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中源」的意思：製造、工藝、科技乃至制度等西方近代文明都是源自於中國，然後又流傳到西方的。學術界一般認為，明代晚期是「西學中源」論的最初產生時間。成型期是明清之際的科學家方以智，他在其《物理小識》一書中的觀點從學脈的角度論證了中西文化在源和流之間對應的關係。清朝數學家梅文鼎是「西學中源」論的集大成者。他在《歷學疑問》和《歷學疑問補》書中皆中提出，西方天文學中的許多論斷均可見於中國古代的典籍中，在《幾何通解》和《勾股舉隅》中認為，西方的幾何學就是中國古代的勾股學，在這一時期是「西學中源」思想的完善期。清康熙年間，張廷玉主持編纂《明史》，肯定了西方科技的先進性，認為西法優於中法，但是西法卻是源於中國，是由中國傳到西方去的。學習西方只不過是延續中國千百年來的文明，不能將學習西方看做是「以夷變夏」。康熙皇帝更是認為「西洋曆法皆餘中國算法」。「西學中源」論經康熙帝「欽定」後逐步流傳開來。
所謂「西學中源」說不免牽強，經不起推敲，但此說卻賦予了西學在當時人們文化觀念中存在的合法地位，論證了學習西學的合理性。既然西學是源於中學的，那麼它就不是「與華夏文明異類的夷狄之學」，我們是可以學習的。因此莫若說「西學中源」論中的中西文化這種淵源關係可以看做是先進人士探索中西文化結合時的一種策略，它淡化了中西之爭，減小了中西文化的隔閡，為學習西學打開方便之門，在理論上回擊了頑固派的批評，進一步破除了封建思想的桎梏，有利於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但不可否認，這種思想實際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頑固派的妥協。
面對清政府內憂外患的局面，先進的中國人始得開眼看世界，先行者就是開明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看到國外的堅船利炮、先進技術，意識到中華民族自身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逐漸產生了學習西方的想法。無論是「中體西用」思想，還是「西學中源」論，都為學習西方找到了藉口，無疑也反對因循守舊，主張因時變通的。這就激發了李鴻章等洋務派變通思想的形成。
李鴻章認為，要想改變中國的落後地位就必須變通，要求洋法，習洋器。關於變通的思想，早在 1874 年海防討論中，李鴻章指出晚清面臨「數千年來中國未有之變局，遭遇數千年來未有之強勢。」「出窮則變，變則通，蓋不變通則戰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若非朝廷開風氣，破拘孿之故習，求制勝之實濟，天下危局終不可支。」1880 年，李鴻章明確表示：「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濟。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微弱而終無以自強」。李鴻章關於變通思想還有過細緻的論述：「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鵲，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可集。」「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於微弱而無以自強。」儘管李鴻章的這種變通觀沒有觸及到封建政治制度，但是他宣揚變通的必要性，學習西方的必要性，為當時封建僵化的朝堂之上依然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