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可能性
文立
（圖中提問者為本文作者文立）
和陳界仁老師的對話過去了半個月，現在回想，腦海裡閃現最多的兩個關鍵詞就是「日常」和「可能性」。
臺灣的樂生保留運動，是一個保衛麻風病院不被拆掉的故事。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樂生院內部住了大量麻風病患者，他們被外界所誤解，孤立以及遺忘，直到政府發現需要通過拆遷該院來修建地鐵。在2008年12月3日早晨5點鐘，抗爭多年的樂生保留運動以樂生療養院被拆除百分之七十的結局寫上句號，陳界仁老師的藝術介入也是從這之後開始。裡面涉及了很多人和事，病人、居民、政府、學生、學者、社會學家、以及藝術家都參與了這場關於利益和社會公平的拔河。
然而，陳界仁老師指出這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問題，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他選擇在事情結束後，在洶湧的運動平息後，以一個旁觀者的態度，冷靜地為我們記錄與陳述這段歷史，不單單關乎普通人與麻風病病人，更關乎於社會對我們自身的分類與隔離。
消逝的日常這個主題，在最近幾個月又一次得到了驗證。如果麻風病算是一種病，那麼貧窮算是一種病麼？如果麻風病需要隔離，那麼活在底層/中層的我是不是也需要被隔離？這是一條不斷在移動的界線。
那麼，現在的樂生院是什麼？現在的排除構造是什麼？
在臺灣，似乎日常和藝術更容易進行置換，無論是激烈的樂生保留運動，還是共飯堂和村民一起煮菜的活動，都能感受到來自普通民眾的參與。就像陳界仁老師所說的：「在第一次運動陷入低潮後，如何產生第二次運動。」但我們身邊很多熱點事情來了又去，過了幾天，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日常應如何葆有生命力？如何讓藝術與文化走進日常生活，如何讓我們都能成為互相關注的共同體，這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
除了處在旋渦中心的病人，學生，居民以外，其實還有大量邊沿的人和事在浪潮中被忽略了。像很多女看護工，有來自國內去臺灣的，來自東南亞的，她們來的時候還很年輕，很青春，因為各種偶然，在那裡在這件事上渡過了她們的黃金年華。那些病人，他們都已經做過了絕育手術，也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他們也許深受疾病折磨而身心俱殘，但是他們不笨，他們也有內心複雜的七情六慾，也渴望在這個小小的運動中以另一種方式被世人記住。他們似水的年華，跟我們每一個人的往昔一樣有重量。
很高興即席沙龍前兩次能邀請到像陳老師，馬老師這樣的深入到社會現實之中去的社會參與者，也很感動即席沙龍一直能以這種對話的方式，日常的方式給大家提供一個討論交流的平臺。對話本身就是一種日常的體現，如果說我們這個沙龍有什麼不能丟，大概就是這種邀請討論的氛圍了，因為裡面充滿了可能性。
「神聖的梵文原文就是一個在汙泥裡的腳印，寓意與卑賤同在。」希望明年大家都可以過上更紮實更真實的一年。
當消逝已成為日常，我們還能觸摸到什麼？
－從樂生保留運動談起
演講整理
李耀：2014年我們第八屆深圳雕塑展《我們從未參與》，陳界仁老師是參展的藝術家之一，討論參與性的藝術在中國語境中的意義。今天沙龍的主題「當消逝已成為日常，我們還能觸摸到什麼？」其實與當時的主題有互動性。當信息科技、社交媒體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互接觸的方式，我們怎麼樣去參與這種新型的社會關係？
雷沁圓：謝謝李耀。圓桌上的這三位建築師（湯孟禪、文立、廖惟宇）是我的團隊，當初我們在紐約認識都還是留學生，希望回國為國家做一些貢獻，如今我們相聚在深圳，希望為深圳城市建設出一分力。我認識陳界仁老師有一段時間了，今年暑假在臺北初次見面，我們8個小時的對話讓我至今印象深刻，他鼓勵我回國做文創，讓年輕人通過參與文化活動產生新的社會想像，這是即席的起點。我希望今天這期沙龍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對這個社會以及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有新的想像的場合。在活動形式上，我們希望能更像圓桌討論，在簡短的演講後，界仁老師會坐在圓桌上與大家平等討論。接下來，界仁老師會簡單地介紹他在2014－2016年圍繞樂生院保留運動創作的系列作品—《殘響世界》。我把話筒交給界仁老師。
陳界仁：各位好，很榮幸參與今天的即席沙龍，在臺北之所以和雷小姐聊了8個小時，因為我的口語表達能力很差，要繞很多彎，才能說明我的想法。今天因為要維持即席沙龍的活動形式，我儘量在半小時內簡短介紹臺灣的樂生保留運動與我的創作想法。另外，兩岸因社會語境的不同，如有不清楚的地方，等一下大家討論時，我再補充解釋。
「當消逝已成為日常」，消逝自然可以指涉當代社會的普遍現象：比如，在社交媒體上，無論多麼重要的信息，很快就會被新的信息給覆蓋掉，如眾所周知，我們已生活在一個被不斷覆蓋的世界裡。「我們還能觸摸到什麼？」，這也是大家生活中的普遍經驗，人和人之間，越來越難像現在這樣，面對面的討論問題。之前李耀告訴我，他會把活動同步上網，有些人可以在網絡上觀看這次活動。換言之，今天所謂的現場到底指的是什麼？是否像我們此刻對話的這個現場，才是真正的現場？或者，所謂現場的意義，已經不能等於身體的在不在場？
我選擇從臺灣的樂生保留運動談起，因為這可能更容易作為今天討論何謂消逝？何謂觸摸？何謂現場的討論起點。樂生保留運動是為了保衛臺灣政府在選擇興建捷運維修機廠用地時，想要拆除專門收容漢生病患（麻風病患）的樂生療養院，作為興建捷運維修機廠的場址，而展開的一場漫長的保留運動。因為漢生病患行動不便，一般的醫療大樓並不適合他們的居住，同時樂生療養院所在的位址，地質鬆軟，經過兩個斷層帶，一旦拆除了樂生療養院，正式施工開挖後，將會造成走山等危及當地居民生命安全的危機，因此，樂生院的病患與支持院民的學生、社會大眾展開了一場歷時至今的樂生保留運動。
接下來，我從三個角度來談樂生保留運動為什麼重要的原因。第一，我先以年表的方式，簡短介紹樂生院的複雜歷史。第二，我稱之為：創噪－當一場運動陷入低潮後，我們可以如何生產第二層運動。第三點，我想討論：什麼是當代的新樂生療養院。剛剛談到今天已是一個無論多重要的事，都很快會被覆蓋的時代。換言之，很多事件其實並未結束，但卻很快被遺忘，很快地被過去式化，樂生保留運動亦然，雖然它並未結束，但在臺灣大多數人的心中，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更年輕的一代，甚至已不知道樂生保留運動。
關於：樂生療養院與樂生保留運動簡史：
日本明治維新之初，為追趕歐美「文明」與富國強兵，建構所謂的「文明國家」，而視各種流行疫病與癩病（漢生病）為不文明與落後之國恥，因此，1907年日本內務省正式公布「有關癩病預防之件」，針對日本國內的漢生病患，採取強制隔離措施，並於日本國內各地設立隔離漢生病患的「癩（病）療養所」。
1926年，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三十一年後，無論是為了防止殖民地官民受癩病感染與建立優生形象，或是為了更有效利用被殖民地人民之勞動力，以提供其殖民母國持續擴張國力等因素，都必須在其殖民地建構一套如同在其國內所實施有效控管流行疫病的公共衛生政策。
同年，日本殖民政府決議於臺灣設立癩病療養所，並於1930年在新莊的丹鳳山山坡上建成臺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樂生院，同年底，開始強制收容臺灣地區的日籍與臺籍漢生病患，並對漢生病患採取強制隔離、禁婚與絕育政策，並於院區四周圍上鐵絲網防止院民逃跑。
1945年，二戰結束，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後，將臺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樂生院，更名為臺灣省立樂生療養院，然而，國民黨政府接收初期，仍延續日本殖民政府對漢生病患之隔離管理政策。
直至1950年韓戰爆發，東亞冷戰格局正式確立，美國開始介入、宰制臺灣之政治、經濟、軍事、公共衛生等政策。美國除提供經費擴建樂生療養院，收容來自國民黨軍隊與民間的漢生病患，以強化第一島鏈所需之健康兵源與廉價勞動力，並將1940至1960年代，陸續發現如DDS等治療漢生病藥物，隨著其治理臺灣之衛生計劃的推展，開始引入樂生療養院內，並對院內患者進行測試藥物療效與劑量多寡的人體醫療實驗，致使不少患者因無法承受過量藥劑所引發的神經性疼痛，而自殺的悲劇。之後，隨著國際對漢生病醫療知識的轉變，促使國民黨政府於1961年，正式廢除對漢生病患的隔離政策。然因漢生病已被長期汙名化等因素，使得大多數漢生病患，已難以重回社會生活。
1994年，在臺灣政府官僚與地方政治勢力的共謀下，臺北市政府捷運局將新莊捷運機廠用地轉移到樂生療養院，並準備強制遷移已難以重回社會生活的樂生療養院院民。1995年，被迫「以院為家」的院民才得知他們將被再次強制遷離，於是院民們開始進行自我組織，併集體向相關單位爭取其不得不「以院為家」的居住權。
2002年，臺北市政府捷運局對樂生療養院進行第一波拆除院區房舍的行動後，隨即引發漢生病患與臺灣各界的強烈異議，一場漫長的樂生保留運動至此全面展開，除由學生組成的青年樂生聯盟（2004）、院民自組的樂生保留自救會（2005）外，還有由學者、律師、工程師、文化工作者所組成眾多的聲援團體，陸續投入此運動。
2008年底，在警察強制驅離反迫遷之院民、聲援的學生與群眾後，臺北市政府捷運局立即架設施工圍籬，並於隔天開始拆除院區房舍。至今，樂生療養院已被拆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院區。而樂生保留運動也由運動高峰期，逐漸走入低潮，但樂生保留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仍持續針對因機運機廠工程的開挖，而導致走山與院區不斷龜裂等危機，繼續進行抗爭。
關於：創噪－當一場運動陷入低潮後，我們可以如何生產第二層運動：
我是在2006年認識部分參與樂生保留運動的年輕人，但為什麼我會拖到了2014年才開始做這一系列作品。在這場運動的過程中，有非常多的人拍過相關的紀錄片、攝影和報導文學等等。在2008年運動最高峰的時候，當年臺北雙年展的策展人，曾問我有沒意願針對樂生療養院與樂生保留運動作一件作品，當時我回絕了，一方面關於樂生保留運動，我只是一個外部觀察者，另一方面，我也沒有能力提出對樂生保留運動能有所幫助的具體方法，所以我介紹認識的青年樂生聯盟成員，跟策展人討論，看可不可以由他們自己發展出一件創作，這也可為樂生保留運動多打開一個發聲空間，但這件事最後並沒有實現。
2006年，樂生保留運動中的部分成員，就開始想作一個另類樂生博物館計劃，一個從樂生療養院談起，但不止於樂生議題的非固態博物館，但最終這個另類博物館並沒有實現，最主要的原因是檔案都在官方的手上。在幾乎沒有檔案的空白狀況下，如何作一個博物館？
到2013年我認識《殘響世界》第二段影片《陪伴散記》的主角張芳綺，知道她從18歲讀大學哲學系時，就參加樂生保留運動，到運動高峰期過後，她決定不再念書，繼續留在樂生，除了陪伴院民外，她還以書寫、素描、塗鴉等方式，生產了大量的個人感性檔案。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她居然從未加入青年樂生聯盟，而只想當一個陪伴者。而那些看似無邏輯的個人感性檔案，則彷佛是她與院民、運動、殘餘的樂生院區，長期相處時的內心獨白。
她跟我的一個調研助理，也是當時想作另類樂生博物館的主要成員，因此我開始想：正因為檔案都在官方的手上，如果我們挪移思考方式，不是去展示既有的官方檔案，而是去展示空白與殘餘，去討論那些我們已沒有辦法觸碰到的事件與其後延性，反而更可能呈現權力者是怎麼施展權力，以及在運動的緊急狀態下，沒辦法顧及討論的其他隔離形式。換言之，在看似已沒有辦法做什麼的時候，從某方面說，也打開了新的現場，打開了另一種討論事件的方法。這也是我為什麼會想討論當運動陷入低潮後，我們如何開展第二層運動的原因，而這是藝術可能為運動注入另一種能動性的政治空間。
（本圖片由陳界仁提供，臺北雙年展展場）
這之後，我開始想如何拍攝《殘響世界》，最後完成的影片，分別從樂生保留自救會會長周富子與其他院民們參與演出的〈種樹的人〉、由陪伴院民至今的張芳綺演出〈陪伴散記〉、由來自中國大陸的看護工劉月英演出〈被懸置的房間〉，以及由許逸亭飾演橫跨日殖時期至今的虛構女政治犯的〈之後與之前〉等不同視點，討論在「事件」似乎已成「定局」後，「定局」是否即是「終局」？
補充說明一點，我選擇演出者的想法，不在於她們的表演能力如何，我更關注的是她們怎麼在日常生活中，替自己，也替他人打開另一種發言空間，比如〈之後與之前〉的演出者許逸亭，她平常雖是一般上班族，業餘的小劇場演員，但她同時也是臺灣極少數聲援巴勒斯坦的志願者，到我拍《殘響世界》時，她們的聲援行動儘管很少人知道，但已經持續了八年。我的意思是：她的生命價值觀與長期的實踐行動，使她具有一種極特殊的氣質，而這是一般演員不可能有的。
（本圖片由陳界仁提供）
拍完影片後，2015年，我辦了一個活動叫《殘響世界回樂生》，以類繞境儀式的影像劇場形式，回到樂生療養院放映《殘響世界》，整個過程大致為邀請前來參與的觀眾，跟隨裝有銀幕、循環放映《殘響世界》中，北管樂團演奏〈風入松〉片段影像的小貨車，自樂生療養院的山下步行至山頂上的納骨塔旁之空地，於聆聽院民簡短介紹樂生保留運動的歷史後，與院民一起觀看四頻道版的《殘響世界》；待影片結束，裝有銀幕的小貨車，再度循環放映起〈風入松〉片段影像，從位於城市邊緣的樂生療養院，駛往臺北市中心的臺北刑務所遺址，於遺址前放映《殘響世界》第四段影片〈之後與之前〉後，才結束此放映儀式。後來我把這個活動以後紀錄的方式，改拍成另一部短片，片名就叫《風入松》。
2016年初，我應日本東京藝術公社的邀請，於東京ShibauraHouse五樓，進行連續三晚的演講表演，演講內容以為何拍攝《殘響世界》之緣由談起，演講題目為《不潔者、非法者、非公民與被在地流放者們折射出的異聲》。之後，我將這場演講表演改成聲音裝置，連同《殘響世界》、《風入松》，一起在當年的臺北雙年展展出。
（本圖片由陳界仁提供）
關於：什麼是當代的新樂生療養院？
2017年3月，樂生保留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再次集結起來，辦了一場大型抗爭活動，在這場活動中，我除了提供一份我和張芳綺等人，花了數年時間整理出可能是樂生保留運動最完整的年表外，還在活動現場的外圍，辦了一個即興對談，題目就叫《什麼是當代的新樂生療養院？》，任何人都可以來參與這個即興對談。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在金融／科技資本主義的「全域式」操控技術下，我們該怎麼辦？
涉及到的子題包括：金融／科技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派遣化（臨時工化）問題。什麼是我們可以在「全域式」操控技術下，開展的異質空間？新的隔離形式是什麼？新的運動形式可以是什麼？如何建立另一種現場、另一種欲望構造、另一種經濟模型等等，這也是等下我們可以討論的問題。非常謝謝大家的耐心。
（以上為2017年12月9日即席沙龍陳界仁演講部分整理）
編輯：陳界仁，雷沁圓
攝影：林劍驥
海報設計：劉於慈
活動策劃：雷沁圓，湯孟禪，文立
聯合主辦：即席、OCAT深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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