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餘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光緒三十年（1904年）與蔡元培等合作，發起光復會。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出獄後，孫中山迎其至日本，參加同盟會，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宣統三年（1911年）上海光復後回國，主編《大共和日報》，並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曾參加張謇統一黨，散布「革命軍興，革命黨消」言論。民國二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參加討袁，為袁禁錮，袁世凱死後被釋放。民國六年（1917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在蘇州主持章氏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誌。晚年憤日本侵略中國，曾贊助抗日救亡運動。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病逝。
國學教育家章太炎在救國道路上，秉持著「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的信念，曾多次舉辦國學講習會以傳播國學教育。他通過講習會培養出了大批國學人才，其中有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黃侃、語言改革活動家錢玄同、教育家許壽裳、經學家吳承仕、教育家姚奠中、語言學家湯炳正、史學家朱希祖等。這些章門弟子不僅傳續了章太炎淵博的國學知識，也繼承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能不拘泥於舊見，敢於創新。顯然，章氏國學教育方式之效用是明顯的。
章太炎開展國學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確，即以國學提高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與愛國熱情，從而保國、強國。在他眼中，國學經典對實現這一目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蘇州講學時，標舉先憂後樂之範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之顧炎武以為倡；又舉『孝經』之繼承民族傳統，『大學』之研究政學標的，『儒行』之鼓勵強毅堅貞，『喪服』之鞏固民族宗親，以為教；而主要目的，則在繼承保有文化，反抗敵人侵略，所謂『範以四經，標以二賢』者也。」
章太炎希望通過國學教育達到以「用國粹激動種姓」之目的。所謂國粹「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在這一理念指導之下，他施行道德教育並貫穿其課堂教學的始終。他不僅傳授治學之法，也頌揚為人之道，在教學中強調做「儒俠」，平生自製使自己不逾越「十五儒之域」。
國學課程安排體現其對國粹作用的重視。章氏國學講習會四期學程分別為：
「第一期小學略說、經學、歷史學、諸子、文學略說；
第二期說文、音學五書、詩經、書經、通鑑紀事本末、荀子、韓非子、經傳釋詞；
第三期說文、爾雅、三禮、通鑑紀事本末、老子、莊子、金石例；
第四期說文、易經、春秋、通鑑紀事本末、墨子、呂氏春秋、文心雕龍。
第一期為略說，幫助學生認知國學基礎框架，之後三期皆在此框架上講述，突出重點主題。在講授第一期的《小學略說》之後，將《說文》貫穿於第二三四期，表明章太炎對考據辭章這一國學基本功的重視。貫穿四期學程的另一類主題為諸子，表明章太炎希望利用國粹中的人物事跡來鼓舞民族自尊心。國粹中的典章制度「所以不提出者，是因各朝的典章制度，史書上多已載明，無以今證古的必要。我們看那一朝史，知道那一朝的典章制度就夠了」。可見，典章制度雖未另闢章節講授，但是在各部闡述時也是貫穿其中的。
章太炎講國學邏輯清晰，具有系統性，且善於總括主題，分類後逐一講解。每談及具有爭議之問題，便當場辨明，以此傳授其治學之法。以1935年9月在蘇州章氏講習會上的講課記錄《國學略說》中的諸子略說為例，章開篇介紹諸子流派，比較說明《莊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訓》、太史公論劉家，以及《漢書•藝文志》四篇對於流派的分類以及分類理由。隨後，將諸子分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名家，並分別論之。
在談論儒家時，首先以《漢書•藝文志》為參考，介紹何為儒，以及三大儒者之書，其後以歷史出現順序介紹儒家諸子從周公直至胡適的歷史演變。通過論個人之特色，又對比先後之不同，探究各人學術源流與其中優劣謬誤。《國學略說》其他章節，如小學、經學、史學，也多遵循先綜述後分類，再逐一講解之方式。由於條理清晰，便於國學初學者建構學術框架。章太炎遵循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教學原則，當學生有疑問時，允許單獨請教。只要有所問，他都會不停地講，有時由此及彼，所思已離題甚遠，但也可見其旁徵博引的學術功底。章太炎在課堂講授時並不拘泥於一種方法的使用。據姚奠中回憶，章太炎「講文字首先專講《說文》部首，五百四十部的部首，他一步一步地就給講透徹了」。
但是，每種主題章太炎採取的教學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講《書經》，「他是講問題的，有問題才講，沒問題不講。」對於具有爭議的問題，章太炎常以例證與反證方法論述觀點，以對弟子示範治學之道。在講《尚書》時，他只對有錯誤的註疏進行辯駁例證，有時為某個字的意義也可以辯證闡述數小時，且「引經據典，口若懸河」。針對晏子派別歸屬法家還是儒家的問題，章太炎先證《晏子春秋》非偽書，隨後取《漢書•藝文志》與《淮南子•要略》之折中，反駁柳宗元提出晏子尚儉即為墨家之說，提出「春秋之末，尚儉之心，人人共有」 ，並以孔子、老子為例證，進而提出晏子與墨子觀點之不同。如「墨家明鬼，而晏子輕視祭祀如此」 ，以及「墨子節葬」「晏子尚親盡禮」。最後，提出晏子先發「儒家『慎獨』之言」，並從「晏子與管子並稱，晏子功不如管，而人顧並稱之，非晏子重儒學而何」 來反證晏子歸屬儒家。顯然，其是在古文經學語境視角和框架內嚴密論證，並自成體系。雖然含有個人目標取向，即推崇周公為儒家之源，以及章氏自身學術理路所導致的「淡漠和迴避學官失守的思路傾向」，但其論證方法對弟子而言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章太炎對於《大學》中的「家齊而後國治」有所懷疑，便利用唐太宗為例，反證能治國的未必能齊家。對此，弟子曹聚仁表示「有著啟發昏蒙的作用，從那以後我才敢懷疑一切所謂金石良言，尤其是儒家的哲理」。
對章太炎而言，國學教育應注重傳授治學方法給弟子，要求「必須自己用心去讀去看」。他只是為弟子點明門徑，糾正一些當下人容易犯的毛病，即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在其弟子整理的國學講義《國學概要》中，章太炎認為治國學的方法包括：辨書籍的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變遷以及辨文學應用。認為在治國學時，應從多方面辨識學問的真偽錯漏。這符合他主張的「凡學先以識字，次以記誦，終以考辨，其步驟然也」。其治學方法可總結為:「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守凡例、斷情感、汰華辭」。同時，章太炎強調治學之法重在「求是」而非「致用」，其求是之方法與態度對其弟子起了重要的示範與榜樣作用。
章太炎善於懷疑，但他批判「無故懷疑者」，稱其 「矜奇炫異，拾人餘唾，以譁眾取寵也」。他認為「若核其同異，審其是否，瞭然有得於心」，這才是學者應具備的辨明真偽的方法。在同一門類的學術中，兩方觀點相左，便必須「辯論駁正」，而不能模稜兩可。若兩種學術門類不同，二者就不該「互相菲薄」。他在國學講習會上鼓勵各種形式的辯論，在課堂上辯駁書本知識或對手，「提出強有力的證據，駁倒了今文家的嘲弄，或用史的事實證明了古文家的可信。」他還鼓勵學生辯論，通過講學會的書院形式營造了自由的學風。在國學講習會中，所有弟子都可以「倚席講論，群流兢進，異說蜂起，而其是非去取，一任學者之抉擇」。他認為，只有爭辯能對雙方都有所啟發，從而達致學術的發展。如湯炳正曾經與黃侃就古韻中的洪細音產生異議，並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意見。章太炎在學術上贊同湯的做法，並將其文發表在《制言》上，這對湯是一種肯定，也破除了心中的師門等級觀念，為學生辯論求是提供了寬鬆的環境。章太炎與弟子之間的辯論屢見不鮮，如章太炎在撰寫《新方言》一書時，學生黃侃「因持其說以問太炎，師弟之間，往復辯詰，幾達旬日，章先生卒是其說」。章太炎自己也說：「蘄黃間有君子告餘曰：……於是知餘所集者，猶未周備」。
為了傳播國學，章太炎廣收弟子。雖然在《章氏國學講習會簡章》中明確要求求學者應有一定國學造詣，且要由名人或教育機構介紹方可報名，之後還要進行筆試，但實際並未執行。因此，竟然出現500餘人聽課的場景。其中，聽課生（非正式生）佔了絕大多數，有的甚至佇立於窗外聽講。章太炎沒有門戶之見，即使學生來自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師門也不在意。例如劉文典的本師為劉師培，其時與章太炎由於《上端方書》一事關係決裂，但章太炎仍然收其為弟子，並對「劉先生的學問推崇備至」。這樣的身體力行，也被其弟子所繼承。如姚奠中是研究諸子的大家，「但他所帶的首屆十一名研究生卻並無一人以此為題。」
國學博大精深，若想達到最佳效果，必須因材施教。章氏弟子中年齡大小懸殊，水平各有差異，因此章太炎實行分班授課，分預備生、正科生與研究生。預備生「由章夫人湯國梨任總教長和班主任」。數位章門高徒，如諸祖耿、湯炳正等擔任講師。著作經審定或「經過專門考試」 的，可以錄取為研究生。正式研究生有7名，由章太炎私下指點傳授。正科生則住在校舍中，與所有學生（包括聽課生）一起聽講，研究學術。
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所辦有刊物《制言》，為半月刊，由章太炎任主編。其創辦目的在於講習會時「言有不盡，更與同志作雜誌以宣之，命曰《制言》，竊取曾子制言之義。先是集國學會時，餘未嘗別作文字；今為《制言》，稍以翼講學之缺」。在刊物上發文探討，是章氏晚年設計的一種國學教育輔助方式。雖訂閱者少，但影響不可小覷。每期都有章太炎的文章，除了補充講習會的內容，還擇優刊登弟子文章。「在學會的學術專刊《制言》上發表文章的人很少」，多數人只能發表一兩篇。
身教重於言傳。章太炎在課上課下的治學態度與方法成為其弟子的榜樣。課堂上，他對教學內容胸有成竹，不帶講義或參考書，僅利用口述以及板書上課。 「《說文》《爾雅》背誦全文，即對《漢書》顏師古注，亦如數家珍。」 這種勤奮的精神也被其弟子效仿。弟子姚奠中一直將《老子》《莊子》置於案頭，「你問他什麼，他能隨口給你背出來。」 章太炎的嚴謹治學也被眾多弟子繼承。「章氏國學講習會期間，凡先生講課，學生皆有筆錄，課後即互相對校；先生講課，旁徵博引，學生下來必查讀原書，態度皆極認真」。聽講記錄出版時，他堅決反對署名，因擔心為「後學帶來一些多餘的糾葛」 。他提倡治學時應有虛懷若谷的情懷，要求學生「以愚自處」「當如童蒙」，達到古人倡導的「學、習、博、精」的治學之境界。「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 他有時較為極端，行事易受政治立場的影響，如對康有為的鄙夷主要在於康支持清朝而他排滿。再如他對甲骨文持懷疑態度，主要是由於甲骨文出土時間較晚，且對收藏者之人品不信任。「民族氣節可以不講，國土可以出賣。出自這類人物之手的東西，教我怎信得過？」 雖然這有失偏頗，但其嚴謹治學的精神還是深深影響著弟子。
章太炎反對白話文，但在國學教育中並不墨守成規，而是以各種方式鼓勵學生創新。作文由學生自己選題，如果學生對所選的題目沒有把握，可以向先生請教。只要方向適宜，「先生總是抱鼓勵態度」，以此來調動學生的能動性。他常說「治學如無主動性，就決不會有創造性」。他鼓勵學生自成一派。晚年常說「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而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學生獨立思考，有自己的創見，不因循上輩之知識，這都是他所樂見的。「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發明者為貴，不主墨守。」他認為學海無涯，後輩理應超過前輩。即使學習西學，也須保持獨立思考，才能有所創新。僅僅對前人亦步亦趨，甚至抄襲，都不是治學之道。對於西學，他主張「合中西之言以化民」。但是，在講習會中並不開設相關課程。他擔心年輕學子會因為新奇，而更偏向學習新學，忽視國學，因此認為只有利用平易之道，才能將之導入正軌，幾十年後才可與西學調和。這種擔心在今人看來雖有過慮之嫌，但從促進國學普及的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章太炎對於國學教育的態度相對客觀，既不過分誇大也不過分貶低，更不因他國或他人之詆毀而妄自菲薄。他反對兩種「偏心」，一種是「對著本國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採」；另一種是在本國的學術中，只看重自己的研究領域，輕視他人研究領域，「並且還要詆毀」。以上兩種，他認為都不利於國學的傳播。在國學教育中，「學生本是一塊白絹，只是聽老師的話。」因此，對於老師他要求有自主意識以及學術自信。「施教的人卻該自己有幾分注意，不該聽別人的話。」
通過對章太炎國學教育特點的思考，可以得出以下幾方面印象。
（1）章太炎一生致力於國學教育，對自己的學術理路以及治學方法十分自信，具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希望以國學喚醒國人的強國意識。1903年，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捕入獄，以為要命喪獄中，感嘆：「上天以國粹付餘，而今若亡，則國故民紀，絕於餘手，是則餘之罪也。」 1913年至1916年期間，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再發「吾死以後，中國文化亦已矣」之感嘆。由此，發願「若天假吾年，見弟輩大成而死，庶幾於心、於前修無負矣」。其出獄之後，踐行「世衰道微，有志者當以積厚流廣，振起末俗，豈可獨善而已」，開始設國學講座，廣納弟子，教學相長，促進學術。
（2）他明白國學教育不可盡其文，但可示其道。因此，不論課堂內外，皆言傳身教。課堂內，以實例展示求是之過程，望其弟子能仿其治學之道。他要求學生背誦經典，但不局限於效仿先賢。能夠自我梳理所學知識，形成框架。「要令舊術之繁亂者，引以成理。」 其對學生治學方法的要求十分嚴格，這有利於國學的傳續。
（3）為保持國學源流綿延不絕，必須創新。章太炎營造自由的學術氛圍，調動學生的創造性與主動性，期望學生能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自成一家。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效仿先秦私學的自由組織形式，一方面保證希望學習國學之人不被拒之門外，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藉此形式復歸百家爭鳴的局面。由此，他眼中的國學人才應「兼求新識」。「從章太炎自己對國學的分類標準和方法也可看出西方文化對其的影響。」 顯然，他對國學創新有自己的見解，希望能培養出自成一家的國學人才，將國學發揚光大。
（4）章太炎倡導國學，希望借國學以強國。他曾說要救國「第一要有感情，沒有感情，憑你有百千萬億的拿破崙、華盛頓，總是人各一心，不能團結」。他希望借國學，凝聚起民族自豪感，從而團結一致，共同對外。他以國粹中的人物事跡激勵國人，並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與同時期康有為提倡名教、尊孔復古不同，與梁啓超的調和中西的折中之法也大相逕庭。在章太炎看來，只有具備一定的國學功底之後才能和西學融合。因此，在章太炎的國學講座中，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以及人物事跡總是貫穿其中，但也不乏與西學的比較，重點還在於突出國學的地位。
出於強烈的使命感，章太炎廣泛傳播國學。他抱著國學強國的目的，講學授課，促進學術求是之風之擴展，以人物事跡等來提升道德，並貫穿典章制度。他以身垂範，傳授治國學之道，以求是辯論促進學生的學術成長。同時，因材施教，提高國學教學效率。在實際教學中，他鼓勵自由學風，提倡學生獨立思考，自成一派，成為新的「大國手」，以使國學進一步提升。弟子在其影響之下，治學嚴謹又不守陳規，敢於創新，獨立思考，始終關注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此外，其倡導的國學教育對國學的普及與傳續也具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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