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激烈派第一人」劉師培投降清朝,寫下五策,今天也可看

2021-01-08 說書人國師

1908年,劉師培的名字作為兩江總督端方的隨員,登載在各大報紙中,蔡元培等革命黨人這才確定「此人之變節殆已無疑」。後來,劉師培擔任「直隸督轅文案、學部諮議官」,成了清廷的一名幹吏。

劉師培這個曾經號召「打破世界的枷鎖」,又曾經給《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作序的人,竟然轉身投向了腐敗、腐朽的清王朝,這樣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更成了革命黨人之間風聞的恥辱。

後世的學者大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的嘆息,劉師培為何要「叛變」?這其實是那一代學人共同的迷茫,甚至說是不少學人共同的選擇。

劉師培出生在一個名門世家,幾代人在一部《春秋左氏傳》上訓詁考據,終於勾勒出我們現代人對《左傳》的集體印象。他8歲學《周易》、12歲讀完四書五經、18歲中秀才、19歲中舉,20歲那年落了榜。

不過「一戰」進士落榜也沒什麼丟人的,倒也不會對整個體制灰心喪氣。不過20歲那年他認識了章太炎,兩人都在經學上有很深的研究,可謂是一拍即合。後來蘇報案中,章太炎被逮了蹲了大牢,劉師培見好友身陷囹圄,自己的政見也起了很大的動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可能出於皈依者狂熱和年輕氣盛,劉師培參加革命後變得十分激進,整日喊打喊殺。

他一度想要動武,參加了拒俄義勇隊,打算在日俄戰場上和俄國人狠狠的幹上一架;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跟著蔡元培籌措暗殺計劃。言論上也非常激烈,被當時的人們稱作是激烈派第一人。

不過說實在的,劉師培確實沒去幹成這些事情,要不然歷史上他就真成革命烈士了。

東渡日本之後,劉師培的思想更左了。當時社會主義的思想已經在文人之間傳開,劉師培夫婦在日本創刊《天義報》、又組織了社會主義講習所,基本上是近代中國最早開始宣傳社會主義的一個團體,劉師培的老婆何震也組建了一個主張激烈的女權主義團體。

此時的劉師培帶有極大的理想主義和道德責任感,體恤農民、老百姓,對清廷的腐敗深惡痛絕。這樣的情緒讓他的思想更為激烈,他想追求無政府主義,要一步到位的「實現人人平等的無政府主義」。

現在看來肯定是不科學的,但劉師培的思想轉變卻也能體現那一代年輕人的思想選擇,而他的後來叛變也體現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糾結。

革命和改良一直是在賽跑的過程,他們不斷的爭取中間階層的支持,但政府如果能改良,誰還會去不要命的革命呢?尤其是對於具有「軟弱性」、「妥協性」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 他們天然的對改良抱有好感,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參加革命的。

清末十年,新政的範圍和幅度越來越大,這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革命黨人離開了革命的陣營,投向了體制內部。劉師培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

關於劉師培的反目,大多數的觀點認為這跟革命黨內部的矛盾有關。首先是劉師培和章太炎的分道揚鑣,這種觀點以《清儒學案新編》為代表,認為劉「少年氣盛,在學術上不肯讓人,而太炎自視藝高,目無餘子已久,兩人相遇,不肯相下,霄小於其間易於為功,於是齟齬生,而申叔(劉師培)走」。至於誰是霄小,作者暗示就是清政府了。蔡元培也認為劉師培反水是有人買通了他老婆,劉師培這人又怕老婆,枕邊風再加上大逼兜子甩過來,吃不住就反了水。

再有就是革命事業的低潮。當時章太炎所辦的《民報》經費捉襟見肘,孫中山拿了日本政府一筆資金,卻沒給《民報》撥款多少,搞的章太炎捉襟見肘,只能給一些雜誌投稿維持經費。這筆資金中反而有一大部分不翼而飛(事實上是資助國內起義事業了),章太炎脾氣暴躁,直接公開反對孫中山,是為章太炎反孫事件。 革命黨人內部的爭論給大家的印象很差,章太炎嘴巴很刁,罵的孫中山是狗血淋頭,不少人都信了。

而且隨著國內改革事業的進步,尤其是在1905年後許多東西全部上馬,中央體制改革、地方自治的試點等等,這都讓許多人看到了希望。

1908年劉師培才不過24歲,放到現在研究生都還沒畢業,年少思想上不堅定、有幾次波折還是很能理解的,我個人比較認可他看到了清廷內部改革的希望,同時又看到了革命事業的不切實際,於是傾向於改良。

身為革命黨「激烈派第一人」的劉師培投向清政府,向端方寫了一封洋洋數千言的信,正式宣布了投降。

我們如果仔細研讀劉師培寫給端方的「投名狀」,不得不感嘆這位青年思想底蘊之深厚,看問題之深遠,這五條建議可謂是鞭辟入裡,即便是今天讀來也非常有借鑑意義。

我這裡稍做一個概括陳述。

第一,建議朝廷恢復孟子以來的民本思想傳統。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不管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清末新政,都是在主張「富國強兵」,造出多麼牛逼強大的武器和軍隊,卻將絕大多數的老百姓邊緣化了,改革的成果沒有分享給絕大多數老百姓,導致老百姓離心離德,遲早會出問題。

第二,要抑制豪強。清末七十年將那些新生的紳商(民族資產階級和傳統地主)視為「民」的主體,他們的民意才是民意,可這些人假借地方自治的名頭「舞弊犯科,武斷鄉曲,假公益之名,斂貧民之膏血」,這點也很重要。經過工業化的入侵,鄉村的良紳大量湧入城市,導致鄉村被土豪劣紳佔據,致使絕大多數人生活的鄉村其生存條件越來越差,如果不解決劣紳問題,就是不解決是蛋糕給誰分的問題,越改革,民生就會越來越凋敝。

第三,要做實質性的改革。這一點也很重要,後人批評清末新政就是在中央做各種官僚機構的加減法,名頭改來改去,讓人頭暈眼花,但實際上還是原來那一套。經費越花越多,事情沒做成幾件,時間越長,民生越凋敝。

第四,要重視農業。既然說要讓改革的成果惠及民生,就應該切實的從農業方面入手,再加上中國以農立國,如果將大量的資源傾向於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工業,那麼老百姓的困苦和國家的凋敝更會日復一日,民國後來的財政危機正是體現了這一點。

第五,「澆德不可長」。所謂的「澆德」是西方的道德,即社會達爾文主義,即「醉心於功利之說,不以自利為諱言,只認生存競爭為天理,以致放肆恣睢,縱慾敗度。」他並沒有說要完全的恢復傳統的道德,只不過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崩壞,確實令人惋惜。在同一個時代,馬克吐溫筆下的美國是一個物慾橫流的「鍍金時代」,人人拜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崩碎,我想劉師培和馬克吐溫這時候想的也差不多。

總之,劉師培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又結合了革命思想,糅合現實給出這麼五條策略是非常鞭辟入裡的,現在看來也是非常有價值的,這也是近現代第一批知識分子,基於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給朝廷提意見,具有很大的思想史上的意義。

現在想想端方可能也就噹噹奇文看看,是不會接受這些建議的。後來他把劉師培當做一個針對革命黨的「偵探」,同時又給他了一份教職。1911年端方被四川新軍所殺,劉師培也被俘,本該是處死的。但他那些老朋友章太炎、蔡元培卻給他竭力求情,免了殺身之禍。

照理來說,當時有很多革命黨人也是回到國內,進入了體制內,但革命的思想在他們的心中也算是種下了,直到有一天清政府徹底失去人心才爆發。可劉師培不知道怎麼的,徹底的轉向了保守主義。

1909年,劉師培寫下了《秋懷》一詩歌,其中有「況我失路人」一句。以前許多專家覺得這劉師培是對反叛革命後悔,但如果看結合他人生的後半段,不免覺得這「更可能是對之前革命行為的悔悟」。

後來,劉師培成了「籌安六君子」之一,是復闢帝制的元兇;後來在蔡元培「兼容並包」的辦校思想下,在北大擔任教師,扛起了新文化運動中右翼保守主義的大旗。

這個曾經激烈的少年,如何落到千夫所指的地步?我想這是一個需要思考和共情許久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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