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研究多點發散
2020年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中國特色新聞學也在發展中不斷遇到新問題，學界對此高度關注。
有學者認為，中國特色新聞學的理論體系要堅持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主體性與主體間性的統一。要建構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基於中國歷史文化與當代實踐、具有全球視野的新聞理論體系。亦有學者認為加強中國特色新聞學科建設需要從歷史觀、價值觀、認識論、方法論等層面予以足夠的重視，在學科定位與人才培養等方面堅定不移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並注重與當代傳播特徵與中國傳播實踐的結合。
傳播學研究呈多點發散態勢，範式革新等話題受到關注。基於數字傳播引發的傳播變革，有學者認為，數字傳播學正在崛起，新範式的數字傳播簡略分為技術層、傳播層和社會層，其中技術層的作用與功能大大提升。隨著人工智慧技術、可穿戴設備的出現和快速發展，身體與媒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在從離身走向具身的過程中，身體與技術的關係、身體的數據化、媒介技術的生存論、具身互動等成為研究熱點。此外，傳播學與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學科交叉碰撞，可供性研究、圈層傳播研究等豐富了傳播學研究的視角。
政策引導媒體融合，媒體功能外延拓展
媒體融合一直是新聞傳播研究的熱點話題。在認識論層面，有學者認為，作為傳媒業的一項「系統性工程」和「轉基因工程」，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無疑具有現實意義和功能價值，任重而道遠。
在方法論層面，有學者認為，建立全媒體傳播體系的關鍵點，首先是完善媒體融合發展的規劃布局，不同媒體在整個體系中要明確各自定位，確定各自深度融合發展的方向。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視域下，媒體已成為多元治理主體之一。
有學者認為，信息生產力對治國理政方式之變的推動作用和媒體變革對國家治理的「雙刃劍」效應，決定了主流媒體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極為重要的定位：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工作對象、重要內容，又是黨和政府全面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所依靠的重要力量。此外，進入收尾階段的縣級融媒體中心如何在四級媒體體系化、多級化協同發展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更好地參與社會治理、更好地服務於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也引發諸多討論。
「雲錄製」等全新採制方式引發對新聞傳播技術等問題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媒體內容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雲訪談」「雲錄製」等藉助現代傳播科技的全新採制方式，引發對新聞傳播技術和人才培養等問題的思考。
有學者認為，在「信息疫情」中，及時而透明的信息披露、專業的科學傳播實踐，以及不斷開發對用戶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新信息形式，是行之有效的策略。此外，後疫情時代「新風險社會」、新聞邊界的重構與顛覆等問題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疫情推動了直播電商的發展。直播電商不僅是營銷模式，亦是傳播活動。
有學者認為，直播電商存在把關不嚴反噬主體公信、虛假信息誘導消費主義、內涵淺薄缺少價值引領等問題，需要以品牌傳播提升內容品質、以場景傳播優化消費體驗、以培育主播打造意見領袖、以提升素養引導健康消費、以強化管理營造良好生態。針對媒體的直播電商實踐，有學者認為，直播電商作為創新性業務，潛在收益高而風險也較大，要想深入探索該領域，就必須具備較強的市場化能力和構建容錯的創新性文化和環境。
5G改變媒介生態，智能傳播反思增多
5G時代，智能信息採集、撰寫、推送、反饋和糾錯，以及智能場景創造與再造等逐漸得到應用與推廣。
有學者認為，5G技術驅動下，網際網路傳播生態發生歷史性變遷，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應實現應時而為、順勢而發，進一步拓寬主流價值觀的傳播渠道，提高網際網路情境下黨的傳播聲量。隨著智能傳播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相關規制及倫理等問題引發深入思考。
對外傳播面臨的雙重挑戰受到關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國際輿論場上的對抗與分化有所增加。有學者認為，我國對外傳播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是西方輿論對中國的「汙名化」給傳播效果提升帶來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合傳播中語言編碼和技術編碼的疊加難度。
有學者認為，應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守正創新，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進各國團結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鑑為指引，推動中西文明平等對話；開展分眾化差異化傳播，廣交朋友增進共識；創新理念機制，開創對外傳播工作新局面。具體到主流媒體的對外傳播實踐，可以探索建立全媒體國際傳播體系，優化中國話語的跨文化傳播，細分全球輿論場開展精細化傳播和深耕多語種國別傳播。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