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國學」究竟是什麼？恐怕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楚。國學可大可小，小到詩詞歌賦，大到儒釋道，凡是跟傳統文化能扯上關係的學問，通通可以被納入國學的範疇。以至於當今許多人調侃說，國學是一鍋大雜燴，能放進來的食材，最後都可以被有心人烹飪成美味，至於有沒有營養，親身嘗一下便知。
不可否認，國學是一套完整而豐厚的文化學術體系。一生深居簡出、苦心孤詣，能在這個體系裡掌握了多種學問，有很深造詣，並且德才兼備的人，方可被戴上「國學大師」的桂冠。如，近一百年來，王國維、章太炎、梁啓超、胡適、蔡元培、馮友蘭等人，在各自的學術領域都是開宗立派的人物，他們通過觸類旁通，熔古鑄今，打通了不同學問之間的界限，創造出許多耀眼的學術高峰，他們被公認為國學大師，沒有什麼異議。
國學大師就像延綿不絕的山脈，不但崇高，在多個獨門學科上創造了讓人仰視的高峰，而且胸懷博大，包羅萬象，審視起來有縱深感，深不可測，一眼看不到邊。
如奇峰兀立那樣，在獨門學科上創造出高峰的人，學術成果顯得過於單一，難以成為服眾的大師，充其量是一位著名學者。
在當今學界，若論起學問，季羨林（1911年——2009年）絕對稱得上是最有分量的著名學者之一，從語言學、翻譯、佛學、歷史學，再到文學、國學和教育，跟人文學科有關的許多領域，他多有涉獵，並且成就斐然，著作等身，當今學界能跟他相提並論的學者，確實寥寥無幾。
再加上他活了98歲高齡，德高望重，把他定位為當今文化界的楷模，是沒有任何爭議的。
但要把他說成是文化泰鬥或國學大師，就值得商榷了。因為他的學術成果不足以支撐起這樣的榮耀。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季羨林是以語言學家的身份著稱於世的，他精通漢語、德語、英語、法語、俄語、阿拉伯語、吐火羅語、南斯拉夫語、梵語等12種語言，是當代不多見的語言學天才。
能掌握這麼多語言，源於他在20歲就考取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大學四年主修德語，課餘時間一邊堅持用德語寫作，一邊翻譯德語作品。
或許是接觸外語較早的緣故，以至於讓他在後來的學習中，把大量精力和時間用在了外語的學習上。尤其從1935年夏季開始，24歲的季羨林有幸進入德國哥廷根大學深造，時間長達10年。這次留學，直接開啟了他在語言學上的天賦，讓他探索到了可以同時攻讀好幾門外語，並把每一門課程學到盡善盡美的好方法。由此，他用這十年光陰打下了遠遠超過同時代學者的深厚的語言學基礎。在後來，他發揮自己語言學方面的優勢，是水到渠成的事。
連季羨林自己也承認，在德國留學十年，他除過鑽研語言學之外，對其它學問幾乎沒有涉獵過。在研究梵文時，需要對印度的古典文學選讀一些，就像研究漢語時必須要閱讀唐詩宋詞元曲一樣，但他身在異國他鄉，留學時間有限，為了爭分奪秒地攻讀語言學，他連閱讀課外讀物的時間都擠不出來。
靠著這份刻苦精神，到1945年回國之際，他終於把自己打造成一位精通多種語言的專家。
以後的研究成果也證明，季羨林一生的重要學術貢獻，多集中於語言學方面，在古印度語研究，吐火羅語研究，佛教史研究，比較文學的研究，以及印度語文學名著的翻譯等領域，他都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尤其在吐火羅語研究和佛教史研究方面，如，他的學術著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以及對《彌勒會見記》的翻譯和研究，都非常具有開創性，填補了我國在這些學術領域的空白。因這些學術成果的流傳，他註定會留名青史。
然而，這些學問很難跟傳統國學扯上關係，它們跟國學，完全是兩個體系的文化。
如果把季羨林看作是國學大師，不但對同時代的其他國學大師不公平，對季羨林自己也是不公平的，大有冤枉季羨林的嫌疑。就像某人本來是一位優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卻要逼迫人家去彈奏鋼琴，豈不是強人所難？也會凸顯出是非不分的常識性錯誤。
當外界把季羨林定位為國學大師和文化泰鬥，經常向外宣揚時，連季羨林自己都覺得很反感，因為他有自知之明，身上流淌著民國文人的遺風，非常看不慣那些釣名沽譽之輩，他不想在歷史長河裡被千夫所指。
在2007年，藉助隨筆集《病榻雜記》出版之際，季羨林終於站出來為自己澄清了，他難以忍受被人誤解，不喜歡自己的身份被外界張冠李戴。他用自己的學問，向人們解釋了國學究竟是什麼？什麼樣的學者才對得起「泰鬥」的稱謂。
他進一步昭告天下人：請從我頭頂上把「國學大師」、「學界（術）泰鬥」、「國寶」三項桂冠摘下；洗掉泡沫，還我一個自由自在身。
這就是真實的季羨林，一生命運多舛，卻心直口快，敢說真話，不怕得罪人。這才是一名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值得當今所有學者去仰望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