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屢次變節的國學大師

2021-02-13 楚風一元國學堂
說長道短劉師培作者:陳潔


  今天的人編著中國近代思想史,如果沒有寫到劉師培,大家就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它的權威性和可靠性。劉師培是學術史上不可繞過的人物。 


  就是這樣一個影響很大的學者,卻以政治上善變而著稱。他曾經著意滿清科場,後來卻力倡排滿革命,他由民主革命的鬥士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再變為清廷督撫的幕僚,最後以袁世凱復闢帝制的擁護者告終。他就這樣沿著一條倒退的「政治路線」走下去,而且如此徹底,絕不回頭,無可挽回。蔡元培在《劉君申叔事略》中稱:「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述,其所成就寧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於言表。遺憾的是歷史畢竟不能假設。 


  以短暫的一生,在政治上幾度反覆,最後幾乎窮途末路。而其妻子何震亦頗多傳聞。這樣矛盾重重的人物,不說絕無僅有,也夠引人注目的了。 


  劉師培,字申叔,號左愈,1884年6月24日生於江蘇儀徵的一個書香門第。自幼便飽讀經史,很自然地對科舉抱有理想。他十七歲(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舉人,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1903年,他躊躇滿志地赴開封會試,不料卻名落孫山,初次品嘗到「飛騰無術儒冠誤」的失落感。

       返鄉時途經上海,意外結識了因宣傳革命而屢遭清政府通緝的章太炎,章此時已是飲譽學林的古文經學大師。劉家祖孫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傳》而著稱,章太炎推重劉師培家傳的古文經學,劉師培仰慕章的學問,二人義氣相投,學問相近,引為知己。當時上海是國內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帶,章太炎在《蘇報》上鼓吹排滿革命,積極從事革命活動。

       受章太炎影響,劉師培思想翻然一變,從此絕意科場,主動投身民主革命活動。這年三月,他在《蘇報》發表《留別揚州人士書》、《中國民約精義》等文章,公開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不久,他改名「光漢」,著《攘書》,表示「攘除清廷,光復漢族」的決心。 


  這年夏天,上海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章太炎、鄒容不幸被捕,劉師培並沒有被嚇倒,反而更趨激烈。他與蔡元培等共同發起「對俄同志會」,參與創辦《俄事警聞》,揭露沙俄侵略中國,反對清政府賣國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聞》改名《警鐘日報》,劉師培與林獬擔任主編,積極從事革命宣傳活動。同時,他還是《中國白話報》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話文的通俗形式宣傳民主革命。他在該報上發表《論激烈的好處》,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繼參加了蔡元培等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並成為光復會的首批會員。劉師培的「激烈」為他在革命黨人中贏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說,此時的劉師培是一個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戰士。 


  這期間,劉師培回鄉探親,不久,便匆匆攜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進愛國女社就讀,後來成為極端的女權主義者,甚至不惜與男性為敵。她與劉師培結婚後,改名為震,姓氏也改為從父母兩姓,署名何(殷)震。據說,在婚後的生活中,她常常對劉師培「發河東獅子吼」,並影響著劉師培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對劉師培的投清變節影響很大。 


  1904年冬,上海發生了謀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事件,劉師培是主要策劃人之一。王在任廣西巡撫期間,廣西爆發哥老會陸亞發、王和順起兵事件,巡撫王之春奏請清政府借法國兵以平亂,而且向亨達利洋行借款,許以事後轉讓廣西全境路礦之權,這令革命黨人為之憤慨。王被免職後居留上海,革命黨人萬福華(華興會會員)與劉師培、林獬密謀行刺,劉師培將其朋友張繼所贈手槍借與萬福華。雖然事情沒有成功,卻使劉師培在革命黨人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次年三月,《警鐘日報》因罵了德國侵略者而遭到租界當局查封,劉師培在上海呆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轉道去安徽蕪湖,先後任教於安徽公學、皖江中學,同時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當時,陳獨秀、章士釗等也在安徽公學任教,並且組織了反清革命團體嶽王會,劉師培成為其中的一員。 


  1907年2月,劉師培應章太炎之邀偕同母親、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權東渡日本,拜謁了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劉師培很快成為章太炎主編的《民報》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連在《民報》上發表《普告漢人》、《利害平等論》、《悲佃篇》、《清儒得失論》、《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文章,表現了敏銳的觀察力和強烈的時代感。 


  也許是由於這時同盟會領袖內部分歧,劉師培對革命形勢有點悲觀;也許是劉師培夫婦過於年輕,缺乏對洶湧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識能力。也就在這時,劉師培的思想開始發生第二次轉變。當時的日本社會黨內部瀰漫一股無政府主義思潮,受其影響,年輕的劉師培夫婦的思想急劇地向無政府主義方向轉變。

       到日本才三個月,何震便發起「女子復權會」,創立機關刊物《天義報》,狂熱地鼓吹無政府主義。這是中國人在海外創辦的第一家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天義報》積極介紹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託爾斯泰等人的思想。劉師培很自然成為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對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紹,把其概括為「互相扶助說」與「無中心說」。這年七月,劉師培發表《無政府主義平等觀》一文,全面闡發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與其同時,他還拉攏同盟會的主要宣傳家章太炎、張繼等人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大講特講無政府主義。其實,他們宣傳的無政府主義是混雜的,甚至還包含著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例如,《天義報》曾發表過劉師培的《〈共產黨宣言〉序》。 


  在劉師培夫婦思想上轉向的同時,他們與章太炎的友誼也出現了難以彌補的裂痕。自從1908年初,章太炎便與他們合住在一起,同住的還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權。何震在當時是有名的交際花,而且常常與其表弟出雙入對,章太炎有點看不入眼。也許是偶然,章太炎發現何震與其表弟汪公權關係曖昧,便私下告訴了劉師培。劉母非但不信,而且大罵章太炎企圖挑撥他們的關係。劉師培也反誣章太炎與清政府關係曖昧,並且於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的《神州日報》上偽造《炳麟啟事》,大意是說章準備不理世事,專研佛學。

       章太炎得知後非常氣憤,他在同年六月十日的《民報》上刊登《特別廣告》,抨擊《神州日報》捏造事實,並攻擊劉氏夫婦是清廷密探。他們的關係終於鬧僵。可能是章太炎推崇劉師培學術的緣故,也是在六月,他還寫信給孫詒讓,懇請孫氏出面勸勸劉師培「弗爭意氣」,希望重歸舊好,然而還是無法挽回。平心而論,章劉的關係逆轉可能還有另一層原因,那是源於學術上的。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自視甚高,目無餘子;劉師培也在古文經學上卓然成家,而且年少氣盛,不肯相下。二人長期頻繁交往,便可能產生齟齬。 


  接著,便發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謀害章太炎。事情敗露,很快有了調查結果,是汪公權投的毒。於是,東京留日學生界輿論譁然,對劉師培夫婦極為不利。也就在此期間,應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報》等報刊,《天義報》也未能倖免。這樣,劉師培夫婦在東京很難再呆下去,便返回國內。大概是把在東京的尷尬歸咎於章太炎,歸國後的劉師培更加心胸狹窄,他致函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黃當時代孫中山主持同盟會工作),信中說,章太炎答應兩江總督端方,只要給二萬元,便可捨棄革命宣傳,赴印度出家。並把章太炎要他與端方聯繫籌款的五封信影印寄給黃興。

       據章太炎1912年給浙江統一黨電報說,此事純屬籌款遊印,與革命活動無關。事實上,這信還是有一些影子,章太炎當時對同盟會內部事務不滿,想要出家,去印度學梵文。但苦於無費用,先求於張之洞,後又與端方聯繫。但端方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做和尚,章未同意,於是作罷。但這封信還是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在巴黎的吳稚輝立即抓住了這個線索,進一步誣衊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買,擴大孫中山與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會由於內耗而元氣大傷。 


  章劉交惡加劇了劉師培思想的又一次轉向。劉師培主觀上逐漸感覺到沒有什麼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加上汪公權與何震的挾持(汪是清廷的密探),劉師培投向端方,任轅文案兼三江師範教習。劉師培的這次轉向與傳統知識分子貪戀功名利祿及其家庭影響有關。他之所以選擇端方,是因為端方曾敦請清政府實行立憲,具有改良色彩,這也打上了劉師培曾經革命的烙印。 


  劉師培投靠端方後仍然與革命黨人保持聯繫,但為的是出賣他們。他變節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誘捕革命黨人陶成章,他曾在上海碼頭暗察陶的行蹤,接著又密告浙江革命黨人的起義計劃,致使起義領袖被捕。為此,革命黨人王金髮挾槍闖入劉師培的寓所,劉下跪求饒倖免一死。但後來汪公權還是被王金髮處死。章太炎對劉師培算是寬宏大量的,在得知此事後致書劉氏,稱其變節是受人誘惑,並給予諒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重新回歸革命陣營。只是沒有任何結果。 


  1911年,端方改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劉師培隨同入川。端方在保路運動中被殺,劉師培失去靠山,經謝無量介紹,入四川國學院任教,去實現他所謂的「正人心」。辛亥革命後,章太炎仍然不念舊惡,與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報尋找劉師培的下落,可是他依舊沒有理會。1913年夏,他離別成都,行前寫有《與成都國學院同人書》,訴說自己本想在川兢兢業業,重振國學,只是力不從心,加上疾病纏身,企望返回家鄉,文字間一片悽涼慘澹。他終究沒有返回家鄉,卻去了山西,做了閻錫山的幕僚,何震則擔任閻家的家庭教師。其中原因或許是由於懾於江蘇高漲的革命形勢,或許是由於窮途末路,無顏見家鄉父老。 


  1914年,經閻錫山推薦,劉師培又服務於袁世凱,做公府諮議、參政院參政等掛名職務。適逢袁世凱加緊進行帝制復闢活動,在袁的授意下,楊度等組織「籌安會」,劉師培又列名其中,成為君政復古分子。他於1916年寫了一篇《君政復古論》,鼓吹帝制,還沒來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凱便一命嗚呼。劉師培狼狽地逃往天津租界。歷史愚弄他,給他的政治生涯又增添了一筆恥辱。 


  劉師培有他的幸運,昔日的朋友對他總是寬宏大量。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實行「兼容並包」方針,力排眾議,聘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然而,他口吃,又身患肺病,講課不行,幸而他國學深厚,所編的講義《中國中古文學史》很受學生歡迎。但劉師培又有他的不幸,他所在的北大恰好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衝擊著他迷古的學問。他坐不住了,又糾集部分守舊師生,創辦《國故》月刊,作最後一搏。然而歷史畢竟不能逆轉,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聲中,劉師培悄悄地逝去,年僅35歲。 


  劉與何身後只有一女,卻不幸夭折。劉師培死後,曾經以激烈著稱的何震卻打算作比丘尼,不久因精神病發作而死。
(本文摘編於《炎黃春秋》2000年第一期,如有侵權,請聯繫編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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