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麼你和我們一樣，否則你就是在反對我們」——西方「雙重標準」根源
馬克思說過，「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西方「雙重標準」造成的國際政治悲劇，折射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性和掠奪性，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虛偽、自私和自以為是。
西方固有的思維是「要麼你和我們一樣，否則你就是在反對我們」。這種二元對立思維在歐洲表現為對內推崇多樣性，對外推廣普世性的雙重標準；在美國表現為對內民主、對外專制的分離。西方人將世界分成支離破碎的部分，而非整體，並養成徵服對立面的傳統，對不能徵服的對象則妖魔化之，並公然賦予這種徵服以道德的涵義。「中國威脅論」「妖魔中國論」，即源於此。
美國的雙重標準：皈依-未皈依
「在美國，任何一種見解，任何一種習慣，任何一項法律，而且我敢說任何一個事件，都不難從這個國家的起源當中找到解釋。」美國的「雙重標準」源於其立國、西進運動時形成的「天定命運」，廣義指美國人民命中注定是建立樣板社會的「上帝的選民」，狹義指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宣揚的美國領土不斷擴張是天命註定的思想。後一含義最初指對德克薩斯州的兼併，但不久又用於美國與英國對俄勒岡州的爭端，用於因墨西哥戰爭和美西戰爭而產生的領土兼併意圖。該名詞首先由奧沙立文1845年7月在紐約《民主評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同時還有美國進入霸權階段後不斷強化的「美國例外論」，是指那些把美國和其他國家區別開來的顯著特徵。它們包括美國擁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會價值、它獨特的歷史軌跡、諸制憲結構的特異性，以及它們影響決策的方式。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美國例外論》一書中指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上的國家，這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市場經濟等一整套美國價值觀。因此，「成為一個美國人」不是出生的問題，而是對理念的承諾。
美國塑造自己的神話可追溯到17世紀初歐洲第一批清教移民來到北美荒原的那一刻。典型的是美國牧師約翰·溫斯羅普的話：「我們將成為山巔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視著我們；因此，如果我們在實現這一事業的過程中辜負了我們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這樣幫助我們，那麼，我們終將只給人們留下一個故事並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在這種宗教「非黑即白」「替天行道」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在外交政策上美國的「例外主義」不但是一個神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神話，因為它建立在四個不正確的論題上：一是美國政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優於其他政府；二是美國對世界和平及繁榮是不可缺少的；三是為了美國國家利益，其他國家須配合美國政策；四是如果有任何國家拒絕配合，美國在道德上有權去經濟制裁和武力幹涉。
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揭示，因為「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所以在公開場合他們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口吻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辭也塗上了濃重的樂觀主義和道德主義色彩。美國學術界特別擅長提升思想市場中的自由主義成分。然而關起門來，籌劃國家安全政策的精英們卻滿口權力語言，而並非任何法則；在國際體系中，美國也在按現實主義邏輯行事。實質上，他們的公開言論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具體操作之間存在明顯的鴻溝」。
歐洲的雙重標準：殖民-未殖民
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指出，「如果人們以為揭開了蒙在歐洲真正本源屬性上的面紗，那其實同時也會遮蔽相反的也屬於歐洲的特性」，「如果說歐洲是法律的歐洲，那它也是強權的歐洲。如果說它是一個民主的歐洲，那它也是壓迫的歐洲。如果說它是風尚精神的歐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質的歐洲……」
筆者在《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中指出，歐洲文明的多樣性給歐洲帶來無窮創造力的同時，也給其「雙重標準」埋下伏筆。開放而不包容、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進取與破壞相伴生，是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為歐洲「雙重標準」的緣由。
開放而不包容，源於海洋文明二元論思維。一方面，海洋文明從經濟、人口、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開放，不斷從「異質文化」汲取營養；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不斷製造「異質文明」的假說，通過徵服、擴張乃至殖民，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美國海上霸權，繼承了歐洲海上文明擴張的衣缽，將海洋文明張揚的個性發揮到極致。
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源於海洋文明的島嶼基因。宙斯化身為公牛把歐羅巴擄走的傳說，為該基因披上了神話的色彩。此海洋文明的多樣性是對歐羅巴大陸說的，其餘大陸都應被普世海水淹沒。高於海平面的是「我的」文化，其由競爭形成，多元一體，並通過海洋傳播至全球，讓「他者」皈依而成為「普世價值」。海洋文明的活力就在於文化的多元性，而「普世價值」為文明擴張披上合法性外衣。
進取與破壞相伴生，源於海洋文明的宗教倫理。海洋文明對自然、對他者的控制欲，既帶來了科技創新和發明創造，也帶來了對自然和其他文明的破壞。徵服海洋，而非敬畏自然，一方面培養和激發了人的創新和進取精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自然界的懲罰。
梁鶴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對生命和生活的看法。歸納起來只有兩條：生命的意識可從猶太和基督的教義去了解；生活的素質可從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去了解。猶太之神的權威和基督之神的慈愛使西方人有了超越個人價值的生命意義。希臘的理性和羅馬的秩序為西方人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苦與樂立下標準。
西方的治理觀，本質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張揚，反映了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所謂發展政治或現代化政治的一種變體，是民主話語的意識形態化。對於西方國家來說，良好的治理就意味著發達民主制度的建立。按照其邏輯，世界不同區域的問題根源就在於所謂「專制國家」，甚至是一些「流氓國家」和「失敗國家」，而解決問題的方案就是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傳播新自由主義的「福音」。這是國際政治中西方「雙重標準」的來源，造成了世界亂象叢生。殊不知，世界的問題主要不在於其他國家的無能，而在於某些大國的自私自利和自以為是。
如何界定「自己」與「他人」是催生「普世主義」的核心問題，是理解「普世價值」的關鍵。「普世觀念」發軔於基督教擴張時期。基督教本來是猶太人的宗教，基督耶穌也被稱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傳播初期，種族的界限成為它向外傳播和擴張的一個重要障礙。根據《馬太福音》所述，耶穌基督由上帝所遣，來以色列拯救迷失的羔羊。一些居住在猶太地區的非猶太人希望皈依基督，是否接受非猶太人受洗在猶太人中間引起了極大爭論。與此同時，一些出生在賽普勒斯和昔蘭尼的猶太人用希臘語在安提克傳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們把耶穌基督稱為「主，耶穌」而非「以色列的救主」，從而為非猶太人的皈依打開方便之門。正是由於這些「去猶太化」的努力，基督教得以在地域廣闊、民族眾多的羅馬帝國內部廣泛傳播開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
來源 北京日報|作者 王義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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