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已近兩個月，這些天來，陪伴我們的，除了每日的疫情動態，還有從不斷更的」方方日記「。
正如北大歷史學教授羅新今天在他的個人微博中所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文學和作家居於社會文化生活的中心。自那以後文學的影響已漸漸讓位於其他。誰曾料到，兩個月來，方方日記使文學與作家重新回到中心。在恐慌、焦慮、無助和憤怒時，一個作家以平實的觀察與感想撫慰了、撫慰著億萬人的心靈。文學再一次肩起古老的擔子。「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學者徐賁的文章《見證文學的道德意義：反叛和「後災難」共同人性 》：「可能發生在人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受苦，而是心死和無動於衷的冷漠……後災難的道德見證者見證災難，也見證雖黯然失色但仍然可以從人性廢墟上重新站起來的人的多面性。」
見證文學的道德意義：
反叛和「後災難」共同人性
文 | 徐賁
徐賁曾就讀於復旦大學，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和《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等。
災難見證承載的是一種被苦難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後災難」見證承載的人性則有兩種可能的發展，一是繼續被孤獨和恐懼所封閉，二是打破這種孤獨和恐懼，並在與他人的聯繫過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災難邪惡的希望和信心。猶太哲學家費根海姆（E. Fackenheim）稱後一種可能為「修補世界」。修補世界指的是，在災難之後，我們生活在一個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難修復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還在延續，只要人的生存還需要意義，人類就必須修補這個世界。
人道災難的受害者不僅是直接遭受殺戮和殘害的個人，而且是全體人類和他們的共同人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弗裡德曼（M. Friedman）說，災難之後，「人的形象已經不可能光豔美麗如初」，「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誠實、勇敢地面對人的形象的黯然失色，在儘可能肯定人性的同時，不要忘記非人性這個幾乎抹殺了人性的力量」。如果說在災難發生時，個體害怕的是肉體的痛苦和消滅，那麼災難後，人類整體應該擔憂的則是人性和人存在價值的持續消亡。正是因為這種人性和人存在價值的持續消亡，在當今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仍然存在著雖生猶死的生活方式和人不像人的生存境遇。
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51年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得主。弗裡德曼被廣泛譽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及學者之一。
超越出個人的孤獨和恐懼，從政治上說，是人對造成災難的邪惡力量的反抗；從存在哲學上說，則是對荒誕的反叛。世界在20世紀經歷了種種極權統治的蹂躪後，人必須從孤獨的個人存在向與他者共同的集體存在轉化。這個在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中得到集中闡述的思想，由於災難見證文學的出現而更加顯現出重大的政治意義。「反叛」是人存在意識轉折的關鍵。反叛也因此成為見證文學和存在主義文學中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共同主題。
人的反叛和苦難的意義
在加繆的哲學中，預設神的最高權威和神賜的世界秩序，那就無異於放棄人的存在價值。人的反叛體現人的存在價值，「如果說在神靈的世界中，不存在反叛問題，這是因為事實上人們在那裡沒有發現任何實際問題，所有的答案已經一次作出。……人一旦從神聖中走出來，於是就有了疑問和反叛。……人專心索求一種人類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也就是說合情合理地作出答案。從此時起，一切疑問、一切言論就是反叛；而在神聖世界中，一切言論都是聖寵的行為」。人的反叛，它的現實意義在於，人類社會今天只能，也必須與一勞永逸的、絕對的神聖秩序保持距離，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非神聖化的歷史階段」。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國作家、哲學家，存在主義文學、「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鼠疫》中的醫生裡厄代表了這樣一種與永恆絕對真理保持距離的人的反叛。他只是盡醫生的本分，有病治病，無病防病，並不奢求當別人的救星。他所致力的是人們的身體健康，不是他們的靈魂得救。他對神甫帕納盧說：「得救這個詞太大了。我沒有這麼高的期望。我只關心人的健康。對我來說人的健康第一。」他對朋友塔魯說：「我不想當英雄，也不想當聖人，我只想當人而已。」醫生裡厄並不認為醫生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病人的健康問題。這可以說是加繆本人的想法。他在1948年的一次演講中對聽眾說：「我和你們一樣對邪惡感到驚駭。但是我並不像你們那樣樂觀。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還會有孩子受難、死去，我也將繼續我的鬥爭。」
相比之下，《鼠疫》中的神甫帕納盧是一個堅信神聖的人。神甫染上了鼠疫，但他拒絕治療，最後自己跳進了墳坑。他的死是一種自殺。那些一直到被送進毒氣室都在等待上帝保護，相信上帝會解救猶太人的受害者，還有那些被迫害致死，但一直到死都相信黨或歷史會還他們清白的人們，他們是和神甫帕納盧同一類型的人物。這些不願反叛，在無言的屈辱中死去的人們，他們選擇的其實也是自殺。這些死亡的相同之處在於，受害者不願意放棄「信仰」，不能面對現實的荒誕，不願承認上帝本身有惡的可能。
在一個沒有永恆、絕對真理秩序的世界裡，個人的苦難因為孤獨而變得沒有意義。在納粹的集中營，在古拉格，在夾邊溝都是這樣。《夜》中的埃利無法從上帝的允諾那裡找到集中營苦難生活的意義。《牆外的市鎮》中的邁克所受的苦難則與埃利的不一樣。邁克是一位大屠殺倖存者，從集中營生還。20年後，他在一個叫派德羅的同情者幫助下，偷偷潛回極權統治的匈牙利，為的是去家鄉，向「二戰」期間對猶太人袖手旁觀的非猶太鄉親討一個說法。邁克在匈牙利被逮捕，警察折磨審訊邁克，逼他說出是誰幫助他潛入匈牙利。邁克一直到最後都沒有說出派德羅的名字，這是邁克對荒誕的反叛。
斯頓裡奇（S. Sternlicht）這樣評價因反叛而獲得意義的苦難：「邁克（在匈牙利）受折磨的苦難與他在『二戰』期間在集中營所受的苦難形成了對比。他在大屠殺中的苦難是無法理解的，但為了救朋友所受的苦難卻有個人和道德的意義。」
埃利威塞爾，作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28年出生於匈牙利，二次大戰期間他和家人都被納粹送往集中營，父母和小妹死於集中營中，只有他和兩位姊姊僥倖生還。戰後他在法國孤兒院生活了幾年，於巴黎索邦大學完成學業。《夜》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他關心猶太人與其他同樣受迫害族群的處境，呼籲世人譴責暴力與仇恨， 1985年美國總統裡根授予他國會金質勳章，1992年老布希總統授予他總統自由勳章， 198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入選《時代》雜誌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人士。
邁克在獄中，嚮往牆外的家鄉市鎮，監獄的圍牆成為邁克孤獨個體存在處境的象徵。由於孤獨，他覺得自己馬上就要瘋了。好在他的牢房還有另外一個人。這個年輕人不說話。為了讓自己不至於瘋掉，邁克開始對牢友說話。他想盡了一切辦法，搞怪、吼叫、說故事，為的就是讓那個年輕人開口。邁克最後終於使他開了口。儘管邁克還被關在牢裡，但他知道，這個年輕人現在可以成為他的信使，告訴別人，可能發生在人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受苦，而是心死和無動於衷的冷漠。邁克在與牢友的他人聯繫中重新確立了作為人的集體存在意義，這正是從他從派德羅那裡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
派德羅是邁克的精神導師，他在西班牙內戰中為共和國與法西斯戰鬥。派德羅對邁克說：「加繆曾寫道，為了抵抗不幸的世界，你要讓人幸福，這是一個指路的標記：它把你引向一個他人。」《鼠疫》中的裡厄醫生就是這樣一個以給人健康來抵抗瘟疫降世的人。派德羅告訴邁克，不要為一勞永逸地消滅苦難而走向極端的瘋狂，「你讓我害怕，你想要用把苦難推向極端來消滅苦難，推向瘋狂。『我受難，因此我存在』這種說法把人變成人的敵人。你應當這樣說，『我受難，因此你存在』」。暴力革命的瘋狂使人變成人的敵人，為了追求人的完美，人竟然變成了野獸。
「我受難，因此你存在」這句話，和加繆在《反叛者》一書中所說的「我反叛，因此我們存在」是一個意思。馬丁·布伯（M. Buber）說，人的存在不是孤獨的自我，而是「我與你」的關係。「我們」就是一種「我與你」的關係。個人的苦難因此而具有集體的意義。加繆對此寫道：
「在荒誕的經驗中，苦難是個人的。從反叛的行動起，苦難便有了集體的意識。因此，被荒誕壓垮的心靈，它前進的第一步就是了解，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共有這個荒誕，當他和世界隔離的時候，作為整體的人類的真實性就會因這個距離受損。一個人所患之病，也就成了集體之疫。在我們日常的考驗中，反叛所起的是『思考』（cosito）在思想中的作用。反叛是人存在的最初證明，它把人領出個人的孤獨。反叛把首要的價值建立在全人類的集體上。我反叛，因此我們存在。」
加繆在《反抗者》中，則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我反抗故我在」，將反抗視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標誌與條件。是的，既然世界本就是荒誕的，對人的理想、人的願望、人的呼喊只有冷漠的沉默與惡意的敵對，那麼，人如果沒有反抗，又何以為人？又與蠕蟲何異？既然人生而荒誕，為了不至於自殺，為了在荒誕和絕望中尋出人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就必然要進行反抗。也唯有通過反抗這一條出路，才能最終體現出人之為人的尊嚴和意義。《反抗者》體現出來的精神和勇氣，足以與《西西弗神話》前後輝映，足以為加繆「在荒誕中奮起反抗」的一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以個人的苦難增強集體存在意識，最能體現這一反叛的便是受害者對災難所作的見證。災難倖存者發出自己的聲音，因此成為一種志業。在維賽爾的見證文學中，倖存者開口說話是一個持續不斷的主題。開口說話是一個歷經不同階段的過程。開口說話的災難見證者便是哲學家馬格利特（A. Margalit）所說的那種替人類說話的「道德見證」。
對自己的生命做主是一種使命感，「一種講述自己的故事，帶著見證意識活下來」的使命感。哪怕是那些曾經真的只是一味苟且偷生的人們，在可以講述苦難的時候，只要他們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也一樣可以轉變為道德見證。後災難的道德見證者見證災難，也見證雖黯然失色但仍然可以從人性廢墟上重新站起來的人的多面性。
艾斯特斯（T. L. Estess）對此寫道：「維賽爾讓我們看到，人的自我是多面的。（《牆外的市鎮》中的）邁克一針見血地說，『在人心的深處，人不單純是劊子手，不單純是受害者，不單純是旁觀者。人是這三者的合一。』」
後災難的人比任何時候都清醒地知道，人生活在一個並不神聖的世界裡，生活在一種風險極高的自由狀態之中，惡是人的自由的代價。人不能依靠上帝去清除惡。人必須自己在與惡的不斷抗爭中扼制惡，這種抗爭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結果。人必須為這一持續的鬥爭作好準備。
end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