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國際移民是當前國際社會交流互動的一個重要體現，既是全球化的結果，同時也推動了全球化的深度發展。
洞察國際移民形勢，研判國際移民挑戰對於深刻認識當今世界既至為重要又實為必要。
近年來，國際移民問題頻頻出現在各類媒體報導與學術研究之中，很多政治現象背後都能看到國際移民因素的影響，如英國「脫歐」、美國「建牆」。另外，當前關於全球化的爭論十分流行，其中一個主要議題就是全球化是否停滯，乃至於倒退。實際上，對全球跨境人口流動的分析及其未來趨勢的研判也可以為這一論爭提供一個參照視角，因為國際移民是當前國際社會交流互動的一個重要體現，既是全球化的結果，同時也推動了全球化的深度發展。國際移民組織在《世界移民報告2003》中強調：「跟金融、商業、觀念或信息等流動性一樣，不斷增長的跨境人口流動潮是全球化強化最可信賴的一個指標。」因而，洞察國際移民形勢，研判國際移民挑戰對於深刻認識當今世界既至為重要又實為必要。
國際移民在絕對數量上呈較大增長態勢，在流向上呈多元分布但集中性仍表現突出
冷戰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國際移民流動速度明顯提升。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2017年國際移民報告摘要」統計，2017年全球移民數量達到2．58億，比2000年時期增加約7500萬人。其中，亞洲移民數量最多（增速也最快），其次是歐洲、拉美與加勒比地區以及非洲。從增速上看，新世紀以來國際移民呈現出波浪形增長，2000—2005年，國際移民存量年均增速2％，2005—2010年增速加快，達到了2．9％，2010年之後增速持續減緩，2010—2015年約為2．4％，2015—2017年降至2％。這反映出當今世界人口跨境流動性依然強勁。不過，移民人數佔總人口比重未見明顯提高。2017年的國際移民數量約佔全球總人口數的3．4％，比1990年時期（2．9％）僅高出了0．5個百分點，但自2000年（2．8％）以來比例增速有所加快。
國際移民流向更加多元，不僅是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流動（南北流動），發展中國家之間也相互流動（南南流動），發達國家的移民也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北南流動），其中南北流動與南南流動是主要形式。《世界移民報告2003》指出：「移民線路就像蜘蛛網一樣跨越全球，形成複雜的分值和無數交叉點。當前世界遷移地圖因此是多極的。」相對於區域間國際移民，因文化相似性、地緣相近性等原因，區域內（如亞洲區域內跨境移民）國際移民更為活躍、頻繁。2017年，67％的歐洲移民、60％的亞洲移民、60％的大洋洲移民與53％的非洲移民都屬於區域內流動。儘管如此，國際移民的分布格局仍表現出高度集中的特點。2015年，大多數（67％）國際移民生活在20個國家，美國佔比最大，達到19％。這一狀況在2017年沒有發生變化。從移民人口佔國家總人口比例來看，發達國家仍明顯高於發展中國家。2017年，64％的國際移民生活在發達國家，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的為36％。與2000年相比，前者比重略有上升，而後者則呈下降態勢。同時，高收入國家也吸收了更多的新近國際移民，2000—2017年新增國際移民中的75％進入到高收入國家。實際上，國際人口流動存在不平衡性，發達國家處於淨移民人口增長狀態，而發展中國家處於移民人口的負增長狀態。
近年來，世界經濟復甦動能不足，全球化發展遭遇挫折，一些國家的移民政策紛紛收緊，但全球移民數量仍處於增長狀態，這事實上也說明了全球化趨勢的不可逆轉。應當看到，經濟增長的不均衡性、全球人口增長與分布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勞動力與資源供需等方面的矛盾，人口跨境流動必然是一種調配資源的重要手段。事實上，國際移民多元流向但集中分布的特徵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頗為弔詭的是，勞動力資源的不均衡分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處於「移民赤字」狀態，大量的「人才流失」現象可能會進一步造成全球發展失衡，並進而令國際移民長期處於不對稱流動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說，如何實現人口的循環流動是一項重大研究課題。
國際非法移民態勢總體穩定，但其結構更為複雜，身份亦趨模糊，從而給國際非法移民治理帶來挑戰
非法移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主要表現在它具有高度秘密性、極強流動性與靈活性等特點，這也決定了對國際非法移民態勢的評估既難以精確，也無法面面俱到。不過，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國家來做個案研究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際非法移民發展的總體狀況與特點。美國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非法移民目的國以及擁有最多數量非法移民的國家，將其作為樣本再合適不過了。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統計，新世紀以後，美國非法移民的數量持續走高，並在2007年達到頂峰，從2007年到2009年間呈下降態勢，2010—2016年非法移民數量保持基本穩定。其中，2016年非法移民數量降到2007年以來的新低點，總數約為1070萬人。之所以如此，一個主要原因是墨西哥籍非法移民大量減少，從2007年的690萬人下降到2014年的580萬人，2015、2016年又降到560萬人。墨西哥籍非法移民減少的原因具有結構性特徵，即墨西哥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經濟發展。1970—1975年間，一位墨西哥婦女平均生育6．5個孩子，而2010—2015年間減少到2．2個。同時，墨西哥人均收入水平也有較大提升，2011年達到13245美元。隨著墨西哥經濟前景向好，很多在美的墨西哥籍非法移民願意回國就業，而一些原本打算非法移徙的墨西哥人也打消了念頭。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9月的研究報告顯示，那些表示即便沒有合法許可也願意在美國居留或工作的人數比例從2015年的20％下降到2017年的13％。鑑於墨西哥是美國非法移民的最主要來源國，墨西哥籍非法移民數量的減少將會對美國非法移民的總體態勢帶來一定程度的緩解。
美國非法移民的數量雖保持相對穩定，但在非法移民構成與身份甄別上面臨新的挑戰：一方面，從結構上來看，來自於中美洲地區的非法移民數量有較大增加，其中較大部分是無陪伴未成年非法移民。這不僅給美國的移民執法帶來壓力，而且還存在重大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外來移民身份的模糊性帶來了執法難題。近期，來自中美洲地區的「大篷車」移民（caravan migrants）穿越墨西哥，抵近美墨邊界，成為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的重要議題之一。這些移民聲稱，他們是為了躲避國內的暴力犯罪、經濟崩潰而被迫遷移，希望能夠得到美國的庇護。這便模糊了非法移民與尋求庇護者的身份，從而給移民執法帶來困境。實際上，自2015年開始，歐洲所經歷的移民浪潮也存在同樣問題，即大量未成年移民的湧入以及移民身份的界定。
國際難民問題更加突出，難民保護與治理機製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
難民問題是伴隨著人類社會軍事、政治、民族、宗教等紛爭與衝突而產生的世界性問題。二戰後，難民及其保護議題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1951年聯合國在日內瓦通過了《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以及1967年《關於難民地位議定書》成為難民保護最重要的國際制度基礎。這部分難民通常被稱之為「公約難民」，其主要對象是有正當理由畏懼因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等原因而受到迫害的人。此外，因為戰亂衝突、暴力橫行或嚴重公共失序等原因而無法得到母國保護的人也被納入到難民行列之中。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截至2017年底，全球難民（refugee）總數達到2540萬人，比2016年增加290萬人，創歷史最高紀錄。
如果說合法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是主動性人口移徙，那麼難民（以及流離失所者）則是被動式人口遷移，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更大、更明顯。此外，當前難民構成中未成年人佔到了約一半的比重，更加凸顯出難民問題的緊迫性、棘手性與敏感性。或許正源於此，基於人道主義與保障人權等層面的考量，國際社會逐步建立起國際難民保護機制，並明確了難民保護的若干原則，如不推回原則等。
然而，當前國際難民保護制度缺少執行力與保障機制，反映出明顯的外部依賴性與脆弱性。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是國際難民的主要安置者（世界前10個難民安置國中發展中國家佔到了9個，其中4個為最不發達國家），但它們的安置能力與經驗有限，從而制約了國際難民保護的效率。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發展中國家在2017年安置了經由其認定的難民總數的85％，其中土耳其、巴基斯坦、烏幹達安置難民的數量都在百萬以上。另一方面，歐美等國在難民安置方面的態度總體消極。2016年9月1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難民和移民問題紐約宣言》呼籲，國際社會應致力於在2018年達成兩項全球契約，即「全球難民協議」和「安全、正規和有序的移民全球協議」。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普·格蘭迪（Filippo Grandi）表示：「紐約宣言標誌著一項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共鳴的政治承諾。它填補了國際保護體系長期存在的空白，真正實現了難民責任分擔。」可是，2017年12月3日，美國表示不能支持一個可能會破壞其主權的協議，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協議》。歐洲部分國家在面對二戰後規模最大的移民與難民潮時出現了破壞人權的行為。一些國家的政黨還將移民與難民視為攫取政治權力的工具。在經濟形勢不佳、失業率居高不下、歐洲民眾「反移民」情緒高漲的背景下，這些政黨通過大肆渲染移民危機對本國所造成的各種挑戰來激起民眾對現政府移民政策的不滿，從而在選舉中獲得了巨大民意支持。在此背景下，歐美等主要難民申請國的難民政策日趨嚴緊。川普政府宣稱要修改美國庇護（asylum）申請的條件，將那些非法入境者排除在外。從這個角度來說，國際難民權利保護更加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