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五年規劃的力量
學思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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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國五年規劃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新中國的成長和發展史。1951年2月中央成立了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等組成的「一五計劃」編制領導小組。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方方面面基礎都非常薄弱，不必急於工業化，但黨中央毛主席決定「只有實現工業化，才能改造我國的經濟，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高漲，才能鞏固我國的國防，才不致受帝國主義的欺負」。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正在進行，沒有鋼鐵等重工業就被人家欺負，所以發展重工業是「一五計劃」的重心所在。中國當時沒有編撰五年計劃的經驗，需要藉助蘇聯的幫助。所以周恩來總理曾經親自率領龐大的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徵求蘇聯專家對我們「一五計劃」的初稿的意見。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規劃能力最強的國家，這種能力已經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五年規劃制定和執行的歷史並非一帆風順。例如在過去大躍進的時候，許多指標定得太高，後來也出現過重工業與輕工業比較失衡的狀況。但總體上看，一系列五年規劃的成功制定和執行，對中國全面崛起的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發展經濟要有計劃」最早的提出者可能是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他不認同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市場至上。後來革命導師馬克思也提出過，未來社會主義社會要能夠調節「生產的盲目力量」。
德國在「一次大戰」中用計劃的方式來組織戰爭物資的生產。列寧曾經在德國生活過，他「戰時共產主義」中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出有德國做法的影子。1921年列寧成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史達林主政的1928年，蘇聯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28年到1940年，連續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總體上看還是比較成功的，蘇聯的工業產值年均增長率達到11%，使它在不長的時間內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工業國。這種工業能力為後來戰勝德國法西斯奠定了物質基礎。
「二次大戰」後，不少國家或多或少借鑑了蘇聯計劃經濟的某些經驗，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融入了計劃。比如，日本在戰後的經濟復興過程中就提出過「經濟復興計劃」。
新中國的五年計劃應該說是從蘇聯學來的。但發現蘇聯模式有缺陷後，我們就開始對計劃體制進行改革。我們把傳統的指令性計劃，改革為指導性計劃和戰略性規劃，既發揮市場的作用，也發揮政府的作用。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把許多應該交給市場和企業的東西交給了它們。
回頭看，中國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學習和借鑑了大量其它國家的經驗，然後結合自己的國情推陳出新。相比之下，90年代蘇聯轉而全盤否定自己，全面擁抱私有化這個「休克療法」，結果是災難性的，至今很多俄羅斯人還後悔不已。
我一直有這麼一個觀點，就是一個外來的東西被中國吸收，一般都與中國傳統中本來就具有某種與之比較匹配的元素有關。就像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使中國文化更容易吸收社會主義理念。自古以來，中國人就相信孔子說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所以未雨綢繆，對許多問題的超前思考一直貫穿著我們的文化。這也使外來的五年計劃理念很快就被社會主義中國所接受。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中國經濟總量到2000年要翻兩番，就是增加四倍，於是他就考慮到中國的電力發展要超前，有關部門也就開始編撰電力大發展的規劃，包括通過幾個「五年計劃」來實現電力大發展。所以，今天中國的用電量如此之大卻沒有鬧電荒就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結果，一切都離不開當年的規劃和規劃的落實。
我們老一代革命家很多都主持過「五年計劃」的編撰，所以「五年計劃」這個詞也成為他們之間互相開玩笑的常用語。比如，1986年9月6日，中共元老陳雲到鄧小平家中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大家都問候陳雲的身體狀況，陳雲說他現在只做「兩年計劃」，不做「五年計劃」，他還說：「我是滾動式的『兩年計劃』。這樣更加實際一點。」他一邊講還一邊用雙手做一個交替向前滾動的動作。
我們結合中國國情，不斷地探索和完善自己的規劃能力。比如，2006年，也就是第「十一五」開始之際，我們正式把「五年計劃」更名為「五年規劃」。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的意義是非凡的。我們於1992年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們的計劃理念已經完成了從宏觀與微觀並重到宏觀與戰略的轉變，以及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它更加關注產業、區域、城鄉、社會的發展，還有環境、經濟結構調整等很多問題。
我們黨中央關於制定「五年規劃」的建議一般是在前一個「五年規劃」的最後一年開始的。「五年規劃」建議文稿形成一般需要幾個月，整個編撰的過程就是中國協商民主和決策民主的展示。編撰規劃期間要廣泛聽取各個地區、各個部門的意見，成百上千次地聽取專家、學者、智庫和社會的意見與建議。這次為了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習近平總書記還親自召開了7場座談會，直接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和建議，還特別採用了網上徵求意見的方法，讓民眾廣泛參與。留言有100多萬條，有關方面從中整理出1000餘條建議。
最近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引來整個世界的關注。不久前，年輕人喜歡的嗶哩嗶哩網站問我能不能用五分鐘時間給網友分享一下五中全會的精神，這個挑戰不小，因為時間太短了。但我琢磨了一下，覺得也可以談一些東西。我說，也許可以把這個會議精神概括為「一二三四五」。
「一」就是一個總目標，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些年來，我們一直講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現在口號要變了，我們要更上一層樓，將在順利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更具體地說，就是到2035年，中國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鼓舞的目標，也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
「二」就是雙循環。我們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由於新冠疫情全面爆發等原因，外部環境可能會不太好，甚至惡化，所以我們要有底線思維和戰略思維。我們曾專門做過一期節目，標題叫「中國就是一個世界」。因為我們的人口超過西方國家人口的總和、有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群體、也有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和供應鏈，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就可以形成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良性循環，而這也為我們更好地促進國內外雙循環奠定了基礎。最近RCEP的籤署對我們實現雙循環也是很有幫助的。
「三」就是三個大的判斷。一是我國仍然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但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國內有些人認為外部環境現在很糟糕，中國戰略機遇期受到了重創。但其實是恰恰相反，我們還是處在非常好的戰略機遇期。在這個節目中我們一直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該出手的時候一定要出手。二是推動高質量的發展對各行各業都是重中之重的任務。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方面面都要達到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三是共同富裕。從現在到2035年這個期間，我們要確保「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四」就是四條發展主線。第一條：在供給側，將深化結構性改革作為發展主線。比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人們對綠色農產品的需求大增。我們就要提供更多的供給。再比如，在消費網際網路方面（to C）， 我們走在世界最前列，但在工業網際網路、產業網際網路、企業網際網路等方面（to B）， 我們還有巨大的需求，這些需求呼喚巨大的供給。
第二條主線在需求側，我們要把擴大內需作為發展的戰略重點，包括擴大就業、適度刺激消費等。
第三條是推動貫徹新發展理念。除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之外，這次五中全會又提出要把安全與發展統籌考慮，落實到發展的方方面面。所以現在我們講的安全觀是習主席提出的總體安全觀，它既包括傳統安全，如保衛領土完整、國防建設等，也包括非傳統安全，如公共衛生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平臺核心技術安全等。
第四條是明確提出了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發展的戰略支撐。
「五」就是「十四五」規劃本身。這個規劃確定了12個重點領域，依次包括科技創新、現代產業體系、新發展格局、市場經濟體制與宏觀經濟治理、鄉村振興、區域協調與城鎮化、文化事業、綠色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民生、安全、國防等12個方面。這個規劃涉及我們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值得大家去品讀。
我進一步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研究一下自己所在地區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我不久前看了浦東2035遠景目標，感到心潮澎湃。中國模式的魅力在於，你知道你所在的地區、城市、省在今後五年，乃至十五年中將要發生什麼。而且從過去的情況看來，多數情況下，我們的規劃大概率都是提前完成的。這也是一些西方人害怕中國模式的原因。這些規劃也往往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會產生很大影響。
在政治經濟學層面，我們也許可以說，這種制度化的規劃、以及規劃的預期本身也是一種供給。供給可以創造需求。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制定五年規劃的過程已經成為一種塑造預期的過程，從企業公司到個人投資者，今天都非常關心中國五年規劃的內容，這本身就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應該說，這也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一個秘密。
相比之下，西方政治制度很難進行宏觀規劃，執行起來難度往往更大。我想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多黨競爭導致短視的政治。即使一個政黨制定了一個規劃，另一個政黨上臺就可能把它推翻；二是西方文化中沒有中國文化中這種「知行合一」的傳統，規劃往往只是一種政治宣傳和遠景聲明，屬於言論自由，缺少中國模式的執行機制和問責機制，最後往往不了了之。比如，2000年歐盟曾提出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發展規劃，叫「裡斯本戰略」，目標是爭取在2010年前使歐盟成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知識經濟體，但最終根本無法落實。
我們不妨將它和我們五年規劃配套的扶貧規劃及其落實機制比較一下。從十八大以來，我們是全黨動員攻堅，五個級別的書記抓扶貧一抓到底。近26萬個駐村工作隊，290多萬名第一書記、駐村幹部下到最基層，而且不完成脫貧就不撤退。這種規劃和執行機制在西方模式下是難以想像的。
三是過去幾十年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這種理論認為，理性的每個個人基於自己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帶來整個社會長遠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這個理論否定政府和規劃的作用。英文中現在有個單詞，叫short-termism，短期主義，專門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顧眼前，不顧未來，沒有規劃的狀況。坦率講，這樣的制度不走衰也難。
比如，現在美國的疫情日益嚴重。到11月20日的時候美國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已經超過了1200萬，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6萬。如果按絕對數計算的話，美國疫情死亡人數是中國的55倍，而美國人口連中國四分之一都不到。但時至今日，整個美國連一個全國統一的防控疫情的計劃都沒有。美國好幾位傳染病專家都在說：美國可能會經歷一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冬天」。
總之，中西方模式比較之下差別巨大。我多次講過一個觀點，中國模式可以為下一代制定規劃，而西方模式考慮的往往只是今後三個月，或者下一次的選舉。我們研究院的資深春秋訪問學者、法國前總理德維爾潘曾經感慨萬千地說：「中國具有集中力量和長期奮鬥的決心，這是西方國家所缺乏的。
（張維為：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