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
一個舞臺、一個麥克、有觀眾(多少不限)，僅這三個要素就可以構成一場脫口秀的基本要件。最常見的溯源表達是說，脫口秀髮端自18世紀英格蘭地區的咖啡吧集會，人們在閒暇之餘，以調侃的方式聚眾討論時下的社會問題。不論這一說法是否可考，但關於脫口秀發展成熟於美國卻毋庸置疑。否則，作為國內脫口秀節目標誌性起點的《今夜80後脫口秀》在創立之初也不會將「國內唯一一檔歐美風脫口秀」作為突起的標籤，「歐美風」的隱含意味在於原汁原味，貨真價實。顯然，這種如假包換的自信更多也只是拘泥於形式而已，論內容，國內脫口秀節目早已有了中國語境下的特有表達。
以幽默的方式傳遞思考
一直以來，關於「脫口秀」的定義，從符號學、傳播學、語義學、廣播電影電視藝術等不同學科的角度去看，未曾有過絕對統一的界定。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裡說起「脫口秀」都不能繞開談話節目單談，極易讓人模糊。在眾多的界定表達中去除各種各樣的定語，不難發現組成脫口秀存在意義的主體，離不開主持人/嘉賓(即「說脫口秀的人」)、觀眾和話題。資訊時代下，觀眾的範圍則由面對面可數的人頭，擴展到數以億計的屏幕前每一個虛擬的、看不見的存在。說脫口秀的人負責製造這種「站立式喜劇」的人際魅力，話題則確保「脫口秀」有一定的人本內涵。
2017年，自我定義為詩人、諧星、作家，也是當今脫口秀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李誕，發出了「開心點朋友們，人間不值得」的輕籲。令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句漫不經心的話，竟在一夜之間戳中當代年輕人之痛，以「焦慮和喪」自居的一大批年輕人在社交平臺上直呼李誕一語中的，直擊靈魂。而這句話似乎也可以涵蓋以李誕為主導的兩檔目前收視率最高的脫口秀節目《吐槽大會》《脫口秀大會》的主要氣質。前者因為嘉賓多為明星或社會公眾人物，在內容上不免更多「秀」和「蹭熱點」的操作，但以素人或專業線下脫口秀演員為主體的後者則省去了不必要的包裝，無論是在話題，還是尺度上，更具真實的粗糲感，也更接近脫口秀的本質。
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他的代表作《美麗新世界》中有過這樣一句震耳的呼籲：「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以及為什麼不再思考」。如果對這句話能稍稍有所共鳴，便不難覺察脫口秀所要完成的終極使命，就應該是以幽默的方式傳遞思考，讓人們再度找到發出笑聲的原因以及再思考，進而實現自我療治。當然，在眾多的脫口秀作品中，最終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幽默實為少數。
笑是對痛苦的反擊
2019年7月，廣電總局下發了《關於加強網上談話(訪談)類節目管理的通知》，要求對此類節目進行全面排查，一經發現有問題的節目即禁止線上播出，新節目則需要經過審核拿到備案號才可上線。脫口秀節目也在通知所轄的範圍之內，一時不少脫口秀節目被紛紛叫停，主要原因大致可分為傳播不健康內容、侵犯個人隱私、惡意攻擊等問題。稍不留神，脫口秀和無腦調笑之間確實只一步之差。
回溯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屬於東方文化特有的幽默時代實在難尋，結束了漫長年代的觳觫生活，新時代下的中國人首當其衝的奮鬥目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填飽肚子才能消費，或者說享受幽默。中國脫口秀時代的高光時刻出現在近年，不是偶然，是物質決定意識的必然。在十幾億收視數據的背後所潛藏的一個可喜信號是：中國觀眾需要有養分的樂子，以及正在有一小部分人開始享受，並要以「為他人製造經過思考後的快樂」為己任。面對生存之壓，說脫口秀的人和看脫口秀的人都逐漸從迴避走向面對，人生際遇裡的那些難堪和不能言說之重被施以誇張、戲劇性地加工和表達。含淚的笑，比一直哭要開心些。這笑並非出於歡樂，而是對痛苦的反擊。
在最新一季的《脫口秀大會》裡，出現了很多新面孔，這些新晉的年輕脫口秀演員在入行前從事過與此離題萬裡的各行各業，所以他們的文本輸出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一種「社會觀察家」的風味，與臺下的觀眾如此接近和熟悉，他們脫口秀裡的同事、朋友、甲乙丙丁不是我們，但好像正是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勇氣以開玩笑的態度來稀釋欠缺舒適感的現實生活，站在臺上的脫口秀演員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以娛樂的方式減少我們的憂慮，以幽默的自我否定幫助我們消除對對立面的敵意。他們當中很多人將自己描述為犧牲品或者世俗意義上的失敗者，從而使我們產生優越感，或者至少讓我們相信：現實生活中有人和我們一樣都是犧牲品。如果說肢體喜劇或者風流段子，可以幫我們在短時間內獲得生理愉悅的釋放；更多時僅靠語言表達強輸出的脫口秀，則是協助我們在精神層面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次徹底的俯視優越——儘管這個過程可能只有幾分鐘，又或者就是那一個段子三五句話的時間長度。
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礙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在個別成熟的脫口秀作品中感受到諷刺的巧智，這是脫口秀人獨有的高雅的喜劇技巧。他們用幽默替代批評，來實現對一些社會現象的嘲弄和冒犯。表達敵意，但不傳遞仇恨；進行諷刺，但卻始終不忘回到友愛與溫暖。人類對世界充滿偏見，對異類和不了解的群體彼此奚落，是我們共有的特性和缺點。脫口秀中所描述的「我們」都是一類人，有缺陷的人。在過程中，作為觀眾的我們被高高抬起，結局處恍然大悟，這摔倒在地的人其實也正是我們自己。
在脫口秀的表達中，不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礙或者不可戰勝的困難，更不存在無法療救或難以擺脫的煩惱。即便天大之事、刻骨之痛都可一笑了之，輕鬆揮手告別。所以我們看到脫口秀演員在臺上言說貧窮、婚變、失意、疾病、人情疏離，這些永恆不變、循環往復的生活之殤時，他們已經放下了焦慮和否定，而是以接納之態像在講我們自己的故事一般輕鬆。而這，對於觀眾來說就是藥引。「應當去認識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歡樂。他們的心靈必須像長生鳥一樣堅不可摧，那自焚者必須自行點燃並獲得再生；這不是出於一種脆弱的樂觀主義，而是靠一種來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悅。」當代英國劇作家斯託弗·弗萊在《喜劇》一文中將埃及神話中每隔五百年自焚而死、從而獲得新生的長生鳥，作為喜劇精神的象徵。在學理上，如果對照去看「喜劇」的普遍特徵，還不能將脫口秀直接與喜劇等同起來，甚至將其作為喜劇的一類也顯牽強，但弗萊所說的「來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悅」卻在好的脫口秀作品中輕易可見。但願我們，「看脫口秀的人」，能夠從這份來之不易的愉悅中，偶爾找到重新打開和認識生活的又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