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羅宗強，1931年生。1956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師從王達津教授，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研究生。1975年重回南開大學，初在學報工作，後回中文系任教。1981年升副教授，1985年升任教授；1986年被國務院學科評議組評定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1989年至1995年任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96至1997年，受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聘為客座教授。2000年與2002年，兩次受H本大谷大學之聘。為其特別研究班（博士、碩士與部分教師）短期講課。2004年，從南開大學中文系退休，同年受聘為首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至2007年。曾任唐代文學學會、李白學會、杜甫學會副會長，復旦大學教育部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學遺產》通訊編委、顧問。
據悉，羅先生2020年4月29日離開世界，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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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羅先生，據我所知，您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論略》是1980年出版的，那時您研究生畢業已有十五年，接近「知天命」的年齡了。能否談談您當時著書的情況，以及你們那一輩人從事學術研究的不易。對文史哲等人文學科而言，人生的歷練和世事的洞明，是否也是一種學術積累？您是如何把讀有字書（前人著作）與讀無字書（人生體驗）結合起來的？
羅宗強：《李杜論略》是1978年開始寫，1979年寫完，1980年出版。這本書是在沒有充分學術積累的情況下寫的，書出版後就後悔了，覺得寫得很不滿意。寫這本書的起因，是在「1966—1976」期間，看到郭開貞先生出版的《李白與杜甫》，把杜甫貶得一無是處。那時我在江西偏遠地區，大部分書都被抄走了，只剩下一部《魯迅全集》和一部《杜詩鏡銓》。這兩部書成為我渡過艱難歲月的精神支柱，一有機會就反覆地讀。以我當時的處境和心情，非常喜歡杜甫那些沉鬱、悲憤的詩，真是感同身受。看了郭開貞的書就非常反感。那時沒有想到要寫文章，當然也不可能寫。1978年以後，才開始帶著情緒寫《李杜論略》。我們這輩人，真正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很少，一旦開始學術研究，真是困難重重。
那時候經濟狀況也不好，人總是感覺很疲勞，但是十幾二十年沒有從事學術研究的環境，書生老去，機會方來。我寫過一首詩，有兩句是「待到昇平人已老，空留錦囊貯哀詞」，這就是當時的心情。有了機會了，當然非常珍惜，就是憑著一種愛好、興趣，以及對杜甫的那種感情，我寫下了這本書。可以說這本書是一種情緒化的東西，學術水平不高，但寫這本書使我有個體會，人文學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學研究，裡面包含著很多人生感悟的東西，含有對人性的理解在裡面。真切的人生體驗對文學研究很有好處。人生多艱，人生不易！但是多艱的人生也讓人對生命有更深沉的感悟。理想和嚮往，受到挫折以後的感慨，各種各樣的生存境遇和體驗，使人對文學作品可能會有更真切的感受，對人性也會有更深的體悟。所以我後來在文學研究中，特別重視人性的把握、人生況味的表述;當然，古人與今人的思想觀念距離很遠，但是人性中總有相通的地方，對人生的體悟也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的書裡有許多情緒化的東西，帶有自己人生體驗的感情色彩，這跟我的人生經歷是有關係的。張毅：您是性情中人，有詩人氣質，筆端常帶感情，這我深有體會。在《李杜論略》出版後，僅十年左右的時間，您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唐詩小史》和《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雜誌發表了不少有影響的重要論文，獲得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和好評。如傅璇琮先生所說：「無論是審視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史研究，還是回顧這個階段的古典詩歌特別是唐代詩歌的研究，您的著作問世，總會使人感到是在整個研究的進程中畫出一道線，明顯地標誌出研究層次的提高。」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不斷推出學術精品，您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羅宗強：我這幾本書並不是什麼精品，只能說研究時確實下了點功夫，對歷史有自己的一番真切感受，能真誠地說出點跟別人不一樣的看法，如此而已。我寫這幾本書的時候，國內的古代文學研究在十年浩劫後剛剛恢復。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衡量古代文學作品好壞的標準基本上是三個性和兩個主義，就是強調人民性、現實性、階級性，還有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用三性、兩主義的標準去套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去衡量是非。現在看來，能夠留下來的優秀的古代文學研究成果並不很多，由於有了一個固定的框框，就讓人感到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研究古代文學、古代文學思想，我的想法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史料清理的基礎上，盡力地去還原歷史，並且要有自己對文學、對歷史的看法，去判斷是非，不人云亦云。研究唐代的文學思想，就從唐代文學創作的實際出發，去認真地看唐代作家的集子，要從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和歷史文獻入手。從自己閱讀時的真實感受出發，著重於看其藝術上的成就，分析其藝術特點，從這個角度感受文學觀念變化的是是非非。我更喜歡真實表現人性的優點和弱點、真實表現個人情懷的作品，所以我對白居易新樂府評價不高，對唐代古文運動評價也不高，而特別喜歡王維、李白、李賀、李商隱，喜歡他們作品的強烈的藝術個性，所以對這些人評價就比較高。根據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根據作品本身，根據個人的感受，真誠地說出自己的看法，這是我寫這幾本書時的初衷。當然，這種出於一己愛好，用自己的文學觀念去衡量作家作品是非的做法是否恰當，那只能由他人去評說。我的原則，是決不說違心的話。
再有一點就是從第一手材料出發，決不取巧，不相信和轉引二手材料。當我沒有看過大量原著的時候，在沒有對大量原始資料進行認真梳理之前，我是不敢動筆的。對一些重大的文學事件，對一些重要的文學觀念，對一些人和事，我盡力做到把它的來龍去脈理清楚。如在寫《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的時候，牽扯到對魏晉時期很多人的評價、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在當時的環境下，魏晉士人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他們的行為，他們的內心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的一個基本的想法是：力求做歷史的還原，儘量根據史料推測當年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當年的真實情況如何，在此基礎上來判斷是非。所以這部書可能對魏晉時期一些士人的心態，說出了跟別人不太一樣的看法。從寫《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到寫完《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間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我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一個是真誠地面對歷史，儘量做歷史還原的工作，再就是對作家的衡量以人性作為標準，看其在作品中如何真實表現他的性情、他的個性，如何表述他的人生感悟，當然，也看他藝術表現的特色與成就。從這些來推測他在創作中的崇尚，來理解他的文學觀念。張毅：中國文學思想史學科，既不同於中國文學史研究，也不同於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在這門學科的建立過程中，您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堪稱標誌性的著作。能否就這兩部書的寫作，談談這門學科與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區別，以及中國文學思想史學科的發展情況。
羅宗強：中國文學思想史的學科性質，我想在我給你的《宋代文學思想史》所寫的序裡，已經講得比較清楚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特點，主要在於了解、掌握一個時期文學思潮變化的過程，根據思潮的變化說明文學觀念的發展演變。這裡面有從文學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潮的變化、文學觀念的變化，也有文學批評和理論方面的總結和表述。從文學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思潮和觀念的變化，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表述不一定總是吻合的。怎麼說呢，有互相契合的時期，也有互相分開的時期，也有矛盾的時期。假如專門研究文學批評史，僅僅從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著眼，就會忽略文學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潮、文學觀念變化的複雜情況，很難全面地、準確地把握文學思想潮流、文學觀念流變的風貌。對於整個文學思潮走向的把握是這樣，對於一個人的文學觀念的把握也是這樣。有的人，他的文學批評，他的理論表述說的是一套，而他在創作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想傾向又是另一套。只根據他的理論表述來論定他的文學思想，就不會是全面的、準確的。文學思想史研究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把文學創作實際中反映出來的文學思潮、文學觀念的變化給清理出來，結合當時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表述，二者互相印證。文學思想史與文學史也不一樣。文學思想史也研究文學創作，但著眼點是創作所反映的文學觀念。文學史研究就不一樣了，文學史主要研究文學創作本身，它主要研究文學創作在藝術上的成就，文學創作中作家、作品、流派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沒有與文學批評理論相印證的問題。另外，文學史研究以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基礎，而文學思想史研究的著眼點不在單個作家或某部作品，雖然它也研究重要的文學家、文學理論家的文學觀念，但更注重的是整體的思潮研究。
文學思想史的研究，除了對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文學觀念的整體觀照外，還要加強對流派文學思潮、地域文學思潮的研究。我最近看了一下這十幾年出版的文學思想史著作，如涉及到西漢的《西漢文學思想史》就有三部，還有漢代詩歌思想史，漢代文學思想流變史等，大概四、五部吧。這四、五部看起來都各有特點，每本書的方法和側重點都是不—樣的。我想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要往細部做，往深裡做，要做得很細緻，除了大的脈絡之外，恐怕就是要研究流派的文學思想。在文學史方面已有一些流派研究著作，但側重點在作家作品，不在思想觀念上，對流派的文學思想的特點、來龍去脈和價值所在，缺乏專門的研究。做某一流派的文學思想研究，可以在局部做得很細，可以研究他們理想的東西，他們的題材選擇趨向、審美趨向，他們善於使用的表現技巧，和這些技巧背後的藝術觀念的性質，他們的文學主張，他們的文學觀念之所以形成流派的種種原因，他們的文學觀念與其他流派的差別與聯繫，他們的文學觀念與文學主潮的關係，他們的承傳和影響等等，這些方面的研究現在來說還不是很充分。再就是地域的文學思想研究，地域文學觀念的特點到了明清以後就表現很明顯了。我最近正在研究明代嘉靖前後江右（也就是江西）地區的文學觀念，就感到很有意思，覺得那時江右地區的文學思想傾向，跟吳中的那批人像文徵明他們的思想很不一樣。江右是王陽明心學影響極大的一個地區，王陽明的第一代弟子、再傳弟子數量很大，這些人深受王陽明思想的影響，他們的人生態度，他們的生活趣味，他們的詩歌，他們的文學觀念，帶有很濃的地域文化的特點。地域文學思想與主流文學思潮發展的關係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所以文學思想史除了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除了研究流派和個人的文學觀念，還應該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對文學思想的影響。
今後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發展，進一步就是要往細部做，要做流派的研究、地域的研究。這會涉及很多問題，會有很多空白等待我們去開拓。近來有研究者發表文章，說古代文學批評的研究，從構架到史料的開拓，後來者恐怕很難有新的突破了。這一說法是極不準確的，是對於文學思想潮流、文學觀念的歷史實際知之不多的表現。事實是：不少的原始材料都還有待清理，出土的新材料將要改變我們對先秦文學觀念的一些看法就不用說了，歷代經注中反映的文學觀念我們都還沒有認真地清理，大量的別集都還沒有認真全面地細究，大量的詩話包括流傳於地方小範圍內的本子，都還沒有清理出來，明清兩代尤其如此。近年蔣寅、張寅彭、吳宏一等先生都在做清代詩話的搜集、整理工作，聽說數量極大。這其中可能會有非常精彩的、有價值的東西。總之，無論是文學批評史還是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空間都還非常廣闊，空白的研究領域是大量存在的，並不是到此為止，問題是要往細裡做。
當然，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弄清我國古代的文學思想潮流演變的整體風貌，弄清文學思想潮流演變的諸種原因，弄清它們和文學創作或繁榮、或衰落的關係，弄清在文學思想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有些什麼樣的觀念是最有價值的，發展的主線是什麼？至今，我們對於什麼是我們的文學思想的主線，什麼是最為優秀的傳統，什麼樣的文學觀念是推動我們的文學發展的真正力量，都還並不清楚，或者說，都還沒有深入的探討。梳理當然是為了繼承。這可能就涉及到文學思想理論遺產如何繼承的問題。
張毅：研究古代文史的學者，多就個人的稟性和興趣愛好決定自己的學問路數，有的偏重於史料的收集考辨，以竭澤而漁的方式整理文獻;有的擅長理論思辨，每藉助現代觀念來結構著作;還有的傾向於審美感悟，以靈心慧性感知文學的妙趣真諦。您的著作，可以說是以上三個方面的有機結合，既有強烈的實證精神，又充滿濃厚的思辨色彩，還兼備審美把握的細膩準確。請問這是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學術追求？
羅宗強：是有意識的追求，但是還沒有做好，心嚮往之，力不能至。研究文學思想史的人，如果離開堅實的史料基礎，他就不可能去感知、去把握文學思想的真實面貌。他對於一個人、一個流派、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想的描述，就不可能有歷史實感。以自己的理論框架去套古代的文學思想現象，就好比給司空圖穿上西裝、結上領帶，顯得不倫不類。但對於研究文學思想史的人來說，只停留在史料上同樣不夠，還有一個理論把握和理論表述的問題。應該說，在描述文學思想現象時，如何處理理論表述問題，是很難的。我非常不喜歡擺理論面孔，特別不喜歡把簡單的問題作深奧的表述。我在描述文學思想現象時，力圖把理論色彩淡化，把它藏在描述的行文中，藏在行文的內在邏輯裡，讓思辨的力量從行文中自然表現出來。表述時要淡化理論色彩，又要把理論問題說清楚，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現在也還在探索之中。至於審美感悟，這可能跟個人的氣質、經歷和素養有關係。怎麼講呢，我是個重感情的人，愛激動，愛感慨。我較早受到古詩詞的薰陶，十五六歲時就愛寫詩，和一些好朋友，常在一起寫一些感傷的詩，有這麼一個善感的氣質。我讀古代的詩歌、古代的散文，對感情濃鬱的作品很容易引起共鳴，有一種生命的感發和激動。所謂審美感受，恐怕主要是對古代作品的那種感情的共鳴，我注意在書中把那種感情的共鳴傳達出來，這可能就是我在研究過程中要把個人的感情注入到裡面去的原因。當然這裡有一個審美積累的問題，由於我從小讀的古詩比較多，自己也寫一點，所以對詩詞、散文在藝術上的好壞，有一種比較敏銳的感受力。但是這種感受力偏向於自己所愛好的東西，比如我讀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他選的詩中有一些是寫得很活潑的，我卻不喜歡這樣的詩。我喜歡人生感慨深沉的詩、感傷的詩、悲憤的詩，這可能跟個人的愛好有關係。
張毅：個人氣質和審美感受應該是很主觀的東西，易表現為才華橫溢;但是您的著作卻具有很強的歷史感，在敘述事件時抱定一種客觀的態度，注意對歷史文獻資料作認真的清理和考辨，決不只依據古人的隻言片語作隨意發揮，杜絕不切實際的無根遊談。這種嚴謹的學風和認真的態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文學研究有什麼幫助？
羅宗強：這可能跟我個人的經歷有關係。我少年時代是很毛躁的，學習也不認真，中學老逃學。但是在考入南開之前的上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在海南島的橡膠種植場工作了幾年，做計劃統計工作。那時是計劃經濟，每年都要制訂下一年的生產、管理、財務計劃，總有六、七大本，每一本都幾十頁，有很多表格和一系列的數字，每個數字都和前後有聯繫。開始做的時候總是出錯，只要錯一個數字，全部表格就都要從頭返工。那時沒有計算機，全靠算盤。通宵通宵地返工，越返越亂;所以必須每做一步都很細心，絲毫不敢馬虎。這段經歷，訓練出了一個細心的習慣。後來把這個習慣帶到了文學研究裡面來，在研究一個問題時，沒有把應該看的材料看完了、想清楚，不敢動筆寫，總是胸有成竹了才寫。這樣，工作習慣的嚴謹就跟個人氣質自然地結合起來了。我現在就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做什麼事情都要有條理，井井有條，亂了絕對不行。我讀大學本科的時候，四年級時曾提前畢業，在文藝理論教研室工作了一年，後來才又念研究生的。這一年認真看了幾本理論書，例如，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我就看了半年多。這書很不好懂，我就一段一段地讀、想，一行一行地拆開來讀，看他的邏輯思路，看一遍不懂，就看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大概弄明白了。讀西方的哲學著作，對於理論思維的訓練很有幫助。讀理論著作，不在於同不同意理論家的說法，更不在於搬用他們的理論，而應當是一種思維能力的訓練，訓練思維的敏銳性，訓練思維的邏輯層次感。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對於研究文學思想的人來說，僅有嚴謹的學風，對史料作認真的清理是不夠的。文學思想的最為基本的東西是文學，面對大量的文學現象，就有一個審美感受的問題。要有審美能力，才能分辨優劣，才能分辨審美趨向的細微變化。我最近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提到這一點。現在一些年輕的研究者，比較缺乏審美能力，一首詩藝術上好在什麼地方看不出來，只能從思想上來分析問題。搞文學研究，若沒有敏銳的審美能力，沒有感情的共鳴，只靠純理性的分析是不行的。文學不是哲學，也不是歷史。現在研究文學的人，有的光搞史料清理，或者光搞歷史背景研究，歷史背景的種種問題，當然對於全面了解當時的文學有必要，但是研究完這些問題以後，一定要回到文學上來。假如不回到文學本身，那就不是文學研究，而是歷史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或別的什麼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是大家都公認的一部學術名作，利用文學來研究歷史。我們往往容易產生錯覺，以為陳先生那樣一種學問的路子是文學研究，其實不是。所以要回到文學上來，要嘗試新的路數，用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沿用過去的方法，過去的方法只是鑑賞呀、風格呀，等等。到底如何解讀文學作品，應該利用新的途徑、現代的途徑，來解剖各個時期、各個流派、各個作家藝術上的成就，把它說清楚了。文學研究應建立在審美感悟的基礎之上。
張毅：現代社會是個講功利的社會，流行實用主義，所以研究古代文學和古代文論的學者，不太願意回答文學研究有什麼用這樣的問題，因這問題本身就蘊含著研究文學無用的世俗觀念，以為文學不能當飯吃，沒有什麼實用價值。您一向對「古為今用」有不同看法，又不太贊成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否含有要脫心志於俗諦的意味？是不是主張以非功利的態度來對待文學，注重文學自身的審美屬性，讚賞用「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來從事文學研究。
羅宗強：這個問題我考慮過很長時間，也寫過文章，我看這與社會文化的發展有關，不能簡單地說有用與無用，也不能簡單地說功利與非功利。我認為社會文化構成是分層次的，有普及的大眾文化，有精深的高層文化，還有處於中層的文化。高層文化只能是少數人來研究，不能大家都來搞。我想，古代文學研究應該是屬於高層文化研究的範圍，所以搞古代文學研究的人只能是少數，多了沒有必要。真正的研究、高層次的研究只能是少數人的事業，中間有大量的過渡式的承傳，如大學、中學裡的古代文學教學、各種訊息媒體。通過學校教育和文化傳播，把古典文學知識和優秀作品普及到社會上去，滿足大眾的審美文化需要。只有普及了才談得上發揮社會作用。但是普及性的大眾文化並不能完全反映我們民族的精神、民族文化的整體特點，所以註定還要有高層次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學研究，以提高整個民族文化水平的層次。比如說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哪些是精華的東西，哪些是應該留下來的，要通過高層次的研究來清理、探討，再經由中間的傳遞，就逐步地滲透到一般社會民眾中去了。
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吸收是無形的，如春雨之潤物。在我們的思想行為裡，如果追究起來，有許多就是文化傳統的遺存。對於古代文化的研究，就是要辨明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我想，這關係到國民性的塑造，是民族發展、民族生存的更為根本的東西。不能把對文化傳統的利用和繼承，局限在當前的政治需要和商業利益上，不能只著眼於當前需要，而應有一個長遠的目標。就拿古代文學研究來說，古代文學在今天的作用，主要在情操的陶冶和人格的塑造上。我們的古代文學作品裡，有許多非常高尚的值得珍視、值得自豪的思想情操;但是從情操薰陶和人格塑造上來看待古代文學的作用，我們似乎還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這裡我要講一點題外的話，因這涉及到有用與無用的問題。近些年來，報紙上可看到一些讓人驚心動魄的報導，如說有四個青少年，最大的十八歲，最小的十六歲，搶劫了一輛計程車，殺死了司機，搶得了一百元。四個人商量如何處理屍體，其中的一個說，煮來吃了，不留痕跡。又一個報導，說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因為奶奶沒有滿足他的一個要求，就用榔頭把奶奶砸死了。還有砸死親生母親的。沒有人性、沒有親情、沒有愛，只有欲望。這些當然是個別現象，但這個別的現象卻告訴我們，在我們的教育中缺少了什麼。我想，就是缺少善良的感情的薰陶，缺少健全的人格教育。光是知識教育是不夠的，光是思想教育也是不夠的，一個人要成長為一個有健康人格的人，感情教育就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這個時候，古代文學就有它的作用了。我們的文化傳統裡保存的善良人性，在文學裡有充分的反映，鄉土的愛、親情、友情、愛情、同情心等等，都有非常真誠、非常生動的表述，都能在健全的人格塑造、豐富的健康感情的培養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這作用不是立竿見影的，不是今天講了，明天就起作用的，不是拿來就用的。它是長期的無形的薰陶，是細雨潤物。要講眼前功利，它做不到，它的作用，是百年樹人，是世世代代，是緩慢的改變民族性格。從長遠看，它又是很有用的。
古代文學思想的研究也是這樣。一些研究題目，在當前看來，可能是毫無用處的，既不能配合當前的政治需求，也沒有商業利益，但是對於我們認識我們的傳統，對於文化積累，對於提高文化層次，卻可能是不可少的。從目前看，它可能毫無功利可言，是為學術而學術；但從長遠看，它在文化建設中又是有用的。功利與非功利，有用與無用，在於你怎麼看。簡單化的實用主義的功利目的，結果可能是幫倒忙。繼承文學批評理論遺產，也不是簡單的「話語轉換」就能做到的。一定的話語都是當時當地的話語，都與當時的文化環境有關。比如說「自性良知」，我們就會想起明代的心學；說「鬥私批修」，就會想起「文化大革命」。古代文論也一樣，像「意境」，講情景交融；可你讀海子的詩，用「意境」是絕對解釋不了的。海子詩那種心靈的自白，那種意象的組合，是一種觀念性的組合，從東到西，從西到東，沒有完整的意境，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在奇怪的意象組合裡，分明又可感受到生命本能的衝動，一種宿命的悲憤、蒼涼。古代文學思想、文學理論遺產的繼承，應注重精神實質，而不是簡單的「話語轉換」。關於這方面的意見，我在1999年第3期《文藝研究》雜誌上發表的《古文論研究雜識》中有論述，這裡就不多說了。
我們對古代文化遺產的繼承，往往用非常簡單的方法來對待，比如我最近聽說，有些地方讓小學生讀《四書》《五經》。他們的目的可能是好的，是要繼承優秀的文化遺產，但是什麼是優秀的文化遺產呢？目前不是還在討論嗎？曾經有一種說法，新儒學能救中國，我對此一向很不以為然。提倡新儒學的人，對於我們的國情恐怕知之不多。退一步說，就算儒學能救國吧，那麼《四書》《五經》中哪些是好的，哪些就不很好，也還是大可討論的問題。小孩子還沒有分辨這些的能力，小學的老師要說清這些問題怕也不易。在這種情況下，讓孩子們讀《四書》《五經》，這種作法我以為未必妥當。我以為這是一種極簡單化的對待文化遺產繼承的做法。你讓一個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孩子，搖頭晃腦地讀「子曰」、「《詩》雲」，我一想起來就覺得滑稽。沒有分辨力的讀經，和現實生活對照，只會造成孩子性格、人格的扭曲，造成他們價值觀的無所適從。我想，這是一件近於荒唐的事。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把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優秀的遺產通俗地傳達給我們的孩子，而不是簡單化地讀經。從研究的功利與非功利，說了這麼多題外的話，是不是把問題說遠了！其實我要說的只是一點，就是：應從長遠看功利，不應只看眼前利益。總而言之，古代文化的研究、古代文學的研究和古代文學思想的研究，是一種少數人的很專門的事業，但它是一個民族文化建設中最基本的東西，從長遠來講，它終究還是非常有用的。
張毅：記得您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的「後記」中說：「青燈攤書，實在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樂。」以讀書為樂，視榮華富貴如浮雲，這樣才能真正靜下心來做一點學問。可當今的社會充滿了急於求成的浮躁之風，追求時尚，玩學術，有將學術庸俗化和世俗化的傾向。對此您有何感想，學者如何才能保持心的寧靜而甘於寂寞。
羅宗強：在古代文學研究日益邊緣化的今天，要從事古代文學研究，沒有點個人愛好是不行的，你自己非常喜歡這個行當，非常喜歡這個事業，你才會專心致志地去研究它。如果著書都為稻粱謀，只是把學問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不但總會使得自己有很大的壓力，也容易把學問搞走樣了，結果兩敗俱傷。如果你出於個人愛好，熱愛學術研究，當你發現一條新材料，解決一個新問題，就會有無窮的樂趣，讀書就不會感到有多少的壓力。當然，人不能夠脫離社會，在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後，才能夠坐下來安安靜靜地做學問。人文科學的研究有許多是要長期積累的，一時半會出不了好成果。我對人文科學研究以量化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就非常反感，為什麼呢？學術水平是不能夠量化的，一些大師一輩子才能有多少著作？錢鍾書先生一生主要的學術著作，不就是《管錐篇》《談藝錄》兩部書嗎？兩部書就傳世了，就不朽了。可是現在有些學者，一年就出三、四本書，還有人自稱寫了四十多本學術著作的，我就不知道他是怎麼寫出來的!著作不在多，關鍵在於你的著作是不是原創性的精品，精品一本也就夠了，也能傳下去。你匆匆忙忙寫了十本書，可是過了幾年，一本也沒留下來，風吹過馬耳，與草木同朽。製造文字垃圾，有什麼意義？目前這個浮躁的學風，與學術評價的體制有關係，也與研究者的心態有關。急於求成，是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為的。學者要能夠真正坐下來，以平靜的心態，憑自己的愛好，不管外界的幹擾，一心一意地做學問，這樣才可能會有所成就，不只是浪得虛名而已。將來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真正有大成就的人，一定是能夠坐冷板凳的人，肯下笨工夫的人。五年、十年、二十年，能在某個領域孜孜不倦、鍥而不捨的人，必成大器。
張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您對道家思想素有研究，尤其對《莊子》一書情有獨鍾，照理應有幾分逍遙曠達的至人之心，無可無不可。但您卻是一個十分認真的人，在學術上一絲不苟，常告誡我們：「出書要慎重，白紙黑字，是無法收回的。」這是為什麼？是不是寄希望後輩心存遠大？
羅宗強：我喜歡《莊子》一書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嚮往它所表述的任自然的人生態度，一方面關係到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基本看法。我認為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詩、詞、文方面，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多數受莊子思想的影響。要真正了解中國傳統詩文的藝術特質，了解中國文學創作的思想基礎，《莊子》一書不可不讀。至於我個人對《莊子》這本書的喜好，主要是生活情趣的問題、精神歸宿的問題。怎麼說呢，就是對生命的理解，對人生的感悟，《莊子》這本書講得非常好。是是非非，可與不可，方生方死，說出了很多很深奧的道理。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當年可的，後來變成不可了，當年不可的，後來變成可了。是與非也一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人類社會就在可與不可，是與非的反覆中不斷地前進。莊子的很多思想，特別是對人生的感悟非常到位。
莊子所嚮往的那種自然境界是很難達到的。儒家講的寧靜致遠是一個道德境界，而莊子講的是自然人生的境界。王陽明及其弟子們講無善無噁心之體，講良知的虛靈，心境的平靜，已是一種很高的境界了，但也還是道德是非判斷，達不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莊子「心齋」的虛靜就沒有道德意味，沒有是非判斷，「天地與我並立，萬物與我為一」，天人是融為一體的。我什麼牽掛都沒有，無所待，吾喪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這種境界是非常難到達的。記得張世林先生編《學林春秋》第三集時，讓我寫篇談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文章，要求要有一個題辭。我寫的題辭是：「自強不息，易；任自然，難。心嚮往之，而力不能至。」 現在我已七十二歲了，依然可以刻苦奮鬥，憑自己的愛好，朝著既定的目標日夜工作，我自己覺得，自強不息是做到了，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卻非常的難。任自然是什麼呢，就是不為物喜，不為己悲，隨遇而安，不受外界的幹擾，保持完全平靜的心境，這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莊子的任自然是個很高的人生境界，我們過去對莊子有一些錯誤的看法，認為他的思想是消極的，是絕對的虛無主義，其實是不對的。從我個人的愛好來說，從對人生的感悟、對人生的體驗來說，我是非常喜歡莊子的。但任自然非常難，我做不到，問題在於我往往喜怒形於色，愛憎鮮明，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從來不拐彎抹角。依我的氣質和習慣，我達不到莊子那種理想的境界，所以只能是心嚮往之。理想化的東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認真，要一絲不苟，卻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
我希望我的學生認真，是我七十多年來的一點人生感悟，要辦成幾件事，不認真是做不成的。但是認真之外，還要超脫，要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順應自然。這恐怕就更難一些，能和認真結合起來，那就更好了。
張毅：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來源：羅宗強, 張毅："自強不息，易；任自然，難；心嚮往之，而力不能至"——羅宗強先生訪談錄[J]. 《文藝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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