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大學的集體宿舍，好似是大多數青年人在進入偌大的城市獨居生活前的最後一個訓練營。在這空間狹小的宿舍之中，一方面，價值觀有異、性格不同的四個人在不斷地相互磨合，而另一方面寢室的團結也成為了青年人繼續社會化過程中的保護性共同體。不少學生把寢室看做是陌生城市之中的「家」，把深夜歸寢時的燈光和周末的夜聊看做是進入大學時最初的溫暖。然而，也有一些學生試圖提前離開集體宿舍，進入獨居生活，成為這個年齡段「特立獨行」的群體。
深夜開完會後獨自坐公交車回到住處，下車的時候，丁琦對著小區門口的路燈嘆了口氣。一年前，為了緩解與室友激化的矛盾，丁琦一直刻意與室友錯開作息時間。在寢室關係僵化很長一段時間後，她開始考慮尋找合適的房源搬出寢室。經過多方尋找，她在BBS上看到了一個人大女生尋求合租室友的消息，在各方面的考慮比較後，她聯繫了這位女生，並在大二下學期伊始搬出了宿舍，開始了一個人的獨居生活。美國社會學家艾力克·克裡南伯格將自己的研究寫作成《單身社會》（又名《獨居時代》）一書，洞察了在現代化的城市之中以青年人為首的獨居現象，並認為「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獨居現象將長時間地成為當代發達國家的特徵」。他分析了一些獨居成為主流的可行性因素，如城市化與服務業的繁榮使得個人的需求在城市中可以被輕易滿足，如個人自由與權利觀念的興盛使得人們更多的關注在自身之上並一定程度推後了婚姻與家庭，等等。
而國內大學的集體宿舍，好似是大多數青年人在進入偌大的城市獨居生活前的最後一個訓練營。青年人在18歲離開原生的家庭與城市文化，獨自一人進入價值多元的大學生活與大城市。在這空間狹小的宿舍之中，一方面，價值觀有異、性格不同的四個人在不斷的相互磨合，而另一方面寢室的團結也成為了青年人繼續社會化過程中的保護性共同體。不少學生把寢室看做是陌生城市之中的「家」，把深夜歸寢時的燈光和周末的夜聊看做是進入大學時最初的溫暖。
隨著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婚齡的延後，青年人在畢業之後、成家之前往往會有著多年的在大城市之中獨居生活的歲月，有如「北漂」。然而，卻有著丁琦這樣的學生試圖提前離開集體宿舍，進入獨居生活，成為這個年齡段好似是「特立獨行」的群體。
張洪初是個非常獨立的人。原先就讀於社會學系的他，在大二時選擇降轉經濟學系。張洪初非常清楚，他和身邊的社會學系同學不同，「並不想走學術研究的道路」。在原先住的47樓集體宿舍，張洪初和社會學系舍友保持著不遠不近的關係。「到了大學，大家都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張洪初自己的事，就是向他所嚮往金融行業努力。為了更好地安排作息從而接近這個目標，張洪初離開了47樓，搬入中關新園的公寓居住。
張洪初住處在中關新園，張洪初與一名留學生合住，二人共享一室二廳和獨立衛浴，彼此保持著禮貌但並不親密的關係。在中關新園，他不再維持集體宿舍作息。「在新園住，（早晨）拉著厚窗簾特別黑，又沒有人出聲，鬧鈴響了也會關掉，就特別容易睡過，睡過就不去上課了。」張洪初這樣說時，語氣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在集體宿舍裡住，我不想去的課也就不去了。這可能是我的個人原因吧，我比較懶惰。」事實上，為了完成實習工作，張洪初常常會熬夜到凌晨兩三點。中關新園全天候不限電、不停水的優越條件為這樣的作息安排提供了便捷。原先住在集體宿舍，張洪初總要顧慮自己的「開夜車」行為是否會影響到室友，也會煩惱於晚上錯過洗澡時間後卻無法在清晨淋浴。搬出之後，張洪初「肆無忌憚」地當起了「夜貓子」。住在中關新園，張洪初偶爾也會覺得孤獨，懷念起住在47樓時舍友幫忙佔座、籤到和一起複習、打遊戲的生活。儘管買了一套齊全的鍋碗瓢盆，張洪初也因忙碌而沒做過幾次飯，主要依靠點外賣過日子。好在他的朋友很多，便經常約著吃飯聊天。因為合住期限的原因，張洪初即將搬離中關新園。但考慮到經濟問題，張洪初更傾向於搬回集體宿舍居住。當被問及居住環境對生活狀態的影響時，張洪初答道：「外部環境不可能決定一個人。」對他而言，獨居校外固然便利，但集體宿舍的困難也並非無法克服。作為丁琦的朋友，張洪初認為，丁琦既不能適應集體宿舍，又在搬出去後時時煩惱於獨居，自己著實有些不理解。「女生嘛，未免有些『矯情』。」他這樣評價丁琦。選擇獨居生活對張洪初口中「矯情」的丁琦來說，其實是一個無奈的決定——在丁琦看來，自己與個別室友的關係陷入僵化，但她並不想發生正面衝突。一定程度上，獨居生活改變了丁琦在大學的生活軌跡：她有了更多的空間與自由，但也讓她承受了種種孤獨與壓力。丁琦起初租住的房子在燕北園，兩室一廳，她有自己30平米的臥室，一張大床，與室友共享的客廳、衛生間和廚房。燕北園這一小區相對而言較為老舊。小區裡住的多為一些老教授，休息較早。周一至周五，丁琦每天晚上回到燕北園時，小區已極為寂靜，少有行人。她租住的房子在小區的最裡面，從車站到家需要穿過一段長長的少有路燈的道路。「我特別怕黑，一路上也沒有什麼人說話，覺得特別恐怖，有時走著走著甚至想大唱幾首歌。」 對於怕黑的丁琦來說，這一段路讓她覺得格外無助。因為小區在學校外，走夜路時也會擔心安全問題。哪怕小區有保安，每層樓有門禁，但安全問題還是一直讓丁琦放心不下。
搬入燕北園後，丁琦為自己添置了一張桌子。買到的書桌是需要自己組裝的。從未做過類似的事的丁琦坐在地上，把木頭杵在自己身上，用螺絲將木頭連接在一起，安裝好了一張略有些搖晃的桌子。之後的一個禮拜，丁琦身上都是裝桌子留下的淤青。「覺得很難，但是難也沒有辦法。」談及此事，丁琦苦笑道。在一個人居住的時候，丁琦常常需要解決許多在集體生活中並不會出現的類似的問題，甚至是一些看似是一個女孩子很難單獨完成的事情。在燕北園租住了一個學期後，考慮到租房費用以及安全狀況，她在大二結束後搬進了其它的公寓。搬家時，丁琦叫來了自己的幾個朋友一起幫忙。「在這種時候還是會有孤獨感，會覺得我一個女生為什麼要讓我幹這些事情？」丁琦接著說，「但是其實也沒有別人讓我去幹這些事情，都是自己。」在公寓，兩層樓會有一個廚房，丁琦偶爾會去那裡簡單做一些飯。客廳與衛生間由丁琦和她的室友兩人共享。她有自己的一個十多平米的臥室，雖然床只比宿舍的寬了一些，但自由活動的空間大大增加。由於臥室內光線較弱，她和室友也時不時會在客廳一起寫作業。
一走進丁琦的房子，撲面而來的是花香。受好友的影響，丁琦開始在自己的住處養花。丁琦養的大多是一些生命力強的花，她最喜歡的是百合。百合汲水能力很強，時常去添加少去的水讓丁琦產生成就感：「感覺它在生長。」她現在一周給房間做一次大掃除，將打掃的過程看做是繁忙生活的放鬆機會，這些都是她在搬出集體宿舍後才養成的習慣。
由於語言不通，除了日常的寒暄，丁琦與室友很少有其他的交流。但或許是因為丁琦怕黑，所以她特別喜歡在她準備睡了的時候，室友在客廳發出一些動靜，這樣丁琦就不會那麼感到孤單，並伴著室友發出的動靜很快入睡。但更多的時候，丁琦還是處於一個人的狀態。丁琦說，覺得在校外一個人住，有很多事情都只能自己呆在房間裡想，並不像集體宿舍那樣，每天都可以和室友們聊聊天，說說每天發生的事，雖然獨居可以很少受到他人的不良的影響，但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會讓人感到抑鬱，特別是在壓力大的時候。丁琦戲稱自己是「深夜玻璃心」，每到夜晚，就會自己一個人想很多事情，發酵各種各樣的情緒。上個學期期末，她的課業壓力很大，又思考準備了許多關於自己未來的事情，發現自己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你知道你應該用行動去改變它，但你還是會出現一些情緒上的問題。」因此丁琦的情緒一度很崩潰。遇到這些時候，丁琦會呆在家裡一個人哭，也會頻繁地和好友聯繫，在大半夜地找好友一起去吃海底撈。與好友的交流，對獨居的丁琦來說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好友也是在丁琦遇到困難時最先想到的人。但搬離學校後，她固定的人際交往開始變少，「現在長時間聯繫的人就那麼三四個。」她漸漸變得不太喜歡過於熱鬧的場合，會找理由推掉大規模的聚餐，「有的很好的朋友，可以半年都不見面。」
而說到父母，丁琦說，「雖然每周都會打電話和父母交流，但不會提及自己遇到的不順心的事。多是簡單的寒暄，或是交流家中的近況。」丁琦的父母自小成長在農村和縣城，他們的人生經歷與她所面對的迥異，他們很難理解丁琦的想法，從初中離開家去外地上學開始，丁琦就很少和他們交流自己對於未來的規劃。「在我人格成長最重要的那幾年，父母是缺位的，大多數情況下給予我精神理解和支持的是朋友，但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自己。」所以在外租房的第一個月，由於擔心父母可能無法理解她的這一決定，她用自己的生活費支付了2000元的房租。最後她的父母還是知道了這件事，然而他們沒有多加指責反而給予了理解，並在之後承擔了她的租房費用。「給父母造成了額外的負擔，我會覺得有一些壓力。」在大學校園裡，「宿舍關係」這個詞變得日益敏感。在小小的一間屋子裡四個來自不同地區有著不同性格的人朝夕相處，出現摩擦難以避免。當寢室關係持續僵化時，丁琦這一搬出宿舍的舉動仍屬少數，更多的人還是選擇了繼續忍耐。丁琦這一特立獨行的決定，也在其他方面為她帶來了些許麻煩。為了減少一些節外生枝的煩惱，丁琦和同學們解釋搬離宿舍的原因時，她藉口「覺得宿舍條件太差」。但是或許是因為脫離集體宿舍生活後，她與大家的交流不可避免地減少，在搬出宿舍之後，她便不斷聽到一些「坊間流言」，甚至有一些對她本人的誤解。丁琦將此解釋為她很少按著大家所框定的方式去做事。大家的種種猜測也讓丁琦在一開始時覺得十分生氣委屈，而現在丁琦重新談到這些事，她開玩笑道：「現在覺得也沒什麼了，也沒有人特別來關注你，其實回想起來，別人的議論也不會讓你掉兩斤肉，要是能掉我還開心呢。」丁琦對於孤獨格外敏感。「最初我害怕，但又有什麼辦法？」在她看來，獨居是無奈之舉，但越往前走，「越會覺得好一點，會覺得不那麼害怕」。她也從這樣的新生活裡找到了讓自己感到舒適的方式。「在外生活有得有失吧，並不能拿什麼去計算。我覺得這樣的生活還可以，活得挺自在的。」丁琦如是說道。目前在讀大三的何文，從大一開始就在校外居住了。起初是因為剛進入大學，父母每周都會來到北京探望，為方便父母居住就在學校周邊租房，到後來何文也確實覺得寢室洗澡刷夜不夠方便，就由父母出資，一直在校外租房。「在校外的學習時間其實是更長的，還有方便同學過來一起玩」，何文的房子好像已經成了她朋友聚會玩耍的一個據點，「周末有時會來10來個朋友，大家一起喝酒、打麻將」。在採訪的過程中就可以發現，「朋友」對於何文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幾乎每周周末，她的朋友們都會到家裡聚會聊天，玩得晚了就全部住下來，女生睡床上男生睡地上。到期末，有同學需要刷夜，她也往往會把同學帶回家去。何文把房子的兩個備用鑰匙給了兩個關係較好的朋友，朋友有需要也可以知會她一聲後使用她的校外租住的房間。「朋友多有好事也有壞事。」令何文感動的是，會有好廚藝的女生專門過來給她做早餐，而當朋友會借她的房子用導致她一時半會不能回家時，她也會感到困擾。何文開玩笑的抱怨：「經常有朋友來找我，其實我還挺想獨處的。」但隨後就又說：「朋友過來還挺好的，一個人住簡直生不如死」。
何文住處獨居者並不一定是孤獨的人，有時，勇於與寢室共同體脫離聯結的人可能更為獨立與社會化。一方面，獨立的房子與空間作為資源為青年人的社交提供極大便利，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足夠社會化的人不僅不必再拘束於寢室這個某種意味上的「先天性共同體」，並且由於社交網絡的發展導致個人空間被極大壓縮，24小時的線上線下的社交，使得人們更為需求「隱居」的地點，成為心靈上的安頓之所。但作為同齡人中的「異己者」，不可迴避的是與原來舍友的關係的問題。他們不僅是獨居者，更是「搬離者」，這就意味著原初寢室的集體生活會對他們產生種種壓力。如同丁琦，她雖在表面上和原來舍友保持著平和關係，但卻堅決不願在項目結束後搬回原來宿舍，因為她覺得這樣「非常尷尬」。對於何文，她卻以特有的方式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為了和舍友保持聯繫，她周一到周四會住在寢室，而到了周末也會帶想過去住的舍友或隔壁寢室的好友一起住到校外。所以她並沒有遇到如同丁琦受到的「坊間非議」。這可能一方面是由於她經常出入寢室樓，與大多數同學和通常的集體生活方式保持聯結，並不是完全的「特立獨行者」；而另一方面她又會慷慨的將自己所擁有的資源與同輩進行分享，如到期末她會帶舍友與好友到自己的房子裡刷夜複習。但是何文並不覺得這些「措施」是不得已而為之，她是一個十分依賴寢室生活的人並與舍友保持融洽的關係，「雖然很多消息都是微信通知了，但是有些事情比如哪個老師給分好，還是在寢室我才能知道」，而且「雖然周中在宿舍的時候會想回家裡一個人待著，但周末回家了又寂寞如雪，感覺空蕩蕩的」。大多數獨居的受訪者都會提及在北大周邊租住的昂貴費用，而何文與其他人不同。何文父母的大力支持，使她從未考慮過租房的成本問題。也許正是這種支持，幫助她成為了一個能夠完全無憂無慮的同時享有「租房的個性化生活」與「同輩人的集體生活」兩種生活狀態的人。現年大四的徐潤嘉，從大二起便離開集體宿舍，搬入暢春園獨居。她很能適應獨居給她的生活帶來的變化。從小時候起，徐潤嘉就是個內向的孩子。她生性喜歡安靜，習慣於一個人住一間屋子，與周圍的人保持一定距離。來到北大後，她對宿舍的集體生活感到很不適應。由於住在每層都設門禁的36樓宿舍，同學刷卡進入宿舍的「滴滴」聲一直會響到很晚，這使需要安靜的她難以入睡。即便入睡之後，宿舍不到一米寬的小床也令她難以翻身，加之「上下鋪」設計的床總會發出「嘎吱」噪音，她的睡眠質量很受影響。於是，在2013年9月，徐潤嘉搬出了她原先住的集體宿舍。搬入暢春園獨居後，徐潤嘉從未覺得有何不適應。徐潤嘉住在一套家具齊全的一室一廳的小公寓內，擁有自己的衛生間和廚房。每個季度，母親會把16000左右的房費匯給房東——一對北大講師夫婦。房中設備出現故障時，北大物業人員也會及時前來維修。人際關係上，徐潤嘉並未因特立獨行而遭到非議。徐潤嘉本就是元培學院的學生，她和專業方向各不相同的系友往來不多，而和她一起上課的英語系同學，原本也不住在她離開的36樓。這樣一來，幾乎沒有人會關注到徐潤嘉的特立獨行。不過，集體關照的缺失，也並未給徐潤嘉造成困擾。徐潤嘉常和好友到小西門外一起吃飯聚會，因此，她並不感到孤獨。眾所周知，「元培學院」是北大培養跨學科人才的實驗平臺。但「元培學院」的實驗性，不僅存在於學習與科研上，它更是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本科生仿佛被提前「碩博化」了：由於學科背景不同、缺乏院內交流的需要，「大集體」意識被淡化，代之以幾個好友組成的「小集體」。而「導師制」的存在，也使得學生不必去四處打探消息。這種趨向，也出現在元培學院之外。以徐潤嘉為代表的新生代「獨立青年」，正在漸漸脫離大學集體生活。
徐潤嘉住處有了自己住的一套小房子，徐潤嘉充分享受著它所帶來的便利。課餘時間，徐潤嘉從來不去北大圖書館上自習。她可以隨意支配整整兩柜子書的學習資源，一邊讀，一邊吃零食——當她不吃零食的時候，房間甚至會「安靜到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有時一個人呆久了，徐潤嘉會叫來好友一起自習，或者做飯。一旦屋子積了灰，徐潤嘉便會及時打掃，確保房間乾淨——不過，她的衣櫃和桌子一點都不整齊，三個衣櫃都塞滿了東西，桌子上也攤滿了書。「如果在宿舍，肯定就放不下了」，徐潤嘉說道。雖然「獨居者」仍在學生數量中佔據少數，但這種「特立獨行」並不存在任何程度的「離經叛道」。在接受採訪的社會學系13級本科班班主任王迪眼中，脫離寢室獨自生活的學生不意味著非要有社交問題或者心理問題，這是一個大家的年齡可以自身承擔與自我選擇的事情。「其實，集體生活並不一定是所有同學的必經的訓練階段，有的人在上大學之前可能就已經完成了，或就已經做好了獨自生活的準備」。在王迪老師負責的班級中，也已有兩名同學獨自在校外居住，作為班主任的他經常與他們保持聯繫，並也同時會從其他任課教師與同學的口中得知這兩位同學的情況。他認為，一方面學校應當對外出居住的同學加以登記，學校有對學生外出居住的狀況知情的權利，而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學生選擇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搬離寢室，選擇獨居」是一種個人的選擇，每一個故事中都有著諸多的個人因素與具體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一現象沒有整體性。王迪認為：「雖然生活屬於具體的個人，但是當下大學生的生存狀況與社交關係受到整個城市化過程中的大背景的影響。大城市中的人和人關係的描述，會落實在校園裡的每一個人身上。」著重研究現代性文化對個人互動之影響的社會學家齊美爾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現代社會中存在著多個交叉重疊的「社會圈子」，而個人從屬的群體也是多樣化的，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支配一個個體的全部，反之一個個體也不可能完全歸屬於一個群體。我們在生活中都大多可以感受到這種「個體自由和群體結構」的關係的變化。學校、院系、年級與班級並不再是定義一個學生的全部，建立於這些概念之上的寢室生活對學生的約束能力也隨之變小，而與此相對的，每一個個體對自身實現「個性化突破」這一目的的追求，也使得有機會與條件的同學可能會選擇獨自居住。除了對現代性的洞見性分析外，艾力克·克裡南伯格也提供了其餘考察社會背景與時代文化對獨居選擇的思路。如自由主義對於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強調；如社交網絡的全方位覆蓋等因素使人們對私人空間的需求增大；如城市商業與服務業的發展滿足了獨居的物質條件（雖然北大周邊的房價一定程度遏制了同學的獨居趨勢）；如集體價值的弱勢與進入大學之後多樣化發展與社交的可能等等……這些因素使得每一個在校就讀的學生都會提前面臨是否要搬離寢室的「決斷」（甚至異地高中求學現象的普遍也暗示了這一階段的提前），因為除了中規中矩的在寢室居住以外，還有校外獨居、父母陪住、情侶同居、實習單位附近居住等等其他選擇。未來，或許會有更多同學考慮脫離寢室，成為一名「北大獨居客」。在這份需求之外，他們需要面對的是突然進入生活的漫長的獨處時光，如何學會獨處，在數年後將是這一代同齡人的共同話題。
圖片來自受訪者
採訪與文字：
哲學系2012級本科生 唐詩
醫學部藥學院2015級本科生 潘一
中國語言文學系2015級本科生 鄒賽雲
排版：Telep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