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抑鬱症，偏見是比疾病更大的傷害

對於精神疾病，人們大多了解甚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整個社會對於精神疾病都顯得諱莫如深。所以，未知當然會產生一些我們不願看到的偏見，而這其中，偏見最大的就是人們對於抑鬱症的看法。

「可能世間本沒有抑鬱症，後來有些不開心的人，給自己的懦弱、小心眼、想不開、懶惰、矯情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抑鬱，所以打那以後，他們可以堂堂正正的懶惰、可以正大光明的逃避，只要小小的一句抑鬱症，就可以逃避任何責任，可實際上哪有什麼抑鬱症」。抱有這樣想法的人絕對不在少數，甚至有不在少數的抑鬱症患者家屬恰恰就有這樣的觀點。如果讓他們經歷抑鬱症患者朋友正在經歷的一切，我想他們絕對不會再抱有這樣的偏見了。

關於抑鬱症作為獨立疾病單元的發展，實際上整個人類社會也是經歷了一個相對漫長的探索過程才真正認識了抑鬱症。

• 最早是現代醫學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以長時間的擔心與失望為主要表現的憂鬱症。
• 後來古羅馬的蓋倫又將沮喪、悲傷、失望、擔心、憤怒、妄想和強迫統統歸納為了抑鬱質。
• 17世紀罹患抑鬱症的波頓用他獨特的角度描述了自身的憂鬱體驗，「如果人間有地獄的話，那麼在憂鬱症患者心中就可以找到」。
• 直到100年前，德國精神科醫生施耐德在1920年才提出了內源性抑鬱症和反應性抑鬱症的概念。而這一概念已經極為接近如今的抑鬱症概念了，明確了抑鬱症並非單純心理問題，內源性抑鬱症被視為自身生物學因素致病的前身。

從抑鬱症的整個發展過程看，最開始整個人類社會也是將抑鬱症當做單純的心理問題來對待。但隨著認識的不斷進步，人們發現抑鬱症並非單獨心理問題，同樣成長環境，同樣經歷的人，並不會同時發病，這其中的區別更明確了生物因素和遺傳因素在抑鬱症發病機制中的重要作用。

而上個世紀60年代陸續上市的抗抑鬱藥物，更是讓我們驚喜的發現，根據生物學原理，通過神經遞質的控制，真的可以控制抑鬱症的發作，所以抗抑鬱藥物問世以來，數以億計的患者朋友因此受益，面對抑鬱症，我們不再束手無策。

然而到了今天，我們的社會中仍然存在很多關於抑鬱症的偏見，甚至詆毀，所以在我國抑鬱症患者中，廣泛存在著一種「病恥感」，因為患病而感到恥辱，因為恥辱而不敢讓別人發現自己患病，不敢到精神專科醫院就診，不敢接受系統治療。

一個有些令人沮喪的數據，我國抑鬱症患者保守估計也在5000w以上，可這麼龐大的患病人群，只有不到20%的人正在接受系統治療，而那沒有進行系統治療的80%人中，有一部分因為藥物不良反應而私自減量或停止了系統治療，有一部分正在嘗試非藥物治療的所謂治療方式（多為非醫學方式），更多的人卻是明知道身患抑鬱症，卻因為擔心家人或身邊朋友的看法，或受到他們偏見的影響，而不敢或不願走入醫院，接受規範的診斷和治療。

記得去年在門診認識了一名初三的女孩，她背著家裡獨自來醫院就診，因為和父親說過自己好像抑鬱了，卻換來父親的嘲笑，所以再也不敢告訴家人關於看病的任何信息。後來，女孩在複診的時候叫來自己的好朋友，班級的同學，陪同自己來醫院，結果當天晚上她在微信上告訴我，「好朋友」偷偷用手機拍了就診時的照片，發到了朋友圈對她好一頓嘲笑，「好朋友」的偏見和背叛行為讓她感到絕望。出於醫生負責任的態度，我要來了女孩父親的電話，嘗試著與他溝通，希望能糾正他的偏見。可事與願違，女孩的父親並沒有我這個醫生的話改變任何對女孩的看法，反而指責女孩串通醫生欺騙父母，給自己不願上學找藉口……

在我們之間，存在著很多不敢表露自己身份的抑鬱症患者朋友，不得不說，他們本身對於自己所患的疾病了解甚少，但這又怎麼去怪罹患疾病的他們？反倒是來自周圍人和家人的偏見，給患者帶來的傷害，有時候恰恰成為了阻止患者系統治療，或是加重患者病情，甚至令其絕望的真正原因。就好像門診遇到的那位女孩，如果她的爸爸，相依為命的唯一親人，能夠真正理解她的痛苦，去接受，去幫助她；如果她的好朋友，同學，可以不要以她的病情為嘲笑對象，那麼她的病情原本並沒有那麼嚴重，那麼積極面對抑鬱症的一個女孩，也不會用絕望的情緒去面對自己的花季。

偏見，不是存在於某一個人，或是某一群人的心中。毫不誇張的說，關於抑鬱症，我們整個社會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偏見。國家也重視到這種偏見帶來的傷害，就在幾天前的9月12日，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的《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希望在政策面的幫助下，我們的社會可以真正扭轉關於抑鬱症，根深蒂固的偏見，讓患者朋友們不再因患病而感到恥辱，不再不敢走進醫院，不再不敢接受系統治療。作為一名醫生，我當然希望這樣的一天早日來到，同時我也會通過努力推動這一天的進程，醫學科普的路，我會繼續走下去，為了讓更多人了解真正的抑鬱症，了解真正的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