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學翻譯
馬愛農
馬愛農，翻譯家，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編審。主要譯作有：《船訊》《到燈塔去》《綠山牆的安妮》以及「哈利·波特」系列小說。
走上翻譯之路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比較早就找到了願意一生從事的工作，並在事業起步時得到最有力、最無私的幫助。上世紀80年代，很偶然的一個機會，一位朋友從日本帶給我一本紅封面的英語小書《綠山牆的安妮》，說這本書在日本深受歡迎，其中部分篇章被選入語文教材。當時我是大學英語系三年級學生，讀過一些英語文學原著，但對這個紅頭髮姑娘的故事並不熟悉。沒有想到的是，我一讀就再也放不下來。安妮飄然靈動的想像力深深地吸引了我，那些充滿童趣和幽默的情節讓我喜愛，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的美麗風光令我陶醉和嚮往，一個強烈的念頭佔據了我的心：這麼好的作品，為什麼不把它翻譯過來，讓更多中國讀者看到呢？
也是偶然的機會，那一年我在大學選修了編輯學，老師教我們如何策劃圖書、申請選題，於是我滿懷熱情地寫了《綠山牆的安妮》的選題計劃，報給中國文聯出版公司。選題得到批准後，我就以高漲的熱情開始翻譯這本書。我的祖父是商務印書館的一位老譯審，一輩子從事翻譯工作，得知這一消息專門從北京趕到南京，為我指點、把關。那個暑假，在火爐似的南京，面對要翻譯的第一本書，我的心情非常虔誠，但翻譯技法卻是稚嫩和笨拙的。祖父在另一個房間伏案工作，用紅筆在我的譯稿上逐字修改，幾乎每句話都經過他的調整和潤色，經過修改的稿件總是通紅一片。祖父說話不多，並不給我長篇大論地上課，但偶爾會點撥幾句，「賓語不要放得太遠」、「連詞不要用得太多」……經過近兩個月的努力，書稿終於完成，我恭恭敬敬地抄寫一遍，交給了出版社。
那兩個月裡我學到了太多太多的東西，可以說為我一生的事業打下了基奠，我嘗到了翻譯的快樂，也初步感受到翻譯既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項技能，需要不斷地用心揣摩，總結規律，也需要用大量的實踐去積累經驗，提高技巧。
翻譯是一種快樂
20多年來，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帶給我的快樂是無窮的。閱讀文學作品，如同透過一扇扇窗口觀察別人的生活，獲得別樣的人生體驗。而翻譯文學作品，則讓你潛入作者內心，進入他的思維軌跡和情感氛圍，喜怒哀樂都與他同步，感同身受地體會文學大師的精神活動。對我來說，這種忘我的陶醉遠遠超過閱讀，超過欣賞戲劇和電影。《綠山牆的安妮》使我深深迷戀翻譯，從此欲罷不能，這些年來幾乎從未停止過文學翻譯。
美國作家安妮·普魯的《船訊》，使我感受到在荒涼粗獷的紐芬蘭，那些認真生活的普通人之間的脈脈溫情。愛倫·坡的短篇小說讓我透過大師的眼睛，窺探人類精神領域晦暗的、深不可知的層面。翻譯維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的那幾個月，我跟隨作家沉浸在對女性意識和生命本質的探究之中……而帶給我更多快樂的，是我翻譯的那些兒童文學和青少文學作品。《綠山牆的安妮》《花季的安妮》《小王子》《綠野仙蹤》、「哈利·波特」系列、《五個孩子和它》《黑駿馬》《古堡裡的月亮公主》《玉女神駒》《地海巫師》《寂靜的星球》《湯姆的午夜花園》《對女巫低語》《咯咯精的招數》《貓頭鷹王國》……
我翻譯的文學作品，有些是流傳不衰的經典名著，有些是當代作家的最新作品，作為譯者的我，不僅在拿到新出版的樣書時體會到成就感和滿足感，更在翻譯的過程中享受無盡的喜悅，一次次遨遊在作家用想像力構建的奇妙國度裡，跟書中人物一起經歷種種有趣的冒險，和他們一起歡笑、一起憂愁、一起憤怒和恐懼。我模仿他們說話，替他們表達思想，我儘可能地把信息和情緒傳遞過來，讓譯文的信息和情緒儘可能地接近原著。霍格沃茨神秘幽深的過道、魁地奇比賽時背景中的城堡和藍天、小王子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愛德華王子島的紅色土壤和藍色大海、綠野仙蹤裡的那條黃色小路……都曾那麼清晰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理解的文學翻譯
就像我上面說的，翻譯，就是儘可能地傳達原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而文學翻譯，除了傳達內容之外，還要把原著裡的情緒、氛圍和意境也有效地傳達過來，使中文讀者通過譯文，得到與英語讀者讀原文時相同的信息和感受。
一直以來，大多數人理解的翻譯標準是「信，達，雅」三個字，而我認為，一個「信」字足矣。這裡的「信」，不只是文字的忠實，而且是情緒、情境、風格、技藝等諸多方面的忠實。翻譯是一種再創作，這話不假，但這種創作是有框架的，譯者發揮想像，調動情緒，遣詞造句，只有一個目的，讓他的譯文儘可能地與原作相吻合，儘可能地填滿由原作者設定的框架，任何不足與外溢都不是合格的譯文。做到了「信」，也就是充分表達原作的內容、情緒、氛圍、意境。他流暢，你也要流暢；他簡潔，你也要簡潔；他囉唆，你也要囉唆；他優美，你也要優美；他生澀，你也要生澀；他結結巴巴，你也要跟著結巴起來。
美國鄉巴佬和英國紳士絕對不能用同樣的口吻說話，狄更斯和海明威也絕不能用同樣的文筆去傳達，翻譯愛倫·坡時所表達的情緒，當然也跟翻譯哈利·波特時完全不同。如果翻譯兒童文學作品，卻把孩子們之間充滿童趣的對話變成大人腔調，那麼不管多麼流暢優雅，都不是「信」； 如果原文塑造的是一個粗人形象，到了譯文裡卻變得溫文爾雅，說起話來文縐縐，也不是「信」；如果原文的基調是晦暗沉鬱的，翻譯過來卻變得輕捷明快，更不是「信」。
文學翻譯工作者
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文學翻譯工作者呢？我認為首先要喜歡文學，喜歡讀書，喜歡文字，喜歡翻譯。文學翻譯是一門清苦而寂寞的工作，只有真正喜歡的人，才能耐得住寂寞，踏下心來細細揣摩，並從中得到樂趣。很難想像一個並不愛好文字的人，能夠充分體會和傳達文學作品的精妙。
做文學翻譯，想像力的作用非常重要。只有自己想像出原作中的一切，看見那些畫面，聽見那些聲音，感覺到那些情緒，才能準確而有效地把它們傳達出來。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可以鍛鍊和提升想像力，增強文學的感悟力。不愛讀書的人，勢必也譯不好書。
紮實的中英文功底更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以為英語好就能做好翻譯，其實中文好同樣非常重要。好的英語能幫助譯者準確深刻地理解原文，但如何傳神到位地表達出來，就需要譯者有深厚的中文素養。句子要貼切、靈動、傳神，選詞要準確、表現力強，所有這些都有賴於平時的閱讀積累。許多英語專業的學生進入大學之後就很少再讀中文作品，這對於從事文學翻譯來說是很不利的。
翻譯的實踐和技巧
翻譯同時也是一種技能，可以熟能生巧，翻譯的實踐比理論更重要。只有大量接觸兩種文字，從事兩種文字之間的轉換，才會在不知不覺中積累經驗，並總結出許多規律性的東西。空談理論的人，很難做好翻譯。作為出版社的編輯，我曾幾次約請在大學裡教授翻譯理論的老師翻譯文學作品，結果卻大失所望，有的甚至做退稿處理。
翻譯技能的提高主要在於自己的實踐，但有時候別人的點撥也很重要。除了祖父給我的啟蒙指點，後來在翻譯實踐中我也幾次得到前輩老師們的教誨，有時一個點撥會令我豁然開朗，讓翻譯進入一個新的層次。比如，那一年我和馬愛新翻譯《男孩彭羅德的煩惱》，由我們出版社的老編輯陳馥擔任責任編輯，她看完稿件之後跟我說的幾句話，我一直受益至今。她說，英語裡，他是he，她是she，它是it，放在一起說並不重複，指代關係很清楚，不會引起誤解，而放在中文裡，尤其是在對話中，只有一個讀音「tā」，這時候就不能完全跟著原文走，而要把具體的指代對象交代清楚——「記住，不要讓『他』、『她』、『它』打架！」我在譯文裡用了一個「郵遞員」，陳馥老師說，彭羅德的那個時代，不應該說「郵遞員」而應該說「郵差」。我羞愧地說：「哎呀，我不知道。」她說：「你不知道『郵差』嗎？你肯定知道，之所以沒想到，是因為沒有完全進入作品那個時代的氛圍。」從那以後，我在翻譯和審讀譯稿時會經常提醒自己，不要讓「他」、「她」、「它」打架，不要出現脫離作品語境、「格格不入」的詞語……
去年春天，我參加蒙特婁藍色都市文學節，在會上介紹了我這些年所做的文學翻譯和對翻譯的感受。會後一位教授對我說：你很幸運，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麼好的運氣。
是啊，我願意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不辜負上天賜予的這份好運。
譯 文
以下是奎爾一生中幾年的經歷，奎爾出生於布魯克林，在一堆陰鬱的州北城鎮中長大。
一身蕁麻疹，三天兩頭鬧肚子，他掙扎過了童年；在州立大學，他一隻手捂著下巴，用微笑和沉默掩飾痛苦。他跌跌絆絆地活到三十多歲，學會了把感情同自己的生活分開，不指望任何事情。他食量大得驚人，喜歡燻豬蹄和黃油馬鈴薯。
他的工作：自動售貨機的發糖員，一家便利商店的通宵服務員，三流新聞記者。三十六歲，滿懷失去親人的悲痛和愛情受挫折的失意，奎爾離開美國去了紐芬蘭——他祖輩生活的那塊礁石。他以前從未去過那裡，也從未想過要去。
一個多水的地方。奎爾怕水，不會遊泳。父親曾一次次掰開他死命攥住的手，把他扔進遊泳池、小河、湖水和海浪中。奎爾嘗夠了鹹腥味和水草的滋味。
小兒子學不會狗刨，父親從這一件事上看到其他失敗像惡性細胞一樣繁殖起來——口齒不清；坐不端正；早上起不來；態度不對頭；志向和能力不行；總之是一切方面的失敗。他自己的失敗。
奎爾走路蹣跚，比周圍的孩子高出一個頭，為人軟弱。他知道這一點。「啊，你這個蠢貨。」父親說，他自己可不是個無足輕重的人。哥哥迪克是父親的愛子，奎爾一走進房間，迪克就做出嘔吐的樣子，噓著朝他說：「豬油腦袋、鼻涕蟲、醜豬、疣豬、笨蛋、臭氣彈、放屁桶、肥油包。」對他拳打腳踢，直到奎爾抱著腦袋縮成一團，在油地氈上啜泣。一切都源於奎爾最主要的一個失敗，長相的失敗。
他的身體像一塊巨大的長方形溼麵包，六歲就長到了八十磅重，到十六歲整個人都埋在一堆肉裡。腦袋像一個大容量的鯡魚鬥，沒有脖子，發紅的頭髮皺巴巴地朝後長著。五官皺縮得像被吮過的手指尖。眼睛是塑料色的。特大的下巴像塊畸形的擱板突出在臉的下部。
他爸爸生他的時候，某種異常的基因閃現了一下，像封了火的煤堆裡突然爆出一顆火星，造成了他巨大的下巴。小時候他想了許多辦法轉移別人的視線，比如用右手飛快地捂住下巴。
他最早意識中的自己是一個遙遠的人：那邊，視線的中心是他的家庭；這裡，在遠得幾乎看不見的地方是他自己。十四歲前，他一直想像自己是出生時被換錯了，在某個地方，他真正的父母拖養著那個換錯的嬰兒，時時刻刻想念著他。後來，他在一盒旅遊紀念品中，翻出了幾張他爸爸及其兄弟姐妹在船上的照片。有一個女孩似乎與其他孩子格格不入，她眯著眼睛眺望大海，好像能看到一千英裡以南的目的港。奎爾從他們的頭髮、腿和胳膊中認出了自己。那個穿著縮小的毛衣，手叉在胯上，一副頑皮相的胖小子便是他爸爸。照片背面用藍鉛筆寫著：「離開老家，1946年。」
——馬愛農譯安妮·普魯《船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