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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2019年國家部門的相關數據調查表明,如今我國的未成年網民數量已經接近兩億,而網際網路在未成年群體中的普及率,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都已經達到九成以上,這一比率十分巨大。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發現,越來越多年紀很小的孩子手裡總是抱著手機,更不用說十幾歲的初中生。那麼,這種現象具體會有什麼影響呢?
美國衛生研究院(簡稱NIH)進行了關於電子產品對未成年人影響的相關研究,發現電子產品對未成年人的影響是顯著的。
尤其是那些長時間接觸電子產品的未成年人,其大腦皮層會相對提前變薄,是十分顯著的影響。大腦皮層是什麼?它生長在我們的頭腦中,分布了許多神經元,是神經與外部事物發生反應的中樞。
我們之所以能逐漸掌握越來越多的知識,便是因為在熟悉外部事物的過程中,我們的大腦皮層也在逐漸變厚。但研究表明,過多接觸電子設備會導致未成年人大腦皮層變薄,這極其不利於成長。
根據2019年相關機構對於未成年人上網途徑的調查研究表明,大部分佔比是用於學習,比如上網課、模擬答題等;
相對來說,用於其他功能的比例會小一些,比如娛樂、休閒、通訊。除學習之外,未成年人花在網絡上的時間往往是碎片化的,屬於大腦被動接收的過程。
這種被動接受的過程不利於個體對外界信息的接受和思考,嚴格來說就是不利於未成年人大腦運作,這也會使他們與不玩手機的同齡人差距越來越大。
這一概念屬於認知心理學範疇,丹尼爾·卡尼曼在作品《思考,快與慢》中以兩種系統的方式,對二元處理機制進行了敘述。
具體是指,人類在思考的過程中,會對問題採用不同層面的認識方式:一是利用大腦表層系統來處理信息;二是以思維深層的體系來進行思考。
人類學家、哲學家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認為,「結構」便是存在於大多數人意識深層的思考方式。
人們在日常接收外界信息時,往往不會選擇對所有信息都仔細分辨和思考,更傾向下意識接受已有的信息。而這一觀點應用在網際網路之中,便反應出一種常見的情況。
由於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現今可以說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所以在面對海量信息時,我們無暇進行篩選和思考,大多會選擇輕易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信息,故而產生了許多「網紅」詞彙和語言。
思維能力隨著思考而逐步發展,比如著名的愛因斯坦大腦切片證明,人的大腦容量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但對於長時間接觸網絡的未成年人來說,碎片化的時間和被動接受信息的方式,使他們對於未知事物的思考逐漸減少,這是十分不利於思維能力發展的,也是網際網路帶來的、最明顯的消極影響。
除了心理學領域,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家也對相關領域進行了大量研究。如受眾商品論,達拉斯·斯麥茲在《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中系統敘述了這一理論:
以廣告費支持的電視媒介,所提供的喜劇、新聞、遊戲等是「免費午餐」,目的是引誘受眾來到生產現場——電視機前。
受眾享用「免費午餐」不僅僅是在消磨時光,而是在電視機前進行再生產和勞動,創造價值。這種價值體現在商品廣告的附加值中。
受眾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付出了真實的勞動,即閒暇時間,並為媒體創造了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受眾沒有得到經濟補償,反而用「購買商品時付出的廣告附加費」承擔了受眾商品化的經濟後果。
隨著越來越多未成年人走入網絡世界,除了成為虛擬的勞工,也逐漸產生了實際經濟投入:未成年人充值遊戲、打賞主播、上當受騙的案例時有發生,父母叫苦不迭,許多網絡公司也深受其苦。
這些實際生活中的經濟損失,相對於大腦皮層的變化是更加直觀的。
經過相關研究表明,上一輩人的學歷與其子女使用手機娛樂的頻率呈反相關關係,即父母學歷越高,子女被允許使用手機娛樂的時間就越少。
也許在外界看來,這是由於父母更懂得多讀書少娛樂的方式,因為他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
但這一表現實在過於明顯,也許不是所有父母都會禁止子女使用手機娛樂,但幾乎所有父母都明白,玩手機的時間過多是不利於子女成長的,問題只是在於能否禁止。
最終的影響因素還是家庭生活環境,學歷高的父母本身也會花很多時間在提升自己上,娛樂的時間很少,子女耳濡目染,也會受到這種影響,從而自主與手機娛樂劃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