由於缺乏商業文明的催化，中國社會一直沒能夠從農業文明發展到工業文明階段。
反而是西歐社會，通過走農業文明、手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並重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使得西歐農業文明的發展一直受到商業文明的侵襲，而無法到達農業文明發展的頂峰。但是，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手工業，在商業文明的長期浸潤和刺激下，終於在經歷漫長的中世紀之後，催生出現代工業，從此使西歐走到了工業文明的新階段，開啟了人類社會工業文明的歷史進程，把人類文明的歷史提升到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第三，西歐通過走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業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了對中華農業文明的超越，從此，人類社會進入到西方中心主義時代，中國淪落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中國人民在先進知識分子帶領下，開始向西方學習。在經歷屢次的失敗之後，在十月革命的指引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先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華民族完成了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之後，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短短的40多年的時間內，走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現代化歷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證明，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只資本主義一條，走社會主義道路一樣可以實現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具有的世界意義。
第四，通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更替，以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比較，可以看出：其一，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都發生在生產領域，而商業文明發生在交換領域。發生在交換領域的商業文明，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二，當文明轉型成功之後，由於商業文明的逐利性特徵，開始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產生腐蝕性。中國農業文明之所以能夠達到無以企及的高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中國農業文明走的是一條「重農抑商」的道路，但同時帶來的後果是，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過程中，由於缺乏商業文明的刺激，導致中國在農業文明的循環裡固步自封。相反，西歐卻在商業文明的刺激下，手工業文明最終發展到現代大工業文明，從而率先實現了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其三，和農業文明有不同的道路一樣，工業文明的道路也不止一條。就當前全球範圍來看，存在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社會主義工業文明兩條道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由於放任商業文明逐利性特徵的發展，在創新性上具有很大優勢；但同時，逐利性特徵的過度發展，也導致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出現去工業化、空心化發展傾向，導致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出現根本性危機。從這個意義上看，資本主義這次出現的危機，決不僅僅是金融危機，而是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危機。其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意味著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通過社會主義制度也可以實現現代化，而且成效更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者說是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由于堅持的核心價值觀是以人民為中心，因此，其所努力構建的社會發展模式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自由主義價值觀下的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約束商業文明的逐利性，從而克服商業文明對工業文明的腐蝕和空心化，帶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全面超越。其五，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當今社會進入到第四次工業革命，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物聯網為代表的先進技術正在越來越深刻地改變社會的生產模式、消費模式，零邊際成本社會呼之欲出，市場經濟正在開始向共享經濟轉型，種種特徵表明，工業社會正在悄悄地向信息社會轉型。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上一次是商業文明發揮了關鍵的催化作用，這一次會是什麼能夠成為社會轉型的催化劑？是技術、信息、還是商業，或者是幾者的複合體，這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重大戰略問題。有了百年前文明轉型落後而幾乎亡國滅種的教訓，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及早布局，抓住文明轉型的機會，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我們這代人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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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森：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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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學思平治」張學森：大歷史觀視閾下的中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